“人性”与“神性”的抗争———从《巴黎圣母院》、《红字》、《荆棘鸟》看西方宗教下的爱情悲剧

【摘要】在西方文学长廊中,有一群引人注目的神父形象:《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红字》中的丁梅斯迪尔以及《荆棘鸟》中的拉尔夫。他们从小接受神学教育,修身养性,对上帝有一种狂热的虔诚和笃信。但他们毕竟是肉体凡胎,呆板的教规只能暂时地禁锢他们的心,一旦那个能在他们心中掀起轩然大波的女神出现,他们灵与肉的平衡便被打破了。在禁欲主义的压制下,这些神父的爱情往往伴随着神性与人性的抗争,体现了宗教与爱情永恒冲突的主题,被赋予了爱情悲剧美的内涵。

【关键词】宗教;人性;神性;爱情;悲剧

在西方文学中,有三部小说可以说在取材上不谋而和: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领袖雨果的《巴黎圣母院》,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大师霍桑的《红字》,以及20世纪澳大利亚女作家科林·麦卡洛的《荆棘鸟》。这些作品都表现了宗教人士的神职与人的自然欲求的矛盾冲突,揭示了宗教对人的戕害和精神扭曲。

一、教士的神性

1.基督教是西方国家最主要的宗教信仰,西方一些基督教学者曾把基督教奉为“西方的文明”,柏拉图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是其正宗而权威的信仰源头。蒂利希曾说:“基督教力图使它的教义被有教养的罗马人所理解和接受时,柏拉图的体系乃成为它的思想宝库。”[1]柏拉图的学说尤其是灵肉二元对立学说,被基督教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柏拉图高扬灵魂,鄙视肉体,认为肉体是不完善的,是灵魂的桎梏,而灵魂却是不朽的。他在《斐德诺》对话中作了有趣而详尽的论述:灵魂的“羽翼的本性是带着沉重的物体向高飞升,升到神的境界,所以在身体各部之中,是最接近于神灵”[1]。如果灵魂不被肉体的罪恶所污染,不断追求超越,就能获得永恒的幸福;而如果灵魂迷恋于感性世界,则只会被囚禁在肉体之中。二元论造成的灵魂和肉体的分裂是难以弥合的,信徒们从信仰中首先得到的是罪感,而罪感的根源又在于自身,那么修身律己首要的戒规便是对性的约束。这种思想的直接后果便是禁欲主义。

2.三部作品中,克洛德、丁梅斯迪尔、拉尔夫可以说都是上帝所选出的优秀代表,一方面他们博学多才、学富五车,是时代的骄儿;另一方面,他们跟大多数教士一样,都深受禁欲主义的毒害。《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自小接受宗教神学教育,自觉地远离繁华的尘世生活,疏远欢乐的人群,将自己紧紧地裹在黑色道袍中,生活的全部内容是祈祷、学习、斋戒、灭欲、祈祷书、拉丁语、希腊语词典就成了他的伙伴。他不仅自觉地奉行禁欲主义,而且认为如果一个神职人员放松了对自然欲望的约束,就会变成上帝的敌人,只有在“斋戒、祈祷、学习和灭欲”中,才能得到快乐。他不近女色,只要听见女人衣裙的婆娑声,就会马上把风帽拉下来遮住眼睛。他还向主教提出“任何妇人,无论老幼贵贱一律不许进入修道院。”[2](P140)

《红字》中的丁斯梅迪尔同样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他曾就读于英国一所有名的大学,善于词令,严于律己,充满了宗教的热情。“为了使现实生活的粗俗不致侵害和蒙蔽了他精神的明灯,他时常彻夜不眠地施行祈祷和斋戒。”[3](P95)

《荆棘鸟》中的拉尔夫出生于古老的爱尔兰贵族家庭,按照惯例当了一名教士,从神学院毕业后,担任了澳大利亚基兰博地区的神父。他忠实地履行着神职,为了能成为一名完美无暇的教士,他抛下了自己一切抱负、所有欲念。他曾立下神圣的誓言:要“不受红尘俗物的干扰——没有女人爱欲,没有对金钱的迷恋,也没有因为要听命于他人而于心不甘。”[4](P47)将至死做一个教士。

3.由于时代的不同和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他们对于上帝的态度以及在为了成为一名好教士所做努力的侧重点上,又是有所不同的。

克洛德突出特点是对于知识的狂热,为了做上帝的优秀选民,他求知聚宝,如醉似狂。他专心致志于神学事业,凭着他的聪明和勤奋好学,他不仅吃透了形形色色的教令,还研究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精通天文、地理及医学。16岁时,其学问就超过教堂神父和神学博士,18岁时

经受了四大智能(推理、判断、记忆、想象)的考验。由于才华出众,20岁就当上了神父,成为圣母院最年轻的教士。然而,克洛德虽贵为教父,实质上却是一个背着十字架的魔鬼,这不仅仅在于他淫秽、不纯洁,还在于他曾背叛上帝,致无辜者于死命。他代表着中世纪,整个中世纪的黑暗势力既以他为仆人、工具,又听命于他,为虎作伥。丁梅斯迪尔也是极有学问的人,他的“崇高、伟大”似乎更多是因为他给周围人群带来了心灵上的安慰和鼓舞,以及他发自内心的对上帝的虔信。“每次布道,他那缓缓动人的天使般的言辞便从口中流出,这些言辞在他苍白清秀、虔诚善良的面容和情绪的带动下,流入了听道者的心中,照亮了他们至善的道路。他把当代的学识都带到那荒野森林地里来……人们把这位年轻的牧师视为神圣的奇迹,他们把他想象为上天派来的使者的代言人,传达智慧。在他们看来,就连他踏过的土地都是神圣的。众多处女为他牺牲了情欲,愿永保贞洁,许多老人叮嘱儿孙死后要把自己的尸骨埋在他的身边。”[3](P65)从某种意义上说,丁梅斯迪尔以自己学识的渊博和对宗教的虔诚给了这个世道上的人们以某种慰藉,他是一个真正的教士,一个真正的宗教家。

与丁梅斯迪尔相比,拉尔夫亦称得上是一个虔诚的教士,他在澳大利亚基兰博当神父时,他成为了教区居民的一个巨大精神支柱。然而,他更是一个充满权欲的野心家。这个野心家并不满足于在一个小地方耗费自己的青春,沉稳的外表也掩盖不住内心涌动的对于权势的渴望,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终于跻身教会上层。作为20世纪当代神父,他的身上还体现出了一些以前的教士所没有的时代特征。他掌握几种语言,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利用自己的交际才能说服了凯瑟琳将军,让罗马成为不设防的城市等。并且,他还很有经济头脑,是个相当不错的商人。他看准澳洲由于天灾而经济形势不景气的时机,购买土地、牧场和房屋建筑,还看到经济萧条总会结束;战后,他有力地支持了澳大利亚的移民计划,使千万名无家可归的人在新的国度生存下来。他以自己的品行和魅力,给教会带来了荣誉和财富,成为教会的中坚力量。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拉尔夫可说是他们中最出色的一位了:支持移民计划,给无家的人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慰藉;大搞商业投机,为教会和自己赢得财富和荣誉;保护罗马,即保护了人类文明的精粹。当然,这是时代所提供的优越条件。

实质上,克洛德、丁梅斯迪尔、拉尔夫都是天生的神父,上帝是他们的导师,天国就是他们光明的归宿。这些世间的牧羊人,可谓屹立在神与人之间,不断洗涤着自己的灵魂,自以为是地踏上了一条朝圣之路。

二、人性的复苏

教士们虽然是一类特殊的人群,但他们毕竟是肉体凡胎。别林斯基曾指出:“每个人都是包括情欲、感情、愿望、认识的独立的特殊世界。每一个人的个性如果是普遍事物的表现,他就会渴求亲人的同情,爱情战栗般的陶醉,友情温暖的幸福,就会渴求感情的骚动,生活的风暴和险恶的考验,对障碍进行斗争。”[5](P522)所以,作为活生生的人,教士们也会有人性的自然萌动,虽然这人性久被压抑,但一旦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就会如洪水冲破堤防,一泻千里。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对待异性亦即自我情欲的态度上,尤其在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身上,这一点得到了很好的展示。

1.克洛德自己就承认情欲引起的心理震动:“我也想解开将我这个可怜人拴在神坛冰冷的石头上的铁链,但是斋戒、祈祷、学习和修道院的灭欲制度又使灵魂作了我的主人,此外,我只能打开书本使我脑子里一切不法的烟雾在科学的崇高面前消失。”[2](P241)由此不难看出,克洛德的情欲其实早已苏醒,他只能始终以神职需求来规范自己。当美丽、纯洁、善良的吉普赛少女爱斯美拉达出现在巴黎街头时,他对于上帝的虔诚、对于禁欲的奉行立刻土崩瓦解,他的一切束缚、努力化为泡影,那美丽的叫人睁不开眼的身段,那漂亮的令人璀璨夺目的脸蛋,那让人神魂颠倒的舞姿,那令人摄魂动魄的歌声等等,令他心醉神迷。这一切激起他作为人的自然要求,灵与肉的平衡被打破了,他凄楚地喊道:“究竟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啊!”[2](P380)在经历了数不清的折磨和坠入地狱般的恐惧后,爱的力量终于以雷霆万钧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