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英国人眼里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一个英国人眼里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一个英国人眼里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628 次点击4 个回复cg2 于2003/10/10 8:50:05 发布在凯迪社区> 猫眼看人历史原生态的展露

一个英国人眼里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张功臣今年是庚子事变100周年。整整一个世纪前，也是这样一个燠热少雨的夏天，自山东发祥，短短一年里就席卷了整个河北和天津的义和团运动，终于蔓延到了北京；从1900年6月20日起，已拥入京城的义和团大队人马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和教堂，呐喊声和枪炮声持续了五十五天，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了这里。作为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重大历史事变，义和团运动及接踵而至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事件一直是后人学术视野中的一个亮点，在它们跨越百年之际更是备受关注。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的策划，上海书店出版社陆续推出的“外人眼中的近代中国”丛书之一种《庚子使馆被围记》恰在此时出版，为我们回顾和思考近代史上这惊心动魄的一页，提供了一种别有意味的视角。对于庚子事变，当事的国人与外人多有记载，英人普特南·威尔著《庚子使馆被围记》，是一册记述作者在义和团攻打北京外国使馆、教堂，及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经历与见闻的日记体实录，属于别出心裁之一种。普特南·威尔就是清末民初名

盛一时的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华记者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关于他的在华新闻活动，笔者在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提交的博士学位答辩论文《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中，曾略有评介。他是早期英国来华传教士的后代，于1877年生于宁波，父亲辛盛时任中国海关税务司，主管甬城海关税务。辛普森长于江南水乡，少年聪颖，青年时代曾赴瑞士留学，除英语外，还能操流利的法语、德语和汉语，学成回华后继承父业进了中国海关，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署当了一名小小的录事司，专事案头文牍。当两万名义和团民将北京内城团团围住时，东交民巷使馆区内集聚着九百余名外国人及两千中国基督徒，在这一批混杂的、地位不同的、焦灼不安的人们中，有三个人因报道这一事件一时间声名鹊起，后来都成为驻华记者中的风云人物：一是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一是《芝加哥记录报》记者科尔特曼(Robert Kerterman)，他们说服一个信基督教的中国信使混出城去，传出了他们的新闻电报，从而使世界第一次知道了各国驻北京使团人员“境遇的严重性”；而辛普森则根据亲历亲见亲闻，逐月或逐日记录了他眼中的义和团运动及各国使馆被围期间的内部情

况(《庚子使馆被围记》在事变结束后数年才公开发表，原名《有欠谨慎的北京来信》)。据辛氏自称，民国时期在北京建立的“莫里循文库”中，收有记载庚子事变的英文书籍就有

四十三种之多，“然大半皆有所隐讳或不完全”，唯此书因直率的记述而被莫里循视作例外，并为后来各派义和团运动研究者所重视。庚子事变之际，辛普森刚满23岁，尚未加入职业记者行列，但已开始为英国报纸撰写各种中国报道，故他笔下叙述的人物、场景及事实，因为新闻职业的要求，常带有比较特别的视角。虽然在事变之初他还不可能有“一千九百年北京之夏，在世界史上必永远留存”(原书序)这样的认识，他的逐日记事更多地出自一个青年人热衷写作的本能，但从记事的开篇(1900年5月12日)叙述自己风闻义和团将入京时的感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英国报纸的业余通讯员对此事件还是相当敏感的。在描绘了北京5月的风沙和炎燥的气候之后，他这样写道：“当此之时，有一新发生之事，如一缕微云起于天末，其后将浓罩大地，使人间成阴翳之世”。这是辛氏理解和评价义和团运动的一个基础，在此后两个多月的记述中，从叹息租界里“游谈宴会、驰击马球”之平静生活被打乱，到诅咒围困生活之艰苦难熬；从个人性命能否保住的近忧，到大英帝国在中国利益与地位受到动摇的远虑，他对义和团自始至终是持一种坚决反对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显露在充满了仇视、攻击和污蔑之辞的记事文字里，还更多地表现于使馆被围期间及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他本人的种种劣迹中。东交民巷被围后，辛普森积极加入了使馆组织的卫队，白天修工事、筑堡垒，晚上巡逻

放哨，甚至拿起枪来参加了多次战斗，几经死里逃生。他的记述中有不少篇章是以炫耀的口吻描写自己作战经历的，其中有一节(7月10日－14日间)写他在困守中为打发“枯闷无味之工”，找到了一种“消遣之法”——每至正午阳光酷烈、人困马乏时，躲在工事里狙击出来活动的义和团民。有一日他越过防线，接近中国大营，在肃王府的外墙处连续击中了三个正在做工的义和团。当他看到其中一人“黄背之上红血汩汩而流，登时倒下，手足一伸，其命遂毕”时，也觉得“可谓残忍已极”，但这种偶尔的“慈悲”并未妨碍他后来参加冲锋、巷战和阵地战，更加肆无忌惮地屠杀义和团。当其此时，他已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在描写个人经历的同时，辛普森更以大量笔墨详细记录了他对义和团运动的观察，同时也较少掩饰地写出了他所认定的史事真相和个人感受，为我们解开对这一段历史的诸多疑惑颇有裨益。如义和团与洋兵进城的时间顺序、事件升级的起因、为什么使馆和教堂被围近两月而终未能攻破等等，都是历来争议很多，也直接影响到评价义和团运动性质及意义的大问题。据辛普森的记载，英、法、俄、意、美、日(德、奥因故尚未到)各国第一批卫队数百人，是于5月31日开进北京的，直到6月4日，才有拳民陆续从“哈达门”进城。此后，义和团在京城内还未有公开活动，但已出现了一些局部冲突，如“有使馆学生数人，驰马于城边之沙地，公然有执枪者围攻之，

数人力鞭其马，并放手枪，始免于难”(6月9日)；数日后，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出门散步，见两个“头扎红巾、腰系红带，手腕及腿亦皆缠以红布”的拳民乘骡车从使馆路上驰过，遂举杖追逐击之，擒得一人(6月12日)；拳民火烧礼拜堂及城内部分洋房后，洋人起而开枪，大规模冲突由此开始：“十四日之下午，克林德男爵带领水手一排行于内城之上，见下面沙地有拳民练习，即毫不迟疑发令开枪……拳民死者约二十人”，当日，为解救被义和团捕于一庙中的教民，洋兵又大开杀戒，“杀于此者，至少有三十人”(6月16日)。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先有列强在中国土地上挑衅屠戮，后有义和团围攻教堂和使馆之举的事实真相。再如，义和团围攻西什库教堂及东交民巷使馆两月不下，是拳民“愚蠢怯懦”而洋人“英勇善战”，还是另有其故?抑或如辛普森所言：“盖中国人乃在能杀之时而掣其刃，非其力不能也”?对此，辛氏在他的记事里明确指认了清廷与使馆频繁书信往来，以各种照会同洋人议和、出卖义和团的若干事实：在围攻第五日，就派人打出了“奉上谕保护使馆，即刻停止攻击”的休战白旗(6月30日)；在他看来，使馆久攻不下，是因为军机大臣荣禄“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而北堂始终未破，亦是清廷“与法教士友谊甚好……与其所施于使馆同”之故(7月16日)；在往来照会中，清廷还十分关心困守使馆的洋人们的生活，当洋人答以“予等居此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