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严监生

小说《儒林外史》［1］刻画了儒林群像，其中的严贡生、严监生兄弟，一贪一俭，都追名逐利，但他们的手段却不尽相同。

严贡生所追逐的名声，是在所谓儒林中的名声。在与官吏、士人交往的过程中，始终戴着一副道德的面具，一出场时就向张静斋和范进二人标榜自己“为人率真，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然而，言犹在耳，仆人就来报告他豪夺王小二家猪的事情。在读者面前，作者给了他一个实实在在的大耳光。可这个耳光还不够响亮，毕竟张、范二人与严贡生只是初次见面，不了解他的底细，所以，严贡生有进行狡辩的余地。当王仁、王德与他论及此事时，严贡生还想虚张声势地说些场面话，但二王对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非常知根知底，毋庸多言，只一句“凡事还是厚道些好”，就扯落了他道貌岸然的假面具。严贡生此时被不显山不露水地揭了老底，在两个儒生面前竟害起羞来，“把脸红了一阵”。

但凡对自己有好处的事，严贡生绝不放过。大吃大喝对自己有好处，他就照此进行。虽然他家里“寸土也无，人口又多”，但是却照样吃鱼吃肉：“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的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没钱的时候，还“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当初分家时与老二是“一样的田地”，但严贡生“白白都吃穷了”。

严贡生并不在官吏、士人中直接取利，而是采用间接手段。对他有用的人，他极尽努力，进行笼络与巴结。在书中，严贡生的出场，就是拎着装有美味的食盒，来宴请尚素不相识的张静斋和范进二人的。最终，靠着亲家周学道的路子，他打赢了遗产官司，也谋得了一官半职，可以说取得了不小的成功，日子竟然过的有声有色。然而他的慷慨也只限于对他自己和对他有用的人。严贡生对于不能帮助自己仕进的人非常吝啬，王仁王德兄弟“一年中也要请他几次，却从不曾见他家一杯酒”。

严贡生直接取利，是从百姓身上。他唯利是图，并不顾惜自己在百姓中的名声。他“综合运用劣绅的权势、讼棍的狡诈、无赖的手段、骗子的伎俩为非作歹,是攀附在封建官僚制藤架上、植根于封建宗法制土壤里的一只毒瓜”［2］。

严贡生对于百姓，稍有瓜葛，便生出侵渔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霸占王小二家的猪，讹诈黄梦统借银利息，与周府结亲时强要仆人用极低的价钱去雇吹手，结亲后回乡时设计赖掉船钱。凡此种种，作者用春秋笔法一一道出，并不着半点议论。但在读者看来，严贡生实在是劣迹斑斑。

严贡生在严监生父子相继病亡后，“正经主儿”没了，其归属权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便出手抢夺遗产。他觉得，弟弟留下的偌大家财断不可便宜了与严家并不相干的赵氏。严贡生的出场，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其实是有着一些名正言顺的成分的，从他最终能够打赢官司的结果来看，也确实如此。妾室扶正的赵氏虽然有着过继严贡生小儿子的应变措施，但严贡生并不满足于此，他不再承认赵氏的正妻身份，要亲自处置遗产。作为严氏家族的理所当然的代理人，他的行动畅行无阻。对于这位“大老爹”，赵氏管不了，赵氏的奴仆不敢管，族长严振先也不敢管。两位理论上的舅爷王仁和王德，虽然赵氏没少用钱财笼络他们，但在这关键时刻，他们却不敢撄其锋，避之唯恐不及。

严贡生的弟弟严监生也求名求利，但他们的做法却因大相径庭而相映成趣。

严监生求利，积攒下十多万银子，不可不谓成功。他做善事，并不为恶。花钱为大哥了结官司，听任妻子王氏的私房钱用去做善事，一生也没有坑蒙拐骗的劣迹。

但曾几何时，严监生被视为吝啬鬼的典型，大概源于书中的六个细节：一是不多请仆人，让妻子王氏扶病办围碟，张罗酒宴；二是舍不得吃肉；三是招待两个舅爷时自己避开状元杯以省酒；四是赵氏谈到花钱时，舍不得而不明言，踢猫撒气；五是病势日渐沉重，还舍不得用人参进补；六是断气前硬撑着也要让人挑去一根灯芯，好省些灯油。

节省的功夫到了极致，便有了严监生这样的夸张举动。严监生缘何如此，大抵是因为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低，求取富裕之名而借以拔高自己。

严监生求名，因为他有着卑微的人格。他只是一个监生，还是用钱买来的，仕途无望，在

自己的交游圈子里让人看不起，远远比不上那些可以直接出仕的贡生和举人。严监生也受家族势力的欺压。他的大哥严贡生，横行乡里。严监生与之相比，学业不如，家中人丁也比不过。自己只有一个儿子，且年纪尚幼，而大哥家中有五个儿子，都像“生狼一般”。严监生畏惧官府，害怕“灭门的知县”。在大哥负案逃走、官家找上门来时，只有花钱替他消灾，同时，也是替自己消灾。

严监生积聚金钱，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官府势力和家族势力欺压下求自保的一种手段，也是在精神上受到压抑的情况下为了证明自己能力而采取的一种行动。大哥是个贡生，在举业上超出自己捐来的监生，然而胡吃海喝，耗尽家财。自己靠着分家时同样的底子，省吃俭用，家业蒸蒸日上，积下了“十多万银子”，与大哥严贡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挣得一份社会地位。

严监生觉得，钱财该花则花，能笼络亲戚的一些情感，也能获取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于是，给舅爷钱，给大哥钱，而且每次都不下百两。给妻子王氏大办丧事，“用了四五千两银子”。有了钱，也可以化解很多的麻烦。大哥负案逃走后，严监生给官差钱，给苦主钱，靠自己的银子收拾了滥摊子。

严监生如何从事生理，书中没有明言。严监生并无坑蒙拐骗的劣迹，这就使他在钱财的积聚上变得缓慢而艰难。严监生在生活中方方面面都克亏自己，也就不难想象了。

严氏兄弟，严贡生将钱全揽向自己，严监生把钱都留给他人。彼此的行为也是“一恶一善，一贪一俭，一凶一和，一霸一忍”[3]。严贡生欺世盗名、盘剥百姓却能升官发财，令人不齿；严监生看不破金钱，对待自己过份刻薄, 从而留下了“吝啬鬼”的千古骂名，实在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