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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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口流动
• 唐宋时代江西是人口迁入的高峰期，大量北方人进入江西 定居;迁出的人口也有，但很少。在流移者的选择对象中， 江西是战祸少而谋生易的所在。南宋德兴县人汪藻 说:“当唐末五季干戈纷扰之时，衣冠散处诸邑之大川长 谷间，率皆即深而潜，依险而居”。人口流动的这种趋向， 应是江西的经济还没有彻底开发，还有余地的原因。“大 田耕尽却耕山”，占山冈的良田，还能够“上资水利以为 灌溉，而罕作池塘以备早馑。”表示山林仍然茂密，涵养 的水源还很丰富。江西平原地区的开发基本结束，丘陵地 区的开发正是始于此时。
第四章 江西经济开发
• 一、先秦时期江西的经济开发 • 从原始社会的石器时代，进步到文明社会 的夏商周、春秋战国时代，赣江—鄱阳湖 流域已经是物质文明开发区，居民聚落比 较多，原始种植业已越过萌芽阶段，开始 向上发展，商周时期的制陶和铜开采冶铸 业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这仅仅是四五个 点，最冒尖的小地域，在大范围内，整体 而言仍是未能开发的原始状态。
• 二、两汉六朝时代江西的经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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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以后，江西境内的经济开发明显加速，在地势平坦、交 通便利的大小河流岸边，有了更多的居民区和耕作地，出现了一批政 治中心—县邑，西汉初年有了统辖全境的豫章郡，下辖18个县。
• 《史记·货殖列传》：“（江西）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 火耕水褥，果蔽底蛤，不待贾而足……江南卑湿，丈夫早 夭”。 • 豫章郡是江西地区最早的全境性的行政区，在公元2年共有人 口35万余。一个多世纪之后的公元140年统计，人口增至166 万余，县已是21个。再发展到公元3、4世纪的南朝，县级行 政区多达五、六十个，算是发展很快了。不过，综观全境的 面貌，依然是林莽遍布，原始性突出。比如人口密度，按 166947平方公里面积折算，西汉时每平方公里只约1个人， 每7949.8平方公里才1个县。南朝时期以60个县算，每县的面 积已下降为2782.45平方公里，与今天的中上面积大的县相当。 但人口都很稀少。大明八年（464年）江西全境人口为33万 余；当时豪强、寺院隐占劳动人口的现象严重，假定是官府 控制人口的2倍，合并估算也只100万左右，则平均每平方公 里约6人。正是由于劳动力不足，开垦不广，经济基础薄弱， 所以隋统一以后县治缩减大半，仅剩23县。
• 1、栽培稻的出现与农耕经济的进步
• 距今一万余年前的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文化遗址中，考 古学家已发现有栽培稻的证据，很可能这里是中国的一个 水稻发源地。(3)到了新石器晚期，在赣西北修水县的山 背遗址中，在草拌泥中发现有稻谷壳、稻秆，同一时期的 樟树市的樊城堆遗址、永丰县尹家坪遗址、萍乡市新泉、 赤山遗址中也有稻谷和稻秆。由此可见，城江中游以北的 这四五个地区，水稻生产已经发展起来了。 • 夏商以后，有樟树市吴城遗址、新淦县大洋洲遗址、瑞昌 市铜岭铜矿遗址以及鹰潭市角山窑遗址所反映的农业、铜 矿采冶和青铜铸造业、制陶业的高水平成果。在地域方位 上，新淦、樟树是一片（吴城文化区），鹰潭、万年（万 年文化区）是一片，瑞昌在长江边上，都是原有开发地的 继续开发与上升的结果。 • 战国时代铁器的使用及新淦界埠乡大粮仓遗址、贵溪崖墓 出土文物显示的农业、手工业的高水平，再次昭示出赣江 中下游已经有了四五个发达的中心区。
• 劳动力多，耕地扩大，于是粮食充足，成了国家漕粮的主 要供应区。 • 2、圩堤破塘工程的涌现 • 唐宋时期，随着江西农业开发的推进，大量的水利工程得 于兴建。 • 唐代，永徽年间(650-655年)，丰城县“沿江十余里，筑 堤防水护田”。这是赣江上最早的大堤。元和年间( 806820年)，南昌筑防洪大堤长12公里，“窦以疏涨”，防洪 与排涝兼备;又筑陂塘698所，蓄水灌田。江州，在821842年间，先后整治南湖(后名甘棠湖)、筑秋水堤、断洪 堤。饶州，筑了邵公堤、李公堤、马公塘。袁州，筑李渠， 疏通十里，引水灌田，兼备宜春城内防火。抚州，在盯江 (抚河)筑陂拦水灌田，从上元年间(674-676年)开始，历经 大历(766-779年)、贞元(785-805年)、大和(827-835年)到 咸通(860-874年)，二百年间不断修筑、毁坏、再修筑。 为的是保护“田无荒者，民悉力而开耕”。
• 3、闭塞状态还比较严重。 • 江西经济开发虽有一定的成绩，但“民居深山大泽”的景况是普遍的。 北宋中期永丰知县段缝认为，“江西号难治，惟虔与吉为最，其所以 为难治者，盖民居深山大泽，习俗不同。各地反抗官府与豪绅苛刻剥 削的农民武装，据守山林，即被统治者称为“蛔寇”，所谓“五合六 取，各以桐名其乡”,是指山林深邃的所在，不是一览无余的开阔地 区。另一方面，佛、道信徒，则因林深清净、且稻米多不愁吃而竞趋 江西，如筠州(治高安县)，其属邑布在险阻，乐岁粒米狼庚，而四方 商贾不能至，困仓之积，守之至白首而不发。而“道士比他州为多”; 僧侣也多，“高安虽小邦，而五道场在焉”，比其他州县更突出。所 谓的“洞天福地”，列人名单的有18处，如庐山、西山(新建)、麻姑 山(南城)、玉筒山(峡江)、阁皂山(清江)、金精山(宁都)、龙虎山 (贵溪)、灵山(上饶)等。寺院宫观遍及全省各地，佛道宗教在唐宋时 期特盛于江西，表明这些追求“出世”、“羽化”之士，对江西的青 山秀水比较满意。
四、元明清时代山区进一步开发
1、人口的变化
• 从洪武至咸丰约500年间，江西人口在全国的比重呈下降 走向，然而最低点仍比现在的比重高得多。其次在江西区 域内先减后增，为一马鞍形，终点比起点(咸丰比洪武)净 增1553万余人。超过元代江西人口总数。按面积折算， 密度已达146.8人/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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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口变动特点，不仅是数量大增，还有一点是大进大 出。大进，是有许多闽广百姓陆续迁入，定居于赣南、赣 西、赣西北诸府县的山区农村。总人数有多少?从来没有统 计。零星的典型事例，如明末清初定居于袁州府的闽人， “赁山种麻，蔓延至数十万”。清康熙初“三藩”叛乱时， 吉安府龙泉县(今遂川)有“闽粤之流寓者数以万计”。雍 正四年义宁州“新编人籍棚民人丁一千三十二丁”。依此 三例推算，迁入者当在百万左右。 本省的破产农民与闽广 诸省迁入的流民，主要是进入山区耕垦劳作，赣南诸县 “闽粤之能种山者，挈眷而来，自食其力”。井冈山、万 洋山东部地区，“四方商民种蓝其间”，明隆庆间参与反 抗官府的种蓝户达千余人。赣西的黄冈山，地跨宜丰、修 水、铜彭、万载4县，赣东北的铜塘山联接上饶、铅山、 广丰等县，明代中期以后统治者害怕百姓进山垦种、采矿， 众人聚集，方便造反，便严令封禁。到了清前期，却日久 禁弛，谋生农民逐渐深人这两处禁区开垦，康乾时期，或 者“恒为盗蔽”，或者“渐成村落”。在吉安的龙泉县， 则是“万点青山万户烟”。总之，广阔的山区，到处呈现 出“崇山密著，棚寮杂布”的开发盛况。
• 2、全境开发不足
• 先秦的江西全境，一方面有水平很高的开发区，另方面又 是原始性很浓厚。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大地的荒凉 与闭塞，是人们生存空间过于狭小。这可以就两方面说明， 一是赣巨人、山都、木客的神话传说。
• 《山海经》卷18《海内经》:“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唇），黑 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唇蔽其面，因即逃也。”“南方有赣 巨人”。 • 《太平寰宇记》中还有“木客”的记述:“虔州上洛山多木客，乃鬼 类也，形似人，语亦如人，遥见分明，近则藏隐，能祈杉杭，聚于高 峻之上，与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交关者，前置物枋下，却走避之。 木客寻来，取物，下枋与人，随物多少，甚信直不欺。”
• 三、唐宋期间的生产大开发与环境变化
• 唐宋王朝统治的六个半世纪里，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空前高涨，文化 交往空前频繁，社会向上发展。(经济重心南移) • 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 1．从西晋末年“八王之乱”至南朝末年为止的时期。此期，由于北方自东汉 末年以来战乱及少数民族内迁，北方经济衰退。而江南相对稳定的环境，使北 方人民为逃避战火纷纷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 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民族人民共同 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 到普及。长江中下游经济迅速发展，福建、广东和广西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 到南朝末年，南方经济开始赶上北方。 2．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北方再次经历了长期战乱，经 济遭到严重破坏，直到后周世宗时才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南方相对稳定，各国 统治者为了保存和增强自己的实力，都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同时，许多中原人 民流迁江南，增加了当地的劳动力。所以，南方社会经济又获得较大的发展。 3．以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为转折点的南宋时期。此期，人民的抗金斗争 阻止了金军南进，北方劳动人民的纷纷南迁，使南方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 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农作技术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水田增加，水稻种植面积扩 大，产量大幅提高，“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形象地反映了太湖流域地区生 产在全国所占的重要地位。此外，棉花的种植推广、棉纺织技术的提高、造船 技术的进步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都是北方所不能企及的， 这都说明南方经济已经超过了北方，取得了不可动摇的经济重心地位。至于元 朝开通漕运和海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首先产生于江南地区，进一步说明了 这种不可动摇的经济重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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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口与耕地的激增
• 隋统一之时，江西全境8万余户，唐天宝元年(742年) 己增为24.8万余户，163.6万余口，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到北宋初年，户数增至65.9万余，大大超过历史最高线。 崇宁元年(1102年)，江西全境已是200万余户，445.9 万余口，人口密度达26.7人/平方公里，可算空前繁多了。 • 劳动力随人口增加而增加，耕地相应扩大起来。从唐代 中后期开始，耕作区便日益向丘陵与低山地拓展，更多 地砍伐树木，与山争地。赣东北的信州(上饶)、赣西的 袁州(宜春)、赣东的抚州及中部的吉州，都有了不少梯 田。南宋时江西官员的奏疏中说“江西良田，多占山 冈”，杨万里的诗文称这是“大田耕尽却耕山。”更多 的经济中心区催生出更多的县，原来废掉的逐渐恢复， 原来比较偏远的乡镇陆续升为县，南宋时数量达到68个， 创历史最高水平。新昌(宜丰)、兴国、金溪、永丰、广 丰(当时称永丰)、新城(黎川)、乐安、广昌诸县的建立， 是梯田广辟、经济繁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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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各种水利工程在更多的州县出现，除唐时已出现的洪、江、袁、 抚、饶等州之外，还扩及吉州、赣州，向赣江中上游地区延伸。在数 量增多的同时，质量也在提高。南昌的赣江大堤，北宋期间两次重修， 改作“石堤”。丰城的江堤也改为石堤，更加坚牢。当时人评论 说:“(丰城)沿江石堤甚牢，密如钱塘，不如是即颓翻不可保聚”丰 城江堤在南宋重修过6次，可见当时江水为患更趋厉害。
• 4、赣南大山长谷，清涨、烟瘴依旧 • 江西四境林木葱笼，含养蓄积的雨水量大，特别是赣江东源 贡水、西源章水，中部还有支流桃江，将赣南约4万平方公 里山林的积水汇聚到赣州城下龟角尾，注人赣江干流。由于 山林丛密，蓄水力强，山区雨水不易下泻，如果赣县境内没 有下雨，而其他诸县落雨，隔一段时日众水流到，在赣州以 下的十八滩河段，便形成晴天涨水现象，即是“无雨而涨， 土人谓之清涨。见于史书的“清涨”，南朝梁末有过，大宝 二年(551年)6月，陈霸先率军过十八滩，“高祖之发也，水 暴起数丈，三百里间巨石皆没。北宋徽宗即位(1101年)，苏 轼从岭南返回至赣县，“予发虔州(今赣州)，江水清涨丈余， 赣石三百里无一见者。”宋以前“清涨”现象常能碰到，在 虔州显庆庙里“刻石以识于庙庭甚多”。 • 与“清涨”相连的是“烟瘴”。由于山林幽邃，形成“烟瘴” 致人疾病，“虔州龙南、安远二县有瘴，朝廷为立赏增俸， 而邑官常缺不补;它官以职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则至界上 移文索案牍行遣而已。官场上传言:“龙南、安远，一去不 转”。这表明赣南的南半部地域，生态环境仍然是原始性的 恶化。
• “木客”能以杉木料与山外人交换刀斧，且能随物多少而 定交换量，有比较丰富的交易经验。说他们是“鬼类”， 完全错了。他们与山外人比较更为原始落后，则是实情。 因其藏隐不出的神秘，被描述成“赣巨人”形状也是有可 能的。
• 3、“荒蛮服地”的区域定格 • 周代分封诸侯，列国遍地，延至春秋、战 国。争霸竞强，兴灭纷纭，而江西境内却 不见王霸盘踞，归属不定，成了远离政治 中心的“荒蛮服地”。这种社会政治局面 的状况，应是经济落后，开发很窄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