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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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很高的开发区,另方面又 是原始性很浓厚。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大地的荒凉 与闭塞,是人们生存空间过于狭小。这可以就两方面说明, 一是赣巨人、山都、木客的神话传说。
• 《山海经》卷18《海内经》:“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唇),黑 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唇蔽其面,因即逃也。”“南方有赣 巨人”。 • 《太平寰宇记》中还有“木客”的记述:“虔州上洛山多木客,乃鬼 类也,形似人,语亦如人,遥见分明,近则藏隐,能祈杉杭,聚于高 峻之上,与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交关者,前置物枋下,却走避之。 木客寻来,取物,下枋与人,随物多少,甚信直不欺。”
• 三、唐宋期间的生产大开发与环境变化
• 唐宋王朝统治的六个半世纪里,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空前高涨,文化 交往空前频繁,社会向上发展。(经济重心南移) • 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 1.从西晋末年“八王之乱”至南朝末年为止的时期。此期,由于北方自东汉 末年以来战乱及少数民族内迁,北方经济衰退。而江南相对稳定的环境,使北 方人民为逃避战火纷纷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 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民族人民共同 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 到普及。长江中下游经济迅速发展,福建、广东和广西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 到南朝末年,南方经济开始赶上北方。 2.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北方再次经历了长期战乱,经 济遭到严重破坏,直到后周世宗时才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南方相对稳定,各国 统治者为了保存和增强自己的实力,都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同时,许多中原人 民流迁江南,增加了当地的劳动力。所以,南方社会经济又获得较大的发展。 3.以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为转折点的南宋时期。此期,人民的抗金斗争 阻止了金军南进,北方劳动人民的纷纷南迁,使南方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 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农作技术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水田增加,水稻种植面积扩 大,产量大幅提高,“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形象地反映了太湖流域地区生 产在全国所占的重要地位。此外,棉花的种植推广、棉纺织技术的提高、造船 技术的进步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都是北方所不能企及的, 这都说明南方经济已经超过了北方,取得了不可动摇的经济重心地位。至于元 朝开通漕运和海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首先产生于江南地区,进一步说明了 这种不可动摇的经济重心地位。
四、元明清时代山区进一步开发
1、人口的变化
• 从洪武至咸丰约500年间,江西人口在全国的比重呈下降 走向,然而最低点仍比现在的比重高得多。其次在江西区 域内先减后增,为一马鞍形,终点比起点(咸丰比洪武)净 增1553万余人。超过元代江西人口总数。按面积折算, 密度已达146.8人/平方公里。
•
本期人口变动特点,不仅是数量大增,还有一点是大进大 出。大进,是有许多闽广百姓陆续迁入,定居于赣南、赣 西、赣西北诸府县的山区农村。总人数有多少?从来没有统 计。零星的典型事例,如明末清初定居于袁州府的闽人, “赁山种麻,蔓延至数十万”。清康熙初“三藩”叛乱时, 吉安府龙泉县(今遂川)有“闽粤之流寓者数以万计”。雍 正四年义宁州“新编人籍棚民人丁一千三十二丁”。依此 三例推算,迁入者当在百万左右。 本省的破产农民与闽广 诸省迁入的流民,主要是进入山区耕垦劳作,赣南诸县 “闽粤之能种山者,挈眷而来,自食其力”。井冈山、万 洋山东部地区,“四方商民种蓝其间”,明隆庆间参与反 抗官府的种蓝户达千余人。赣西的黄冈山,地跨宜丰、修 水、铜彭、万载4县,赣东北的铜塘山联接上饶、铅山、 广丰等县,明代中期以后统治者害怕百姓进山垦种、采矿, 众人聚集,方便造反,便严令封禁。到了清前期,却日久 禁弛,谋生农民逐渐深人这两处禁区开垦,康乾时期,或 者“恒为盗蔽”,或者“渐成村落”。在吉安的龙泉县, 则是“万点青山万户烟”。总之,广阔的山区,到处呈现 出“崇山密著,棚寮杂布”的开发盛况。
• 劳动力多,耕地扩大,于是粮食充足,成了国家漕粮的主 要供应区。 • 2、圩堤破塘工程的涌现 • 唐宋时期,随着江西农业开发的推进,大量的水利工程得 于兴建。 • 唐代,永徽年间(650-655年),丰城县“沿江十余里,筑 堤防水护田”。这是赣江上最早的大堤。元和年间( 806820年),南昌筑防洪大堤长12公里,“窦以疏涨”,防洪 与排涝兼备;又筑陂塘698所,蓄水灌田。江州,在821842年间,先后整治南湖(后名甘棠湖)、筑秋水堤、断洪 堤。饶州,筑了邵公堤、李公堤、马公塘。袁州,筑李渠, 疏通十里,引水灌田,兼备宜春城内防火。抚州,在盯江 (抚河)筑陂拦水灌田,从上元年间(674-676年)开始,历经 大历(766-779年)、贞元(785-805年)、大和(827-835年)到 咸通(860-874年),二百年间不断修筑、毁坏、再修筑。 为的是保护“田无荒者,民悉力而开耕”。
• 二、两汉六朝时代江西的经济开发
•
公元前2世纪以后,江西境内的经济开发明显加速,在地势平坦、交 通便利的大小河流岸边,有了更多的居民区和耕作地,出现了一批政 治中心—县邑,西汉初年有了统辖全境的豫章郡,下辖18个县。
• 《史记·货殖列传》:“(江西)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 火耕水褥,果蔽底蛤,不待贾而足……江南卑湿,丈夫早 夭”。 • 豫章郡是江西地区最早的全境性的行政区,在公元2年共有人 口35万余。一个多世纪之后的公元140年统计,人口增至166 万余,县已是21个。再发展到公元3、4世纪的南朝,县级行 政区多达五、六十个,算是发展很快了。不过,综观全境的 面貌,依然是林莽遍布,原始性突出。比如人口密度,按 166947平方公里面积折算,西汉时每平方公里只约1个人, 每7949.8平方公里才1个县。南朝时期以60个县算,每县的面 积已下降为2782.45平方公里,与今天的中上面积大的县相当。 但人口都很稀少。大明八年(464年)江西全境人口为33万 余;当时豪强、寺院隐占劳动人口的现象严重,假定是官府 控制人口的2倍,合并估算也只100万左右,则平均每平方公 里约6人。正是由于劳动力不足,开垦不广,经济基础薄弱, 所以隋统一以后县治缩减大半,仅剩23县。
•
宋代,各种水利工程在更多的州县出现,除唐时已出现的洪、江、袁、 抚、饶等州之外,还扩及吉州、赣州,向赣江中上游地区延伸。在数 量增多的同时,质量也在提高。南昌的赣江大堤,北宋期间两次重修, 改作“石堤”。丰城的江堤也改为石堤,更加坚牢。当时人评论 说:“(丰城)沿江石堤甚牢,密如钱塘,不如是即颓翻不可保聚”丰 城江堤在南宋重修过6次,可见当时江水为患更趋厉害。
• 3、闭塞状态还比较严重。 • 江西经济开发虽有一定的成绩,但“民居深山大泽”的景况是普遍的。 北宋中期永丰知县段缝认为,“江西号难治,惟虔与吉为最,其所以 为难治者,盖民居深山大泽,习俗不同。各地反抗官府与豪绅苛刻剥 削的农民武装,据守山林,即被统治者称为“蛔寇”,所谓“五合六 取,各以桐名其乡”,是指山林深邃的所在,不是一览无余的开阔地 区。另一方面,佛、道信徒,则因林深清净、且稻米多不愁吃而竞趋 江西,如筠州(治高安县),其属邑布在险阻,乐岁粒米狼庚,而四方 商贾不能至,困仓之积,守之至白首而不发。而“道士比他州为多”; 僧侣也多,“高安虽小邦,而五道场在焉”,比其他州县更突出。所 谓的“洞天福地”,列人名单的有18处,如庐山、西山(新建)、麻姑 山(南城)、玉筒山(峡江)、阁皂山(清江)、金精山(宁都)、龙虎山 (贵溪)、灵山(上饶)等。寺院宫观遍及全省各地,佛道宗教在唐宋时 期特盛于江西,表明这些追求“出世”、“羽化”之士,对江西的青 山秀水比较满意。
• “木客”能以杉木料与山外人交换刀斧,且能随物多少而 定交换量,有比较丰富的交易经验。说他们是“鬼类”, 完全错了。他们与山外人比较更为原始落后,则是实情。 因其藏隐不出的神秘,被描述成“赣巨人”形状也是有可 能的。
• 3、“荒蛮服地”的区域定格 • 周代分封诸侯,列国遍地,延至春秋、战 国。争霸竞强,兴灭纷纭,而江西境内却 不见王霸盘踞,归属不定,成了远离政治 中心的“荒蛮服地”。这种社会政治局面 的状况,应是经济落后,开发很窄的反映。
•
•
• 1、人口与耕地的激增
• 隋统一之时,江西全境8万余户,唐天宝元年(742年) 己增为24.8万余户,163.6万余口,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到北宋初年,户数增至65.9万余,大大超过历史最高线。 崇宁元年(1102年),江西全境已是200万余户,445.9 万余口,人口密度达26.7人/平方公里,可算空前繁多了。 • 劳动力随人口增加而增加,耕地相应扩大起来。从唐代 中后期开始,耕作区便日益向丘陵与低山地拓展,更多 地砍伐树木,与山争地。赣东北的信州(上饶)、赣西的 袁州(宜春)、赣东的抚州及中部的吉州,都有了不少梯 田。南宋时江西官员的奏疏中说“江西良田,多占山 冈”,杨万里的诗文称这是“大田耕尽却耕山。”更多 的经济中心区催生出更多的县,原来废掉的逐渐恢复, 原来比较偏远的乡镇陆续升为县,南宋时数量达到68个, 创历史最高水平。新昌(宜丰)、兴国、金溪、永丰、广 丰(当时称永丰)、新城(黎川)、乐安、广昌诸县的建立, 是梯田广辟、经济繁盛的结果。
• 5、人口流动
• 唐宋时代江西是人口迁入的高峰期,大量北方人进入江西 定居;迁出的人口也有,但很少。在流移者的选择对象中, 江西是战祸少而谋生易的所在。南宋德兴县人汪藻 说:“当唐末五季干戈纷扰之时,衣冠散处诸邑之大川长 谷间,率皆即深而潜,依险而居”。人口流动的这种趋向, 应是江西的经济还没有彻底开发,还有余地的原因。“大 田耕尽却耕山”,占山冈的良田,还能够“上资水利以为 灌溉,而罕作池塘以备早馑。”表示山林仍然茂密,涵养 的水源还很丰富。江西平原地区的开发基本结束,丘陵地 区的开发正是始于此时。
• 4、赣南大山长谷,清涨、烟瘴依旧 • 江西四境林木葱笼,含养蓄积的雨水量大,特别是赣江东源 贡水、西源章水,中部还有支流桃江,将赣南约4万平方公 里山林的积水汇聚到赣州城下龟角尾,注人赣江干流。由于 山林丛密,蓄水力强,山区雨水不易下泻,如果赣县境内没 有下雨,而其他诸县落雨,隔一段时日众水流到,在赣州以 下的十八滩河段,便形成晴天涨水现象,即是“无雨而涨, 土人谓之清涨。见于史书的“清涨”,南朝梁末有过,大宝 二年(551年)6月,陈霸先率军过十八滩,“高祖之发也,水 暴起数丈,三百里间巨石皆没。北宋徽宗即位(1101年),苏 轼从岭南返回至赣县,“予发虔州(今赣州),江水清涨丈余, 赣石三百里无一见者。”宋以前“清涨”现象常能碰到,在 虔州显庆庙里“刻石以识于庙庭甚多”。 • 与“清涨”相连的是“烟瘴”。由于山林幽邃,形成“烟瘴” 致人疾病,“虔州龙南、安远二县有瘴,朝廷为立赏增俸, 而邑官常缺不补;它官以职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则至界上 移文索案牍行遣而已。官场上传言:“龙南、安远,一去不 转”。这表明赣南的南半部地域,生态环境仍然是原始性的 恶化。
• 1、栽培稻的出现与农耕经济的进步
• 距今一万余年前的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文化遗址中,考 古学家已发现有栽培稻的证据,很可能这里是中国的一个 水稻发源地。(3)到了新石器晚期,在赣西北修水县的山 背遗址中,在草拌泥中发现有稻谷壳、稻秆,同一时期的 樟树市的樊城堆遗址、永丰县尹家坪遗址、萍乡市新泉、 赤山遗址中也有稻谷和稻秆。由此可见,城江中游以北的 这四五个地区,水稻生产已经发展起来了。 • 夏商以后,有樟树市吴城遗址、新淦县大洋洲遗址、瑞昌 市铜岭铜矿遗址以及鹰潭市角山窑遗址所反映的农业、铜 矿采冶和青铜铸造业、制陶业的高水平成果。在地域方位 上,新淦、樟树是一片(吴城文化区),鹰潭、万年(万 年文化区)是一片,瑞昌在长江边上,都是原有开发地的 继续开发与上升的结果。 • 战国时代铁器的使用及新淦界埠乡大粮仓遗址、贵溪崖墓 出土文物显示的农业、手工业的高水平,再次昭示出赣江 中下游已经有了四五个发达的中心区。
第四章 江西经济开发
• 一、先秦时期江西的经济开发 • 从原始社会的石器时代,进步到文明社会 的夏商周、春秋战国时代,赣江—鄱阳湖 流域已经是物质文明开发区,居民聚落比 较多,原始种植业已越过萌芽阶段,开始 向上发展,商周时期的制陶和铜开采冶铸 业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这仅仅是四五个 点,最冒尖的小地域,在大范围内,整体 而言仍是未能开发的原始状态。
• 《山海经》卷18《海内经》:“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唇),黑 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唇蔽其面,因即逃也。”“南方有赣 巨人”。 • 《太平寰宇记》中还有“木客”的记述:“虔州上洛山多木客,乃鬼 类也,形似人,语亦如人,遥见分明,近则藏隐,能祈杉杭,聚于高 峻之上,与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交关者,前置物枋下,却走避之。 木客寻来,取物,下枋与人,随物多少,甚信直不欺。”
• 三、唐宋期间的生产大开发与环境变化
• 唐宋王朝统治的六个半世纪里,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空前高涨,文化 交往空前频繁,社会向上发展。(经济重心南移) • 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 1.从西晋末年“八王之乱”至南朝末年为止的时期。此期,由于北方自东汉 末年以来战乱及少数民族内迁,北方经济衰退。而江南相对稳定的环境,使北 方人民为逃避战火纷纷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 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民族人民共同 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 到普及。长江中下游经济迅速发展,福建、广东和广西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 到南朝末年,南方经济开始赶上北方。 2.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北方再次经历了长期战乱,经 济遭到严重破坏,直到后周世宗时才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南方相对稳定,各国 统治者为了保存和增强自己的实力,都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同时,许多中原人 民流迁江南,增加了当地的劳动力。所以,南方社会经济又获得较大的发展。 3.以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为转折点的南宋时期。此期,人民的抗金斗争 阻止了金军南进,北方劳动人民的纷纷南迁,使南方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 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农作技术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水田增加,水稻种植面积扩 大,产量大幅提高,“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形象地反映了太湖流域地区生 产在全国所占的重要地位。此外,棉花的种植推广、棉纺织技术的提高、造船 技术的进步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都是北方所不能企及的, 这都说明南方经济已经超过了北方,取得了不可动摇的经济重心地位。至于元 朝开通漕运和海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首先产生于江南地区,进一步说明了 这种不可动摇的经济重心地位。
四、元明清时代山区进一步开发
1、人口的变化
• 从洪武至咸丰约500年间,江西人口在全国的比重呈下降 走向,然而最低点仍比现在的比重高得多。其次在江西区 域内先减后增,为一马鞍形,终点比起点(咸丰比洪武)净 增1553万余人。超过元代江西人口总数。按面积折算, 密度已达146.8人/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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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口变动特点,不仅是数量大增,还有一点是大进大 出。大进,是有许多闽广百姓陆续迁入,定居于赣南、赣 西、赣西北诸府县的山区农村。总人数有多少?从来没有统 计。零星的典型事例,如明末清初定居于袁州府的闽人, “赁山种麻,蔓延至数十万”。清康熙初“三藩”叛乱时, 吉安府龙泉县(今遂川)有“闽粤之流寓者数以万计”。雍 正四年义宁州“新编人籍棚民人丁一千三十二丁”。依此 三例推算,迁入者当在百万左右。 本省的破产农民与闽广 诸省迁入的流民,主要是进入山区耕垦劳作,赣南诸县 “闽粤之能种山者,挈眷而来,自食其力”。井冈山、万 洋山东部地区,“四方商民种蓝其间”,明隆庆间参与反 抗官府的种蓝户达千余人。赣西的黄冈山,地跨宜丰、修 水、铜彭、万载4县,赣东北的铜塘山联接上饶、铅山、 广丰等县,明代中期以后统治者害怕百姓进山垦种、采矿, 众人聚集,方便造反,便严令封禁。到了清前期,却日久 禁弛,谋生农民逐渐深人这两处禁区开垦,康乾时期,或 者“恒为盗蔽”,或者“渐成村落”。在吉安的龙泉县, 则是“万点青山万户烟”。总之,广阔的山区,到处呈现 出“崇山密著,棚寮杂布”的开发盛况。
• 劳动力多,耕地扩大,于是粮食充足,成了国家漕粮的主 要供应区。 • 2、圩堤破塘工程的涌现 • 唐宋时期,随着江西农业开发的推进,大量的水利工程得 于兴建。 • 唐代,永徽年间(650-655年),丰城县“沿江十余里,筑 堤防水护田”。这是赣江上最早的大堤。元和年间( 806820年),南昌筑防洪大堤长12公里,“窦以疏涨”,防洪 与排涝兼备;又筑陂塘698所,蓄水灌田。江州,在821842年间,先后整治南湖(后名甘棠湖)、筑秋水堤、断洪 堤。饶州,筑了邵公堤、李公堤、马公塘。袁州,筑李渠, 疏通十里,引水灌田,兼备宜春城内防火。抚州,在盯江 (抚河)筑陂拦水灌田,从上元年间(674-676年)开始,历经 大历(766-779年)、贞元(785-805年)、大和(827-835年)到 咸通(860-874年),二百年间不断修筑、毁坏、再修筑。 为的是保护“田无荒者,民悉力而开耕”。
• 二、两汉六朝时代江西的经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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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以后,江西境内的经济开发明显加速,在地势平坦、交 通便利的大小河流岸边,有了更多的居民区和耕作地,出现了一批政 治中心—县邑,西汉初年有了统辖全境的豫章郡,下辖18个县。
• 《史记·货殖列传》:“(江西)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 火耕水褥,果蔽底蛤,不待贾而足……江南卑湿,丈夫早 夭”。 • 豫章郡是江西地区最早的全境性的行政区,在公元2年共有人 口35万余。一个多世纪之后的公元140年统计,人口增至166 万余,县已是21个。再发展到公元3、4世纪的南朝,县级行 政区多达五、六十个,算是发展很快了。不过,综观全境的 面貌,依然是林莽遍布,原始性突出。比如人口密度,按 166947平方公里面积折算,西汉时每平方公里只约1个人, 每7949.8平方公里才1个县。南朝时期以60个县算,每县的面 积已下降为2782.45平方公里,与今天的中上面积大的县相当。 但人口都很稀少。大明八年(464年)江西全境人口为33万 余;当时豪强、寺院隐占劳动人口的现象严重,假定是官府 控制人口的2倍,合并估算也只100万左右,则平均每平方公 里约6人。正是由于劳动力不足,开垦不广,经济基础薄弱, 所以隋统一以后县治缩减大半,仅剩23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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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各种水利工程在更多的州县出现,除唐时已出现的洪、江、袁、 抚、饶等州之外,还扩及吉州、赣州,向赣江中上游地区延伸。在数 量增多的同时,质量也在提高。南昌的赣江大堤,北宋期间两次重修, 改作“石堤”。丰城的江堤也改为石堤,更加坚牢。当时人评论 说:“(丰城)沿江石堤甚牢,密如钱塘,不如是即颓翻不可保聚”丰 城江堤在南宋重修过6次,可见当时江水为患更趋厉害。
• 3、闭塞状态还比较严重。 • 江西经济开发虽有一定的成绩,但“民居深山大泽”的景况是普遍的。 北宋中期永丰知县段缝认为,“江西号难治,惟虔与吉为最,其所以 为难治者,盖民居深山大泽,习俗不同。各地反抗官府与豪绅苛刻剥 削的农民武装,据守山林,即被统治者称为“蛔寇”,所谓“五合六 取,各以桐名其乡”,是指山林深邃的所在,不是一览无余的开阔地 区。另一方面,佛、道信徒,则因林深清净、且稻米多不愁吃而竞趋 江西,如筠州(治高安县),其属邑布在险阻,乐岁粒米狼庚,而四方 商贾不能至,困仓之积,守之至白首而不发。而“道士比他州为多”; 僧侣也多,“高安虽小邦,而五道场在焉”,比其他州县更突出。所 谓的“洞天福地”,列人名单的有18处,如庐山、西山(新建)、麻姑 山(南城)、玉筒山(峡江)、阁皂山(清江)、金精山(宁都)、龙虎山 (贵溪)、灵山(上饶)等。寺院宫观遍及全省各地,佛道宗教在唐宋时 期特盛于江西,表明这些追求“出世”、“羽化”之士,对江西的青 山秀水比较满意。
• “木客”能以杉木料与山外人交换刀斧,且能随物多少而 定交换量,有比较丰富的交易经验。说他们是“鬼类”, 完全错了。他们与山外人比较更为原始落后,则是实情。 因其藏隐不出的神秘,被描述成“赣巨人”形状也是有可 能的。
• 3、“荒蛮服地”的区域定格 • 周代分封诸侯,列国遍地,延至春秋、战 国。争霸竞强,兴灭纷纭,而江西境内却 不见王霸盘踞,归属不定,成了远离政治 中心的“荒蛮服地”。这种社会政治局面 的状况,应是经济落后,开发很窄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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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口与耕地的激增
• 隋统一之时,江西全境8万余户,唐天宝元年(742年) 己增为24.8万余户,163.6万余口,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到北宋初年,户数增至65.9万余,大大超过历史最高线。 崇宁元年(1102年),江西全境已是200万余户,445.9 万余口,人口密度达26.7人/平方公里,可算空前繁多了。 • 劳动力随人口增加而增加,耕地相应扩大起来。从唐代 中后期开始,耕作区便日益向丘陵与低山地拓展,更多 地砍伐树木,与山争地。赣东北的信州(上饶)、赣西的 袁州(宜春)、赣东的抚州及中部的吉州,都有了不少梯 田。南宋时江西官员的奏疏中说“江西良田,多占山 冈”,杨万里的诗文称这是“大田耕尽却耕山。”更多 的经济中心区催生出更多的县,原来废掉的逐渐恢复, 原来比较偏远的乡镇陆续升为县,南宋时数量达到68个, 创历史最高水平。新昌(宜丰)、兴国、金溪、永丰、广 丰(当时称永丰)、新城(黎川)、乐安、广昌诸县的建立, 是梯田广辟、经济繁盛的结果。
• 5、人口流动
• 唐宋时代江西是人口迁入的高峰期,大量北方人进入江西 定居;迁出的人口也有,但很少。在流移者的选择对象中, 江西是战祸少而谋生易的所在。南宋德兴县人汪藻 说:“当唐末五季干戈纷扰之时,衣冠散处诸邑之大川长 谷间,率皆即深而潜,依险而居”。人口流动的这种趋向, 应是江西的经济还没有彻底开发,还有余地的原因。“大 田耕尽却耕山”,占山冈的良田,还能够“上资水利以为 灌溉,而罕作池塘以备早馑。”表示山林仍然茂密,涵养 的水源还很丰富。江西平原地区的开发基本结束,丘陵地 区的开发正是始于此时。
• 4、赣南大山长谷,清涨、烟瘴依旧 • 江西四境林木葱笼,含养蓄积的雨水量大,特别是赣江东源 贡水、西源章水,中部还有支流桃江,将赣南约4万平方公 里山林的积水汇聚到赣州城下龟角尾,注人赣江干流。由于 山林丛密,蓄水力强,山区雨水不易下泻,如果赣县境内没 有下雨,而其他诸县落雨,隔一段时日众水流到,在赣州以 下的十八滩河段,便形成晴天涨水现象,即是“无雨而涨, 土人谓之清涨。见于史书的“清涨”,南朝梁末有过,大宝 二年(551年)6月,陈霸先率军过十八滩,“高祖之发也,水 暴起数丈,三百里间巨石皆没。北宋徽宗即位(1101年),苏 轼从岭南返回至赣县,“予发虔州(今赣州),江水清涨丈余, 赣石三百里无一见者。”宋以前“清涨”现象常能碰到,在 虔州显庆庙里“刻石以识于庙庭甚多”。 • 与“清涨”相连的是“烟瘴”。由于山林幽邃,形成“烟瘴” 致人疾病,“虔州龙南、安远二县有瘴,朝廷为立赏增俸, 而邑官常缺不补;它官以职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则至界上 移文索案牍行遣而已。官场上传言:“龙南、安远,一去不 转”。这表明赣南的南半部地域,生态环境仍然是原始性的 恶化。
• 1、栽培稻的出现与农耕经济的进步
• 距今一万余年前的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文化遗址中,考 古学家已发现有栽培稻的证据,很可能这里是中国的一个 水稻发源地。(3)到了新石器晚期,在赣西北修水县的山 背遗址中,在草拌泥中发现有稻谷壳、稻秆,同一时期的 樟树市的樊城堆遗址、永丰县尹家坪遗址、萍乡市新泉、 赤山遗址中也有稻谷和稻秆。由此可见,城江中游以北的 这四五个地区,水稻生产已经发展起来了。 • 夏商以后,有樟树市吴城遗址、新淦县大洋洲遗址、瑞昌 市铜岭铜矿遗址以及鹰潭市角山窑遗址所反映的农业、铜 矿采冶和青铜铸造业、制陶业的高水平成果。在地域方位 上,新淦、樟树是一片(吴城文化区),鹰潭、万年(万 年文化区)是一片,瑞昌在长江边上,都是原有开发地的 继续开发与上升的结果。 • 战国时代铁器的使用及新淦界埠乡大粮仓遗址、贵溪崖墓 出土文物显示的农业、手工业的高水平,再次昭示出赣江 中下游已经有了四五个发达的中心区。
第四章 江西经济开发
• 一、先秦时期江西的经济开发 • 从原始社会的石器时代,进步到文明社会 的夏商周、春秋战国时代,赣江—鄱阳湖 流域已经是物质文明开发区,居民聚落比 较多,原始种植业已越过萌芽阶段,开始 向上发展,商周时期的制陶和铜开采冶铸 业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这仅仅是四五个 点,最冒尖的小地域,在大范围内,整体 而言仍是未能开发的原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