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居乐陈卓林解读中国近代史经验教训

雅居乐陈卓林总结中国近代史经验教训

近代中国处在一个大变革的转型时期，内容之丰富，矛盾之尖锐，冲突之激烈，变动之神速，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近代是一个与古代相对应的时间或时段概念，最早产生于西方，大概指的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阶段。按照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说法，是从1500开始的。中国学人借鉴了这一概念，将中国1840—1949年的历史称之为近代史，也有人称百年史。这一阶段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的沧桑巨变。立足当下，以后见之明来梳理与总结近代中国的经验教训，无论见解如何，还是有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的。

所谓经验，按照哲学的解释，就是从已发生的事件中获取的知识。所谓历史经验，人们往往对此耳熟能详，各种著作与论文不断重复使用，但却无人对此词语做一个严格定义。在我看来，历史经验就是过往事件与经历所获得而为后世认可的知识或成就。依据这一定义，对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予以总结和概括。

近代中国的最大经验与成就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开眼看世界到走向世界，进而逐渐融入世界。不管是主动也好，被动也罢，传统中国走向世界是一种必然，大势所趋。传统中国在其固有体制上也曾获得巨大成功，经济发达、社会繁荣、文化灿烂、万国来朝，甚至出现过若干盛世年代，各种指标都位居世界前列。但是，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传统体制产生暮气与惰性，社会发展出现停滞不前，治乱交替、盛衰转换成为常态。特别是明末开始，衰退迹象尽显。对此，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有一个精辟的论断。他说：“晚明盛清是政治文化完全凝结的时代。……明末以下的三百年间并没有产生一个惊人的天才，也没有创造一件值得纪念的特殊事业，三个世纪的功夫都在混混沌沌的睡梦中过去”。不错，清代曾

经出现过“康乾盛世”，经济总量长时期居于世界前列。单从这个指标来看，雷海宗称清代为“盛清”。然而，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审视，此时清朝的繁荣并不是建立在一种全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上，依然是沿袭传统体制，只是利用新生政权的励精图治而取得的。在熟悉西方历史的雷海宗看来，这只是传统体制下的绝唱或回光返照，根本不值得骄傲与自豪。因为此时，西方世界以英国为代表，已经在政治制度、生产技术上发生了突变，带来了许多创新与变革。两相比较，其义昭然。明末清初，欧洲基督教传教士携术东来，试图影响并改变中国。这次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的传教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中国部分士大夫的认同，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一些影响，使中国人朦朦胧胧地看到一个外来世界。但随着明亡清兴的王朝兴替，以满族为主体建立的清朝，尽管接受了汉文化，但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其文化特性，缺乏汉唐气象，没有文化自信，雍正禁教，乾隆拒使，甚而封关锁国，错过了中外正常经贸、文化交流的时机，中西交流也相应中止。主动的时机一旦错过，只能是被动地拖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很不情愿的背景下，受制于强大的外力，跌跌撞撞地走向世界，痛苦、悲壮和惨烈。

（毕竟，）中国毕竟已开始走向世界。如果说在鸦片战争之前林则徐组织编辑《四洲志》，魏源撰述《海国图志》，属于开始“睁眼看世界”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批又一批国人通过出使、通商、留学、考察等形式纷纷踏出国门，走向海外，那无疑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端。著名出版家钟叔河花费30年时间，系统编辑出版了百卷本的《走向世界丛书》，完整记录了早期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所观、所察、所思、所想。从此以后，中外交流、对外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不论其成败与否，都是中国近代走向世界并不断自我革新的不懈探索。民族独立、政

治改革、经济发展、文化创新、学术自由、妇女解放成为时代潮流，中国与世界开始融合，并且拥有共同话语。这一时期尽管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物质生活匮乏，但是，人们的精神世界还是相对自由与开放的。最近与研究生一起读书，其中读了瞿同祖先生的代表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深感中国传统社会通过法律对人性特别是对底层民众的压抑，触目惊心，惨烈而无人道，进而对近代革命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与理解。

所谓历史教训，是后人从前人挫折或失败中汲取的鉴戒。历史教训就是人们从遭受挫折或失败的事件中获取的警示。如上所述，中国在走向世界、走向近代的历史行程中，先后推行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立宪运动，发起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不论是称为运动也好，还是叫做革命也罢，其主流或主题是变革，不断的变革，一步步深化，直达核心。这些性质各异、程度不同的变革，均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路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毋庸讳言，这些重大事件大多数以失败而告终，留下了不少遗憾，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与反思。

中国近代政治变革大多以失败告终，原因固然是十分复杂的。其中，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干预、侵略、掠夺难辞其咎，不容否认。但是，按照我们的主流理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是次因，内因是主因。即就内因而言，主流的论述也是封建专制的腐朽统治和官场腐败所致，对其制度落后缺乏清晰的表述与解释。在我看来，传统政治体制的缺陷、惰性，庞大利益集团的反对及阻力，政治改革时机选择的失误，似乎是历次政治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被动回应、消极应对几乎贯穿整个近代历史的全过程。

洋务运动从经济层面看应该说是成功的，最起码是改变了清朝十分窘迫的财政状况，社会经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民众生活水平也有相应改善。甲午一

役，清朝战败。这场战争彻底打断了洋务运动的进程，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同时严重影响了东亚的政治格局，用宋教仁的话讲就是“实吾国盛衰一大关键”。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对外战争是外因，但不是主要原因；顽固势力的反对与阻挠，只是一种掣肘作用，也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自身政治体制的缺陷。

戊戌维新与立宪运动的失败，除了政治体制的缺陷与惰性外，政治改革时机的选择失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此，我曾经写过专文，不再赘述。需要予以补充的是，关于戊戌维新失败的原因，事隔将近50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大员阎锡山在其1947年的日记中颇有感慨地写道：“戊戌立宪，万世帝王。丙午立宪，国破家亡。立国不敢失时。适时放火亦理长，落后点灯亦理短。为政不敢违时。”阎锡山，字百川，山西五台人，1883年生人。1898年戊戌维新时，他已经15岁，1906年丙午立宪时，他已经23岁。15岁与23岁已经是开始懂事并形成人生观的时期。以阎锡山的知识与智慧，他应当对当时发生的历史是有所了解的。他在后来日记中所讲的政治改革时机的选择，反映和表现的是其比较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在他看来，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不但可以保住清朝的江山社稷，而且可以使其“万世帝王”，国脉永恒延续；如果丙午立宪，结果只能是“国破家亡”。两次政治变革的前后时间虽然相差只有短短8年，但是其结果却如此大相径庭。8年前变革与8年后变革，前途与命运完全不同，其中的关键是政治改革时机的选择。阎锡山讲到的“立国不敢失时”“为政不敢违时”正好强调的是时机、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些在中国千古流传的成语，不仅仅是告诫人们不要违背农时、节气，更重要的是国家大政、制度变革一定要把握时机，一旦错过，将后患无穷。在阎锡山看来，如果把握时机，顺势而为，即使政策出现重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