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

谈“三言”、“二拍”中的“商”与“士”互渗
王穆秋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2010级重庆万州 404000）
[摘要]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中, 居首位的士与居于末位的商，其社会地位不可同日而
语。

然而到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商士互渗现象相当普遍。

“三言”、“二拍”从多个层面展现了商与仕的生存方式、生活情调和婚恋选择，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新特点的商人形象和士人形象，实现了由士人独自登场到士商共同舞台、由商士对峙到商士互渗的多重超越，给人耳目一新
的感觉，具有鲜明地时代特征。

[关键词]三言二拍商人士人互渗
一、商人业儒仕进与文士弃儒经商
在生活方式上，文士摆脱了对科举的依赖，走向了商业经营的道路;与此同时，商人在发家致富之后，又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来加入士子仕宦的行列。

可以说，士人经商与商人业儒的现象在明代非常普遍。

[1]
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抑商”政策，并且规定“有市籍者不得为宦”。

但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封建官僚政治体制造成的官本位意识不得不对商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尽管历朝历代这种严厉的“抑商”政策使商人对仕进不敢有任何奢望，但越是这种挤压，就越使商人步入仕途的愿望更加强烈。

在艰难境地中求商的商人体会到了受尽权利揶揄和凌辱的苦楚，因此政治嗅觉变得极其灵敏，政治触须也极其发达，尤其当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为培植他们的愿望提供良好的时机时，商人便会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机会努力向官场发展、攫取官衔。

，所以他们一旦经商致富，便通过各种方式向官场发展。

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商人社会地位的不断上升。

商人一旦经商致富，往往花钱请老师在家里教自己的孩子习儒业，之后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如《张廷秀逃生救父》(《醒》卷二十)中以贩布为生的褚卫夫妇俩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夫妻珍重如宝，延师读书”，后来两人一起参加殿试，俱在二甲。

《卖油郎独占花魁》（《醒》卷三）中曾以二两本钱起家，后来家道殷富的秦小官和花魁娘子王美，“夫妻偕老，生下两个孩儿，俱读书成名”。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醒》卷七）中富商大贾高赞，各有一男一女，请个“积年老教授在家管谷，教着两人儿女在家读书”。

后来从高赞定要择一读书君子作为女婿来看，他也期冀儿子走科举之路，以光耀门楣。

吴仁安先生在《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一书中这样描述洞庭望族形成的原因。

他说，作为商贾云集之地的洞庭，在明清之际就出现多名状元、探花、进士，“而且都遵守一条不成文的族规加法：即对于族中子弟凡聪明能文者皆由他科举入仕途，凡缺乏才气、拙于词章者皆由他外出经商，族中有儒有贾。

由此可见，那些富商大贾们，之所以要把商业资本转向投到科举上去，使商业资本转化为政治权利，很显然，是想借此方法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扩大财富，荫庇子孙后代，确保家族的长久利益。

与此同时，明代中叶以后仕宦制度的调整，使得大批富贾商户的子弟可以通过金钱势力上升到
原本文士出身的监生行列，打破了过去商人与士子无缘的界限。

据《明史·选举志》卷一说，明代景泰元年，朝廷为解决“边事孔棘”的问题，同意民间纳粟纳马者可以入监为国子生。

于是，这一政策为有钱商人步入仕途大开方便之门，很多商人因此而走向了肥己容身的捐纳之途。

如《钱多处白丁横带》（《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中家资巨万的江湘大商人郭七郎，在京都听人说起“朝廷用兵紧急，缺少钱粮，纳了些银子，就有官做;官职大小，只看银子多少”。

便不再安于仅仅当一个商人，而羡慕起士人的地位来，他最终求人帮忙花了五千两银子买了一个刺史做。

商人思慕文臣，不免流露出向文人官僚靠拢的倾向。

此外，明代还有很多商人通过“纳粟入监”的方式入仕。

所谓“纳粟入监”就是向国家缴纳一定的钱粮取得监生的资格入国子监读书。

在“三言”、“二拍”中很多商人都花钱为自己或子弟买的一个监生的身份。

一是监生可获得一些优免。

《徐老仆义愤成家》（《醒》卷三十五）中徐老仆阿寄赚了钱之后给主人的两个儿子“俱纳个监生，优免若干田役”。

而是监生可做小官。

明制，对于国子监的学生，有拨充历事生的规定，即分定一定数额的监生到各机关里去实习办事。

实习期满，加以考选，成绩好的任用，不好的回监读书。

这中间就有很多人为操作的事情，谁花的钱多，谁就能选个好官。

《赵春儿重旺曹家庄》（《警》卷三十一）中，曹可成，曹家庄上的富户之子，自小纳粟入监。

后来要花钱选官，妻子问他需要多少银子时，曹可成说：“本多利多，如今的世界，中科甲的也只是财来财往，莫说监生官。

使用多些，就有个好地方，多趁得些银子；再肯营干时，还有一两任官做；使用的少，把个不好的缺打发你，一年二载就升你做王官，有官无职，监生的本钱还弄不出哩”因曹可成投入多，所以“三任宦资约有数千金，赎取旧日田产房屋，重在曹家庄兴旺，为宦门巨室。

”
凌濛初在“二拍”中写道:“徽州人有个癖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其余诸事铿吝了。

”所谓“乌纱帽”不言而喻指的是封建官僚。

商人不惜花费银子去结交官僚人物，正显示了官商的特色。

可见，商人对于仕途是非常迷恋的。

“三言”、“二拍”中有关商贾的故事极多，而细查那些买卖人的出身，便可发现其中竟有相当一部分原本却是书生和封建仕子。

《张孝基陈留认舅》（《醒》卷十七）中有一位官拜尚书的大官僚, 他“家财万贯, 生得五个儿子。

只教长子读书, 以下四个农工商贾, 各执一艺, ”旁人认为此举“非上人之所为” , 劝他让五个儿子皆“习儒” , 而这位老尚书却说出了一番与“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相悖的高论: “世人尽道读书好,只恐读书读不了! 读书个个营公卿, 几人能向金阶走? ……农工商贾虽然贱, 各务营生不辞倦……春风得力总繁华, 不论桃花与菜花……老夫富贵虽然爱, 戏场纱帽轮流戴,子孙失势被人欺, 不如及早均平派, 一脉书香付长房, 诸儿恰好四民良”。

不但把经商致富与躬耕务农等同齐观, 还提高到与读书习儒平起平坐的地位。

由于种种原因，读书人并不想穷经到白首，如《杨八老越国奇逢》（《喻》十八卷）中的杨复由于“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他就“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

过去，商人赚了钱便千方百计跻身于官宦行列，而此刻却有人一反故习，如《刘东山夸技顺城门》（《初刻拍案惊奇》卷三）中做官的刘东山“觉得心里不耐烦做此道路”，便告脱了官职去经商。

不过这些读书人在经商之后，往往以文士的宽宏大量洗刷了一般商人的蝇营狗苟习气。

比如徽州休宁县屯溪乡的那位潘甲，就是由于家境破落而不得不由读书改为经商。

经商归来，他并没有粗暴地计较妻子的失节问题，而是温和的接受官府的明断，将妻子领回家中。

《积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中的程宰兄弟也是由习儒而改为经商。

《杨八老越
国奇逢》（《喻》卷十八）杨复“年近三十，读书不就”，便弃书从商，往漳州一带做官去。

《刘小官雌雄兄弟》（《醒》卷十）中“自幼攻书，博通今古，指望致身青云”的刘奇，后来却“无心于此”而开起了布店。

抛弃熟悉的课本，捧起陌生的算盘，心中酸甜苦辣的滋味，只有这些书生自知。

处于四民之首“士”之类群的书生们丢下书本，放弃先前热衷不已也是寄托无限飞黄腾达希望的举子业，把圣贤“何必曰利”的遗训抛在脑后，而去从事先前视为等而下之的行业。

他们步入商海后其行为心态又是如何？不管他们是喜是忧，总之弃儒从商已经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尚。

[2] 从下到上整个社会经商风气的盛行，使“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之类的“不贱商贾”的观念自然得到了社会上不少民众的认同。

由以上分析我们知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中后期传统的“四民”格局得以打破。

在生活方式上，士与商之间出现了互动，关系渐趋融洽。

在此基础上，传统的官商关系也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

如《顾提控椽居郎署》写州中吏典顾芳平日经常在城外一个卖饼的江家歇脚，因此与江家熟识。

江家后来遭人陷害，被污为海贼窝家，顾芳出于正义、同情和友谊，出面搭救保护，不图商人任何报答。

江家对顾芳感恩戴德，要把十七岁的女儿送给顾芳做妾。

但顾芳在这比较诱人的酬谢面前，能够把握住自己的欲望，从而拒绝了江家的好意。

在这里有权的官吏不仅不依仗权势欺侮商人，而且利用自己的权利和关系主动保护商人，并且不图商人的任何报答。

这篇小说反映了传统中国官商关系中一种比较理想的模式，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士、商之间的互动。

二．商人儒雅、风流与士人甘入流俗
在生活情调上，“士”、“商”之间也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一方面，儒生混迹于市井之间以后，也逐渐养成了世俗的不良习惯。

他们抛开了固有的清高儒雅的面目，纷纷露出了贪财而又狡诈的凡夫俗子嘴脸;另一方面，由于商人的觉醒，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儒雅风度。

[3]
在传统“贱商”的社会观念影响下, 商人形象一直不佳, 常常免不了成为嘲讽挖苦的对象。

他们是醒凝市侩, 逐利鄙夫, 市井之徒, 人格备受贬损; 这种贬损的依据是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 源出于自然经济之下的民众心态。

人们尚不能完全理解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则, 尚不能理解追逐商业利润的行为规范, 所以“为富不仁”、“贪婪暴敛”、“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之类的污水, 便铺天盖地般向商人泼去。

一提起商贸交易, 隐隐地总让人联想起其中必定藏污纳垢, 而商人也总是些奸猾之辈, 潜在的犯罪分子, 这是因为商贾贩货换金, 逐利四方, 比之躬耕垄亩淳朴的农民, 更象是社会不安定因素; 应该说这里面存在着不少的文化偏见。

如《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初刻》卷四）里的程商“察性简默、端重, 不妄言笑, 忠厚老成”。

一次在饭店吃饭, 正遇一妇人也来用餐, “饭店中客人, 个个颠头耸脑, 看他说他, 胡猜乱语, 只有程元玉端坐不瞧”。

后那妇女因忘带钱而受众人嘲弄, 又被店主扭住不放, 是他代为付帐, 而当那女子要他道出名姓, 表示要“加倍奉还”时, 程却说“些些小事, 何足挂齿? 还也不消还得, 姓名也不消问得”，正直厚道而又慷慨。

其他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警》卷五）写布商品玉偶然在厕所中拾得二百两银子, 想到“倘或失主追寻不见, 好大一场气闷” , 后来在南宿州遇着失主, 一路陪送他到扬州家里,将银子归还, 完全不同于见钱眼开的市侩之徒。

《刘小官雌雄兄弟》（《醒》卷十）颂扬了小酒店主人刘德夫妻的慷慨好义, 他们家景并不宽裕,却能两次救人之急,有始有终。

与此同时，不少商人为了掩饰传统舆论强加于自己身上的粗俗浅薄的偏见，有意识的表现出向文士学习的迹象，[4]
他们假借儒雅之表象欺瞒世人以达到自己的不良目的。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卷三十二）中的孙富身为浮浪不经的商人，却采取了吟诵高学士的《梅花诗》这种附庸风雅的方式结交了李甲，然后转而又颇似善解人意、急人之难地在杜十娘身上与李甲达成了一桩罪恶的交易，制造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悲剧。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亀龙壳》（《初刻拍案惊奇》卷一）中写商人文若虚早在发迹之前就精通琴棋书画，对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等“名人诗画”烂熟于心，而且能仿作字画，企图以此谋取高额利润。

这哪里是一个文化修养低的商人，分明是一位与江南文人大夫相放佛的才子。

向来以“君子”自居的文士通常以孔子提出的“喻于义”自我标榜，而将商人推入“喻于利”的小人一边，同时社会流俗会认定“无奸不商”。

然而随着明代“士人无赖”风气的形成，士人竟然为一己之功利不择手段地到处谄媚逢迎，干起了原本“市狙庭隶所为” [5]之事。

丧失了原本讲究体面端庄的角色规范。

《滕大尹鬼断家私》（《喻》卷十）中的那位出身于文士的“贤明”官僚滕大尹，在断案之初摆出一幅秉公执法的样子，但当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识破画轴中的秘密时，面对万两金银，立即垂涎三尺，当着原告、被告以及宗族中的众人，自导自演了一出装神弄鬼的闹剧，毫不费力地将一坛金子据为己有，大摇大摆地抬回衙门。

这位足智多谋的能吏就是这样在处理一桩家庭财产纠纷案件的过程中，露出了见钱眼开、趁机捞一把的世俗嘴脸。

有权有势者如此，落魄潦倒者也是这样。

《俞仲举题诗与上皇》（《警》卷六）中的贫士俞仲举在落魄潦倒时，不仅耍赖不交房租，而且在房主孙婆赶他走时，他竟然还向人家索钱。

这种“诈钱撒泼”的行径，显然也脱去了文士的“斯文体面”。

到了《拍案惊奇》中，文士更是撕去了文雅磊落的面纱，纷纷扮起商人化的角色来。

如《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抱怨》（《初刻拍案惊奇》卷六）演叙了一个唐代故事。

其中的滕生虽然是士子出身，收到正统教育，但他却扮演了一个靠钱达到罪恶目的“小人”角色。

又如《韩秀才趁乱聘娇妻吴太守怜才主姻簿》（《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中韩秀才虽“才过自荐，貌比潘安。

胸中博览五车，腹内广罗千古”，但其处事方式中偏有商人式的随机应变和精打细算。

当时，社会上风传朝廷点秀女，一位开当铺的金人金朝奉急忙要把女儿许配给他。

韩秀才“分明晓得没有此事，他心中正要妻子，却不说破”，不失时机地让金朝奉写一纸婚约。

事态之后，金朝奉赖婚，韩秀才开始提出金家加倍赔偿聘金的事。

随后，当太守为此主持正义时，他又转口据理力争，结果人财兼得。

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显然染上了商人阶级的世俗化色彩。

像以上诸篇所展现的商人、士人的形象转变，在“三言”、“二拍”中尚有很多，这里充分表现了作者对传统商人和士人的重新认识。

这种新看法，既是对传统观念的突破，也反映了明代中叶后社会心态的变化。

三．士女下嫁商家与文士垂青商女
在婚姻选择上，出于现实的考虑，“士”、“商”打破了传统门当户对的观念，开始了堂而皇之的通婚，不仅文士垂青商女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仕宦人家的女儿下嫁商人的情况也俯拾即是。

由于明代的秀才大多出身贫寒，因此，传统门当户对的婚姻模式离他们已相当遥远，高攀大家闺秀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和富商之家联姻不失是明智的选择。

就穷士子一方来讲，他们要想走完漫长的科举之途，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保障。

而穷士子通过与富室联姻可使异常艰辛的求取功名之路变得相对平坦些，此时的士子早已忘了“商贩之家，慎莫为婚；市道接利，莫与为邻”的古训，只要保证他们将来能做官，入赘团头家也就算不得丢人的事了。

[6]
文士垂青商女通常是无“贝”之“才”与有“贝”之“财”之间的取长补短。

《金玉奴棒打薄
情郎》（《喻》卷二十七）中的莫稽虽是饱学之士，但极穷困，不得已屈身入赘团头金老大家，才使自己金榜题名。

《穷马周遭际卖缒媪》（《喻》卷五）显然是在史实的基础上敷衍而来的，不过，作者却别出心裁地把历史上唐太宗名臣马周的发迹变相归功于一个小商贩卖媪的鼎力相助，这无疑就大大突出了细民出身的女子对文士成功所起的关键作用，而最终的结局是，做了高官的贫士满怀感激地娶了这位往日的恩人为妻。

显然，这种颇耐寻味的结局反映了文士低就商女是一种两厢情愿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文士低就商女不但不再是过去那种勉强为之的阴差阳错，而且还是人们求之而不得的、最为实惠的选择。

且看《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醒》卷七）中的钱秀才，在替表兄相亲与娶亲的丑剧败露后，面对身为大商人的女方家长宁愿以女相许的情景和开明大尹的主婚，他起初还碍于面子借故推辞，但最终还是“拜谢”而从了。

另外，上文提及的《韩秀才趁乱聘娇妻吴太守怜才主姻簿》中的韩秀才，更是迫不及待地抓住时机聘定了一位商女为妻，直至最后人财兼得，免去了无力娶妻的生存烦恼。

就富商一方来看，当时一些富商之所以愿意选择穷士子为婿，他们也不是无目的的。

因为在一些富商眼里，把女儿送与人家做偏房或嫁一个官职低微的人不仅有失体面，而且也不利于家族长久的利益，而欲和显宦人家联姻又高攀不上，所以他们便把择婿的目光投向了那些有才学但未发迹的穷士子。

如上文提到的《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的大户王宪，因无子嗣，便看中了张木匠的两个儿子，于是便认张权的长子廷秀为儿。

当得知廷秀也读过书，只因家贫而辍学时，便为他请来了先生。

看到廷秀读书勤勉，将来必成大器，王宪便又把爱女许配给廷秀。

当大女婿极力反对这桩婚姻时，王宪直言看上廷秀就因为他将来“定有科甲之分”。

后来廷秀因父亲官司一事荒疏了学业，便被赶出了王家的大门。

当后来廷秀做官时，王宪口称贤婿，极尽谦恭之态。

因此在“三言二拍”中象王宪这样的商人，他们把穷士子作为择婿的目标，因为双方在共同的利益上找到了契合点。

可以说，穷士子与富商之间的联姻，双方是“各有所求”。

“盖今之世，士之贱也甚矣。

”所以这些有才学但无财力的穷士子，只有依附富人的资助，才能完成举业。

[7]穷士子能吃苦，进取心强，会以加倍努力来报答商人给予的恩惠。

而精明的商人们青睐有才学的穷士子，也恰恰是看中了穷十子们身上蕴藏的巨大潜力，因此借联姻这种近期投资远期收效的方式，以达到攀附权贵的目的。

[8] 另一方面，仕女下嫁商门的角色设计则彻底打破了传统门当户对的择婚观。

如《乐小舍拼生觅偶》（《警》卷二十三）中的商人子弟乐和与士家女子顺娘自幼同窗，私定终身，然而却遭到双方父母的反对，两人坚持不娶不嫁。

钱塘观潮时，他俩又在江边约会。

顺娘不慎滑入江中，乐和奋不顾身投水相救。

在潮王帮助下，两人脸对脸、胸对胸、交股叠肩、紧紧偎抱，分拆不开，直至女方父母答应他们的婚事，他们即苏醒过来，最终成为眷属。

对此，作者赞誉到：“钟情若到真情处，生死风波总不妨。

”这场建立在“情”字基础上的婚恋角色扮演尽管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毕竟打破了士商之间的门第界限。

当然在“三言”、“二拍”的艺术世界里，还有些开明的父母已不再受门当户对清规戒律的约束，主动地支持士商通婚了。

如《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写蒋生在治好马小姐的危病之后，马家要招他为婿，他按照传统的伦理意识推让道：“小生原籍浙江，远隔异地；又是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

”不料，身为缙绅的马小姐之父马少卿却非常通达的说：“江浙名邦，原非异地；经商是善业，不是贱流。

”竟然以全新的角色意识为据定了女儿的终生大事，足见世风的演化。

在“三言”、“二拍”艺术园地里，冲破传统“门当户对“观念的士商通婚之所以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主要是因为二者逐渐地在取长补短中互相感受到了对方的人生价值。

商人对“士“这
一四民的排头兵自然向往有加，自不待言，而士人对声位居后的商人也有了重新的估价。

大名鼎鼎的名模思想家李贽敢于站出来为商人说话，他在给友人的一封名叫《又与焦弱侯》的信中慷慨陈词道：“商贾亦何鄙之有？携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垢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携者重，所得者末。

然必交于士大夫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

这虽然一向被看为一个反传统志士的口吐狂言，其实是受时代精神洗礼的由衷之语，最能代表来自那个社会底层的声音。

这种声音奠定了士商通婚的思想基础。

于是，《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乐小舍拼生觅偶》、《韩秀才趁乱聘娇妻吴太守怜才主姻簿》等这些很难为传统文学所接受的角色设计便在“三言”、“二拍”中有了广泛的“市场”。

四．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贱商”、“抑商”的观念曾经占据统治地位，商人的地位曾经很低贱。

然而商人价值的凸显是历史的必然，这一状况到明代中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有了显著的变化。

“三言”、“二拍”全景式地描绘了当时商业经济的繁荣，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首次以大量的篇幅肯定了商人的经商活动，展现了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士与商二者之间互动的情形，从而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新特点的士人形象和商人形象，打破了古代文学在对士与商二者形象塑造上“脸谱化”的特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小说中所宣扬的崭新的价值观念，以及在新时期对商与士形象的重塑，无论在广度上与深度上，都超越了唐宋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Abstract: Among the four classes define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scholars, farmers, artisansand merchants, firs-t rank scholars were much higher than shabby merchants. However, especiallysince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The phononmenons of the mutual infiltra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traders are quite popular. Sanyan Erpai showed different aspects from multiple level.Such as the means of existence,life tastes and mutual marriage of loving choice,etc, which shaped new images of intellectuals and traders, experiencing theperiod of intellecthals acting alone on the stage to the period of intellectuals and business people performing together.The book gives people a feeling of finding everthing frensh and new,alonging with a distinctive time feature.
Key Words:Sanyan Erpai traders intellectuals mutual infilt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