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的悲剧性评析

刘珂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中心，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悲剧的内涵指的是悲剧冲突所显示出来的一种审美属性，它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引发人们对于有价值的东西的珍爱，在痛惜中感奋起来，并化悲痛为力量，获得审美快感。本文从悲剧的判定、悲剧女性形象、社会背景与作者态度等方面对“三言二拍”中女性的悲剧命运进行了深入分析。

关键词：三言二拍；女性；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1-0105-02 悲剧的内涵指的是悲剧冲突所显示出来的一种审美属性，它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引发人们对于有价值的东西的珍爱，在痛惜中感奋起来，并化悲痛为力量，获得审美快感。而对“三言二拍”中女性悲剧命运的分析，就是为了更好地体会这种审美价值，引发人们的思考和感悟。

悲剧以再现苦难和毁灭来突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并以让欣赏者获得认识和情感的再生为本质；以主体和客体的悲剧性冲突体现历史的必然要求和以主体的暂时被否定而最终被肯定体现历史的发展方向为特征。

大家闺秀从小生活在缺乏人性的封建家庭中，这样的家庭充满了礼的说教。她们要获得婚姻自由，必然和渗透在自己头脑中的封建意识发生尖锐的冲突。在她们身上“存在着明显的个性自由、恋爱自主的强烈愿望，当这种愿望与明代中叶社会的进步因素诸如平等、自由、民主等发生共鸣之时，她们便显示了以往少有的大胆抗争精神，甚至不惜以生命来维护初次尝试做人的自主权”[1]。

在《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万秀娘乃万员外之女，是一位不甘受人凌辱，立志为兄为己报仇雪耻的智谋女。大难当头她临危不惊，在劫掠自己的敌人面前强颜奉承，凭自己的胆识和才智与其巧妙周旋，伺机报仇，最终惩罚了凶手。作者对她的胆识和毅力表示了自己的称赞：“生报仇秀娘坚忍。”

《李玉英狱中诉冤》中的李玉英是锦衣卫千户之女，幼年丧母，后母焦氏在丈夫死后，对前妻未成年的一子三女百般虐待，将儿子李承祖毒死，卖次女桃英为人婢，逼三女月英沿街乞讨，告长女玉英奸淫忤逆，下在死牢。李玉英没有冤死狱中，她上奏辩冤，案情真相大白，恶人受到应有的惩处。

《崔待诏生死冤家》中的秀秀被迫卖到郡王府当绣花养娘，她为了结束这种奴隶般的生活，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大胆无畏的反抗。秀秀趁王府失火之际毫不犹豫地与崔宁一同逃走。崔宁与秀秀，一个是玉匠，一个是绣女，他们品貌相当，互相爱恋，本应过着美满的生活。可是不管他们跑到哪里，始终未能逃脱以咸安郡王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的魔掌，即使作了人鬼夫妻也被拆散。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金玉奴是乞丐团头的女儿。金老大一心要将女儿嫁一个有出息的读书人。莫稽，读书饱学，只为父母双亡，家穷未娶，情愿入赘人家。于是两家结亲。金玉奴十分要强，只恨自己家门风不好，于是劝丈夫刻苦读书。学习环境改善了，又有妻子的督促，莫稽才学日进，23岁就连科及第。出头后的莫稽嫌弃妻子家的乞丐出身，在携同金玉奴登舟赴任途中将其推入水中。玉奴幸被莫稽的上司许德厚所救并收为义女。许德厚设计以招赘为婿的手段惩治莫稽。在新房中，金玉奴棒打莫稽，莫稽知错认错，诚心忏悔，两人和好。

悲剧女性必然要遭遇苦难，这些苦难有精神方面的、身体方面的以及精神身体双重作用的。在“三言二拍”中，单纯属于身体上或精神上的苦难极少，最常见的还是精神身体的双重折磨。像前文已经介绍过的万秀娘、李玉英等被奸人所害而忍辱偷生，明显遭受着双重折磨；而杜十娘、玉堂春等名妓，妓女的出身决定了她们一定遭受着身体上的折磨，而对自由生活

的向往与现实的矛盾又使她们同时遭受精神上的苦难。

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苦难，悲剧女性都会有所抗争，但抗争力度却有所不同。以自己生命的终结表达对社会、对负心人的怨恨和对命运的抗争显然可以算是力度很强的抗争表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痛斥李甲与孙富，毅然投江结束了她年仅19岁的生命,这一场面,几百年来不知令多少人掩卷叹惜。王娇鸾，在确认心上人负心后，作绝命诗数首并上呈达官以图报仇，之后自缢身亡。她们都以死亡复仇，使仇人受世人唾骂并得到应有的惩罚。

在自己因为种种不幸身死之后，灵魂尚不得安宁，即使成为了魂魄，也要到人世复仇，圆未了心愿，充分表现出了悲剧女性遭受苦难的深重和与世抗争的决心。郑义娘在与夫君失散后为守节而自尽，她以魂魄复生回到世间本是带着对夫君的万千眷恋的，但在夫君主动承诺不再娶却又负心娶妻之后，郑义娘的眷恋就转变为痛恨，于是魂魄前来复仇。周胜仙，因爱情不能自主而死，死而复生被奸人所辱后还执着与爱人相会，却又不幸被爱人糊涂打死，带着对爱人的满腔爱恋，她化为魂魄到范二郎的梦中与之相会，终于得偿所愿，并最终帮助爱人洗冤。

面对苦难，以死抗争可以算是最容易的，守节而死在封建社会是相当值得称颂的行为。但这种做法在现代人眼中未免失于消极，毕竟死后报仇成功的与否自身已无法操控，而魂魄复仇更是一种美好的想象而已。所以忍辱抗争就成了最有希望但又最为艰难的抗争办法，它体现出了悲剧女性最强大的抗争精神。蔡瑞虹在全家遇害之后，多次遭受蹂躏与买卖，始终坚持忍辱偷生以报家仇，但在大仇得报后却为家族名誉选择了自尽。李玉英，在蒙大冤入狱后没有自暴自弃，她上奏辩冤，案情终于真相大白，恶人受到惩处。

“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在“三言二拍”中也较为常见，这些负心汉大多遭到悲剧女性强烈的抗争，往往难逃人诛天谴的命运。然而，《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莫稽却只被“棒打”一番，就与金玉奴和好如初。为何作者笔下的金玉奴抗争力度稍显微弱呢？这从根本上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局限性。在阶层划分森严的封建时代，士子与乞丐本来是两个相距甚远的阶层。虽然莫稽只是个一文不名的穷书生，但仍然有自己骄傲的资本，因为他处于“士流”。对于莫稽功利至上的婚姻，作者始终是理解甚至怜悯他的，认为莫稽的负心并不是多么不可原谅；及至后来莫稽的所为虽然令人唾弃，但却因了“士”与“乞丐”这一特殊的结合，才让他逃过了陈世美被铡头的恶运，而且还给了他更大的实惠：美貌贤妻，殷实家资，富贵前程，还白得了个上司做岳父。也是基于作者这一观念，他笔下的金玉奴痛骂、棒打负心汉已是她最强的抗争表现，即使被莫稽推下江心并快船离去后，依然不忘“夫贵妻荣”、“从一而终”。

“三言二拍”中女性的悲剧原因具体来说各不相同，但同时也具备强烈的共性，我们有必要把它们进行分析归类。“三言二拍”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大多美好无比，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心，故而能引发她们悲剧产生的内因相对偏少。外因在“三言二拍”的女性悲剧命运的产生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封建礼教可以坐上导致古代女性悲剧命运因素排行榜的头把交椅。“三言二拍”中的女性悲剧的产生或多或少都受到封建礼教的影响。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可谓是典型的因封建礼教的摧残而导致的悲剧。京娘被赵太祖的豪气云天所深深吸引，加上赵太祖一路上细心照顾，已对其产生感情；再想到自己深陷贼窝虽仍保持清白却难以向世人证明，受传统的贞洁观影响，遂决定以身相许赵太祖。可赵太祖为名声所累，为证自己不贪女色而严辞拒绝了京娘。京娘心灰意冷,又受不了家人对自己清白的质疑，最终自尽身亡才得以证明清白。这个故事让人不得不感慨封建贞节观对人心的压迫摧残之重！京娘本是万幸逃过一劫，却还是挣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而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李甲最终抛弃杜十娘是“发乎情，止乎礼”，合乎封建礼教的规范；而杜十娘的跳江之举也是深受贞洁观的影响。肯定有人会认为在封建社会，谨贞守节乃是良家女性的权利和义务，而妓女正是下贱的“不节之人”，是没有资格谈论贞节的，但

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身为妓女失去了肉体的贞节，本是没资格追求贞节了，就只能将自己的一颗真心献给一个男人，而且宁死不易以此弥补她们在贞节上的缺憾，这成为她们最高的精神追求和寄托。当这个自己全心爱着的人一旦负心，那么杜十娘宁可选择殉情也不会再去寻找第二个爱人,她们实际是想用死向世人表白自己的“一片真心，从无二意”。可见，杜十娘完全成为封建礼教摧残下的牺牲品。

黑格尔强调悲剧“冲突说”的原因在于冲突的双方都有各自的合理性，而双方各自的合理性又都是片面的；当双方各自坚持各自的合理性的时候，冲突在所难免。个人的偶然因素不可能造成悲剧性，只有代表两种不同伦理观念的力量相互冲突，才构成了悲剧性的根源。

而中国的悲剧则是善恶正邪完全鲜明对立的双方的冲突，不同于黑格尔所谓的冲突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2]。

这种情况，悲剧完全是由丑恶的一方一手造成的，而悲剧人物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是完全正当的、正确的。悲剧人物把自身的道德理念看成是高于一切的价值，不惜承受巨大的苦难、打击甚至毁灭，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悲剧人物遭受不应遭受的苦难，一方面是悲剧人物的精神得到应有的彰显。简而言之，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的毁灭和苦难往往不是悲剧人物本身造成的，而是邪恶势力对正义力量的摧残和毁灭。

封建礼教能够大行其道上千年，原因自然少不了封建统治对它的维护和推崇。封建统治的粗暴严苛黑暗，导致了大量女性悲剧。像《崔待诏生死冤家》中的郡王，凶狠地打杀了府中的逃奴秀秀养娘；《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县官因收受贿赂而把玉堂春打入死牢；《李玉英狱中诉冤》中的锦衣卫衙门被焦氏买通而将李玉英屈打成招，发下狱中。

在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下，奸人当道成为了自然。奸邪之人、狡诈之徒往往会成为导致女性悲剧产生的导火索，直接引发女性不可挽回的悲剧命运。如《崔待诏生死冤家》里的郭排军，在向秀秀家承诺不告发他们后，转身就向郡王告密，才引发了秀秀后面的悲剧产生；《李玉英狱中诉冤》中的后母焦氏在丈夫死后对继子女进行残忍的虐待，甚至将李玉英诬告入狱；《苏知县罗衫再合》中的徐能等强盗图财害命，将苏知县投入河中，霸占郑氏，导致了苏知县一家长达二十年的离散。

中国悲剧对现存冲突的解决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的，不是诉诸某种‘绝对理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而是诉诸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物质力量即正义力量；这样，中国悲剧就和西方悲剧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了，因此，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不但是历史正义的化身，而且在道德上是比较完美的；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往往具有美好的品格，善良、执着、不畏强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敢于争取美好的生活”[3]。他们在性格上可能有缺陷，但是在道德上却是比较完善的。他们之所以在当时遭受毁灭，不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的局限，而是因为邪恶势力过于强大和凶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