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和《十日谈》的比较

“三言”、“二拍”是中国16世纪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是意大利14世纪的短篇小说集，两者都是中世纪末期出现的市民短篇小说，二者都在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市民阶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人文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意识。从比较文学角度上看，虽然“三言”“二拍”与《十日谈》在题材、角度到形式上皆有相似之处，但他们是各自社会政治、经济、哲学思潮发展而产生的，从渊源影响上没有任何的联系。所以，我们对两者的比较只能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

《十日谈》产生的14世纪的意大利，正是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在黑暗的中世纪透露出曙光的时期。此时，虽然封建教会和世俗封建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在欧洲还占有全面统治的地位，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开始在一些城市萌芽，新兴市民阶层中的精英分子开始对封建教会所宣扬的宗教禁欲主义、封建等级观念等表现出强烈的反抗和不满。于是他们以人性来反对封建教会所宣扬的“神”性、以现世的人间快乐来抵抗虚伪、荒谬的“来世”、“天国”。《十日谈》正是这样一部充满强烈挑战性和人文主义思想观念的市民小说。它以其生动的形象、鲜明的指向，
阐释了市民阶层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封建等级制度和观念，追求人间幸福、平等自由的时代呼声，吹响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号角。
“三言二拍”产生于明代后期，正是封建制中央集权到达最高峰的时候，这样的压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也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以李贽为首的思想家公开向宋明理学挑战，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反应在文学作品上，则是一系列市民文学的壮大，如《金瓶梅》、《牡丹亭》。特别是“三言二拍”，所写内容大多是当代和近代的人物，反映时间跨度较长，传统文化与当代气息相结合，所以对社会影响最为广泛。
“三言二拍”与《十日谈》的这些相似、相近处，除了历史环境的相近之外，相似的社会条件亦是其重要原因。中世纪的显著特点是对人性的压抑与对人的现世享受权利的剥夺，在西方是以天主教会为代表的神学禁欲主义对人的统治，在中国则是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理学禁欲主义对人的禁锢。虽然它们一是宗教，一是世俗哲学，然而在宣扬禁欲主义、蒙昧主义这一点上却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与之相对的，西方的人性论强调的是“人的发现”、“自我的发现”。王夫之说：“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私欲之中，天理所寓”。无论是《十日谈》还是“三言二拍”都是站在人文主义者的

角度上，为了挣脱禁欲的枷锁，肯定人
的欲望和人的要求，夺回人应有的权利。
《十日谈》第一天故事第二写一个叫亚伯拉罕的犹太人所见到的教庭状况是：“他们这一伙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是寡廉鲜耻，犯着‘贪色’的罪恶，甚至违犯人道，耽溺男风?? 。他们个个都是爱钱如命，贪得无餍，甚至人口也可以当牲口买卖? ? ”这些人“只知道奸淫、贪欲、吃喝，可以说无恶不作，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而在《初刻拍案惊奇》中太平禅院院主大觉淫毒成性，与智圆一起论剑村妇，还因为争风吃醋把村妇杀死。这显然不是巧合，薄伽丘在批判天主教会，揭露宗教徒的荒淫无耻，凌濛初、冯梦龙揭露宗教禁欲主义的虚伪上有共同的认知，所以在内容和取材上也表明了两部作品的思想的共同性，而批判宗教的故事就是两部作品的共同主题之一。
在反对中世纪禁欲主义、肯定自然人性的基础上，热情赞美青年男女的自由爱情则是《十日谈》和“三言二拍”共同关注的又一主题，男女性爱是人性最纯美、最自由的体现，也是天主教会与封建道学最仇视的事物，所以在作品中歌颂男女爱情便是对禁欲主义的强大武器。《十日谈》第四天的故事主要讲的男女爱情的悲剧，其中最动人、最具悲剧意义的故事是关于绮思梦达的恋爱悲剧。绮思梦达是是亲王的独生女，寡居在家，爱上了侍从季斯卡多，两人真诚相爱。却因为父亲的门第之见，失去了爱人，殉情而死。在死之前斥责父亲的自私残忍是故事反对封建门第观念的集中体现。而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也是一个因为封建门第观念下的爱情悲剧。不同的是，从身份地位上来看，杜十娘的爱情是以“贵”攀“贱”，但这同样是封建观念不允许的。这样的爱情悲剧都展现了封建制度的残酷无情，这样的内容对呼唤人性自由和反对禁欲主义有着异曲同工的意义。
除了共同的进步思想意识，两者还有着相似的局限性。由于身处时代新旧交替的矛盾性，作者也都有着新旧思想的两重性。体现在作品中，《十日谈》里也有对封建道德的陈腐说教，“所罗门王的故事”中，所罗门王没有让约瑟夫以爱对待妻子，而是用残忍的方法驯服妻子，这是封建道德的残留。也是薄伽丘内心新旧道德意识矛盾并存的说明。在“三言二拍”中，保持妇女贞操的内容也体现出封建意识的存在。
对中世纪禁欲的反叛，对男女真情的赞美，甚至对传统道德的念念不舍，是《十日谈》和“三言二拍”在思想内容、题材形式等方面具有很多的相似处和可比性，但是两者毕竟产生于不同的文

化土壤，在表现同一主题和描写同一题材时也表现出相异的思想境界。
首先，在
对宗教禁欲主义的批判态度中，“三言二拍”所持的武器仍是佛道两教的宗教伦理，对佛道两教的教义和合理性不存怀疑，如《汪大尹火烧宝莲寺》中至慧还俗后死去，在作者看来，只是违反教规、动了凡心的报应，没有更深层次的挖掘禁欲主义本身，只停留在了表面而未升入本质。《十日谈》中的马赛托与修女们寻欢作乐，老年衣锦还乡，他常说：我侍奉我主耶稣的唯一办法就是教他老人家头上生出许多许多的角。这对耶稣和天主教的无情讽刺，而对马赛托及众修女给予同情，就反映出作者对于宗教和禁欲主义本身不合理性的思考与批判。
“三言二拍”与《十日谈》对于青年男女追求爱情与自主婚姻采取的赞赏态度基本一致，但是在对待婚后女性的贞操观念及婚外恋方面则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情感倾向。《十日谈》中写了很多已婚妇女婚外恋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的妻子都是机智聪明的女性，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对这些女性的褒奖，而在第六天故事菲丽芭夫人斥责不合理法律时“毫不瑟缩的神情”，最终胜利。这可以看出，这是以女性为本位，以自然人性为基础，从男女平等的观念出发的，体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三言二拍”中对这种对待这种情况则大多持否定态度，《况太守断死孩儿》中的寡妇邵氏，《蒋淑真刎颈鸳鸯会》中的蒋淑真，《任孝子烈性为神》中的梁圣金，都因为婚外情而丧命，这些都从封建道德出发不加分析的将妇女的婚外情行为一致否定，斥之为“淫”。一个基于人类的自然情欲对偷情的妻子给予同情给予肯定，一个基于伦理道德观念对偷情妻子加以谴责，相同的题材显示出背道而驰的思想差异，这是东西方不同文化影响下对作家的制约。
《十日谈》迎来的是一个资产阶级兴起的新时代，而“三言二拍”后仍将是300多年的封建长河，我们看到了更多在新旧矛盾中的痛苦呼喊，有作者的困惑和不安，因为时代本身还没有提出新社会的建立，之后还需要更多的启蒙与创造。“三言二拍”和《十日谈》是各自民族文化精神发展的结果，是历史在东西方的不同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