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渴理论参考资料

消渴理论参考资料

1．关于病名及临床表现：历代医家，在《内经》的基础上，对本病的研究又有进展。如《金匮要略》立消渴专篇，提出消渴病有多尿、多饮、多食等典型症状，如《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有：“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渴欲饮水不止”，“消谷引食，大便必坚，小便即数。”《诸病源候论》根据消渴临床表现不同，对消渴提出了新的证候概念，认为：“内消者，不渴而小便多是也”，有别于“渴利”，所谓“渴利者，随饮小小便是也。”唐•孙思邈发展了“内消”的概念，如在《千金方•消渴》中说：“消渴之为病，当由热中所致，小便多于所饮，令人虚急短气。内消者，食物皆消作小便也”。《外台秘要•消中消渴肾消》篇引《古今验案》说：“渴而饮水多，小便数，有脂，似麸麦片甜者，皆是消渴病也。”又说：“每发即小便至甜”，“焦枯消瘦”。《卫生宝鉴》也说：“夫消渴者，……小便频数其色如脓油，上有浮膜，味甘甜如蜜。”认识到了消渴可以出现“小便甜”的症状。

2．关于分类：隋代巢元方于《诸病源候论•消渴候》中，将消渴归纳为八种证候类型，可以说是分型辨治的基础；外台秘要》分消渴病有尿甜与不甜者；而立论比较简明扼要者，首推《简易方》，该书从三消论治的学术观点，为后世医家所推崇，如：“渴疾有三，曰消渴，曰消中，曰消肾，分上中下焦而言之。……”尽管对消渴的描述仅仅局限于上消，但其对三消的证候描述极为详尽，其后医家对此多加赞同。后世医家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根据本病的“三多”症状的孰轻孰重为主次，正式提出了本证分为上、中、下三消的观点，如宋代《太平圣惠方》“三痟论”一卷指出：“三痟者，一名渴，二名痟中，三名痟肾”，“一则饮水多而小便少者痟渴也；二则吃食多而饮水少，小便少而黄赤者，中也，三则饮水随饮便下，小便味甘而白浊，腰腿消瘦者，痟肾也”。《河间六书•消渴总论》将消渴病分为三消，云：“消渴之疾，三焦受病也，有上消中消肾消。”；《证治准绳•消瘅》篇说：“渴而多饮为上消（经谓膈消）；消谷善肌为中消（经谓消中）；渴而便数有膏为下消（经谓肾消）”。

3．关于病因病机《金匮要略》中设专篇论述了消渴病，指出了胃热、肾虚及肺胃津伤等三个方面的病机变化，均为临床上所常见，为后世辨治消渴病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指明了方向。汉、唐以来的医学家们多认为消渴病是由肾虚而致。如唐•孙思邈《千金要方》云：“夫人生放恣者众，盛壮之时，不自慎惜，快情纵欲，极意房中，稍至年长，肾气虚”到了明清时期，对肾虚的研究成为当时突出特点，从肾虚论消渴者甚多，如赵献可、张景岳、陈士铎等，不过，众多医家对于肾虚之中肾阳虚和肾阴虚，都有不同见解。如《石室秘录•消渴证治》指出“消渴之症，虽有上中下之分，实皆肾水不足也。”张景岳则认为无论肾阳虚或肾阴虚皆能致消渴。如《景岳全书》有“有阳不化气，则水津不布，水不得火，则有降无升，是所以直入膀胱，而饮一溲二，以致泉源不滋，天壤涸枯者，是皆真阳不足，火亏于下之消症也”；“凡水亏症固能为消为渴，而火亏症亦能为消为渴”。除肾虚的认识以外，后世医家也根据《内经》中的相关认识，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提出了诸如从脾、从肝、从脾论消渴的观点，补充和丰富了对消渴的认识，并对消渴的治疗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医家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认为消渴病多因于禀赋不足、饮食失节、情志失调以及劳欲过度，其病机主要在于阴津亏损，燥热偏盛，而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两者互为因果。4．关于辨证治疗《素问•奇病论》中“……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与《素问•通评虚实论》中“消瘅、仆击、偏枯、痿厥……甘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中饮食失调与肥胖发病之发病因素的提出，加上唐代《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提出消渴可以出现“小便甜”，与“食物消作小便”的观点后，从而产生了饮食控制疗法的基本思想。如《千金方•消渴》“治之愈否，属在病者，若能如方节慎，旬月可疗，不自爱惜，死不旋踵，……其所慎有三，一饮食酒，二房室，三咸食及面”。“能慎此者，虽不服药而自可无他；不知此者，纵有金丹，亦不可救，深思慎之”。指出一些患者只要节制饮食，无需服药亦可渐瘥。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篇》中说“趺阳脉浮数，浮即为气，数即消谷而大坚，气盛则溲数，

溲数即坚，坚数相搏，即为消渴。”从营卫气血不足和胃气热盛的角度，阐述了消渴的病理机制。并认为肾气虚弱，阳气哀微，上不能蒸腾津液于肺，下不能气化达于膀胱，致开阖失职，“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张机又根据消三消“肺胃津伤、胃热、肾虚”的病机，制人参白虎汤清泄肺胃，生津止渴；肾气丸在补肾养阳的基础上，振奋下焦阳气，增强人体气化，而使水津上布，该方为历代引用不绝。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立清热泻火，生津止渴之大法，创玉泉丸、黄连丸，建立了清热滋阴治疗消渴的基本法则。金元刘洞间创立“六气皆从火化”、“五志化火”的理论，将本证与兼证的种种表现皆归咎于“热燥太甚”，提出三消的治则是“补肾水阴寒之虚，而泻心火阳热之实，除肠胃燥热之甚，济人身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结、津液生而不枯、气血利而不涩，则病可已。”立意在于补肺气以布津液。李东垣首创“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说，认为其病因是“津液不足、结而不润皆燥热为病”。治疗消渴不能食以钱氏白术散加葛根治之。金元医家不仅对消渴病的研究，在因、机、证、治上立意求新，自成体系，还宗《灵枢•木脏》“肝脉微小为消瘅”之说，首创舒肝之法，调理气血，使消渴病的辨证施治更加全面。如河间提出：“治上焦鬲消而不欲多食，小便清利，宜小柴胡汤”。东垣治消渴诸方，如和血益气汤，当归润燥汤，清神补气汤等，均有柴胡配伍，平肝木以健脾胃，调气血以升元气。丹溪立顺气散为调气理血治消之专方，治消中能食，小便赤黄。金元医家从肝论治消渴，为消渴病辨治，开创了新的思路。明代赵献可《医贯•消渴》提出命门火哀而致消渴的观点，发前人之未发。认为命门火衰，不能蒸腐水谷，水谷之气不能熏蒸上润于肺。故“人之水火得其平，气血得其养，何消之有？治消之法，无分上中下，先治肾为急，唯六味、八味随证加减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肾水，则渴自止矣。”明代张景岳亦言“三消证无不由于命门者也”。当以右归类、八味类主之。认为消渴多本元亏损，当从根本滋养化源，在养阴的基础上以补阳，在补阳的基础上以益气。明代戴元礼重视脾气，主张“三消得之气之实，血之虚也，久久不治，气极虚则无能为力矣。”并专用黄芪饮加减治疗三消，'把益气放在治疗的首位。周慎斋治消渴特别重视养脾阴，其言“盖多食不饱，饮多不止渴，脾阴不足也。”“专补脾阴不足，用参苓白术散。”五脏皆通乎脾，养脾则津液自生。清代费伯雄在《医醇剩义》中提出了化痰利湿法治疗消渴的观点：“上消者……当于大队清润药中，佐以渗湿化痰之品；盖火盛则痰燥，其消灼之力，皆痰为之助虐也，达原饮主之；中消者，痰入胃中与火相乘，为力更猛，食入即腐，易于消烁，清阳明之热，润燥化痰，除烦养胃汤主之；下消者，肾病也，急宜培养真阴，少参以清利，乌龙汤主之。”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以元气中气为本，认为“消渴即西医所谓糖尿病，如其人饮食甚勤，一时不食即心中怔忡，且脉象微弱者，系胸中大气下陷，中气亦随之下陷，宜用升补气分之药，而佐以收涩之品与健补脾胃之品。”创玉液汤治消渴，乃升元气补中气生津以止渴。关于三消分型证治，清代世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三消》中指出：“三消之证，皆燥热结聚也。大法治上消者，宜润其肺，兼清其胃，二冬汤主之；治中消者，宜清其胃，兼滋其肾，生地八物汤主之；治下消者，宜滋其肾，兼补其肺，地黄汤、生脉散并主之……”可谓深得治疗消渴之大旨。另外，在《内经》中有对因多怒气逆而致因瘀化热转为消渴的认识，如《灵枢•五变》有“怒者气逆，血气逆流，髋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瘅。”这种认识在《内经》中还没有形成一种治疗方法。明清医家对此进行了探讨，如《血证论•淤血》明确提出：“淤血在里则口渴，所以然者，血与气不相离，内有淤血，故不得通，不能载水津上升，是以发渴，名曰血渴，淤血去则不渴矣”。这些论述为后世活血化瘀法治疗消渴病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消渴的并发症，后世在《内经》论述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治疗措施。痈疽：《诸病源候论•消渴候》云：“其人病变成发痈疽，或成水疾。”《外台秘要》云：“凡消渴之人，愈与未愈，常须虑患大痈”，又说：“消渴之人，必于大骨节间，忽发痈疽而卒。”所以贵在预防之，宜服麦门冬丸，除肠胃热兼养阴化湿。如痈疽已成，应以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