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学的真善美

浅谈文学的真善美

【内容摘要】文学的真善美是作家进行文学创造的价值追求。在这篇论文中，我以理论结合作品，阐述了对于文学的真善美的理解：文学的“真”，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文学的“善”，来自作家进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有批判意味的“善”，是具有启蒙教育的社会意义的“善”；文学的“美”，是形式上的“美”，从语言和结构两方面分析。

【关键词】生活真实艺术真实启蒙形式

文学的真善美，是文学创造的价值追求。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将思想与情感融入，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真善美作为他们的一种向往和追求，也在其中有所体现。以下我将结合我所了解的一些文学作品，谈谈我对文学的“真善美”的一些理解。

一、文学的“真”，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

俄国著名作家冈察洛夫说：“艺术家创造真实的类似物，这就是说，他所观察到的真实在他想象中反映出来，他又把这些反映转移到自己的作品里。这就是艺术的真实。”①这就说明，艺术形象具有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特征。文学创作中所讲的真实性，就是这两者的辩证统一。

所谓生活真实，应该是指实际生活中的人和事，以及它所体现的现实关系、生活的情理。而所谓艺术真实就是对实际生活的概括、集中和提炼、加工，比生活真实更强烈、更集中、更有普遍性，表现了作家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理想。所以，艺术的真实，一方面是真实的社会生活的反映，一方面又是作家创作个性的充分发挥，它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因此，可以得出，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艺术真实来源于生活真实，它们之间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艺术真实的基础是生活真实。艺术真实虽然比生活真实更高更集中，但它必须源于生活的真实，不能以反映“生活本质”或表现作者理想世界为理由，随意地描写生活，歪曲生活的情理。如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创作的《堂•吉诃德》中那个荒诞可笑的堂•吉诃德，一心想成为一名勇猛的骑士，而且把这一愿望付诸行动，几度离家冒险。可是时代变了，骑士制度早已成为历史，他自然当不成骑士了，于是他只得以幻觉来实现当骑士的向往，干出许多愚蠢、荒唐甚至疯狂的事：如他把风车当作恶魔的脑袋，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冲上去与之大战一场。结果，给别人造成损失，自己也吃了苦头。堂•吉诃德的可笑行径虽然会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但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他希望成为一名骑士，说明他是有正义感的人，他所有滑稽可笑的举动也是因为正义感使然，他所遭受到的灾难，也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而我们也会为他“生错了时代”的悲剧命运不禁发出一声感叹。因此，我认为在当时文艺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作者用来抨击“骑士文学”的武器，其笔下荒诞不经的堂•吉诃德的存在确有其真实性可言。

艺术真实可以高于生活真实，跟随甚至超越时代的步伐。高尔基曾经说：“我不是自然主义者，我主张文学高于现实，能够稍稍居高临下地去看现实。因为文学的任务不仅在于反映现实，光描写现实存在的事物还不够，还必须记住我们所希望的和可能产生的事物。”②在高尔基创作的长篇小说《母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在高尔基之前，不少俄国作家和西欧

作家在创作中反映过工人的痛苦生活。《母亲》同过去反映工人生活作品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第一次深刻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反映了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阶段。小说主人公巴维尔及其母亲尼洛夫娜正是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典型形象。在那个工人阶级惨遭剥削的生活环境中，巴维尔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和工人们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领导了“沼地戈比”斗争，虽然后来被捕入狱，但其革命思想更为成熟了，出狱之后，他重新发动斗争，进行五一游行，后又被捕，但他在法庭上发表了一番激励人心的演说，这也是小说的高潮之处。而巴维尔的母亲，也从一名受尽压迫的底层妇女成长为一名革命者，自觉参与革命工作，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传送印有儿子在法庭上的演说的传单。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通往无产阶级革命光明未来的道路，而这也体现了作者从未来的高度反映现实的角度。

德国的伟大剧作家席勒在1801年和1804年创作的戏剧《奥尔良姑娘》和《威廉·退尔》，为1813到1814年德国人民反抗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做了思想准备。在中国，鲁迅的《狂人日记》，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发出摧毁几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吃人”制度的呐喊，为五四运动给予强力支持。这些都是文学创作对现实做出超前反映甚至推动社会发展的著名例子。

二、文学的“善”，来自作家进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有批判意味的“善”，是具有启蒙教育的社会意义的“善”。

首先，文学作品的“善”，应该来自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文学创作具有主观能动性，其作品的思想意义很大一部分是由作家主观决定的。列夫•托尔斯泰在谈到莫泊桑的作品的时候就说过：“一个没有明确而固定的世界观的作家，尤其是那种认为甚至不需有世界观的作家，是不能创作出艺术作品的。”③文学创作的目的是形象地告诉人们生活的真理、生命的真谛，如果作家没有先进的世界观，不能发现生活的真理、生命的真谛，他的作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并且，进步的世界观还能帮助作家正确地评价生活和表现生活。作家反映生活不仅要真实地描绘生活，揭示生活固有的意义，而且要流露对生活的评价，表现自己要赞美什么、批判什么。进步的世界观还是形成作家高尚情操的基础。高尔基说过：“文学的目的在于帮助人能够理解自己，提高他对自己的信心，发展他对真理的志向，在他们心灵中启发羞愧、愤怒、勇敢，把一切力量用在使人变得崇高而伟大……”④这就说明，文学创作就是要以高尚的情操影响人的心灵，甚至于引人向善。

其次，文学作品中的“善”，应该是有对比的“善”，是具有批判性的“善”。

善与恶在社会上是相对存在的，在文学作品中也不应该例外。文学的“善”不是说它只能表现善的人与事，而是在善恶冲突中体现其价值存在。在高尔基的《母亲》中，以巴维尔及其母亲为代表的工人阶级革命者为“善”的一方，而敌人就是“恶”的一方，革命斗争就是善恶发生冲突的环境。一开始，“善”的力量并不是很强大，但就是在“善”的一方遭到严重苦难时，激励了斗志，并且在冲突斗争中逐渐成熟、强大起来，从而揭示了“善”必将战胜“恶”的结果，在《母亲》中则体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在与敌人斗争的过程中，在作者对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资本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强烈批判时，母亲与儿子的关系和她崇高的母爱、巴维尔与莎馨卡的爱情关系、革命者之间的友谊等“善”的因素也才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

最后，文学作品中的“善”，应该是具有启蒙教育的社会意义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