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说略

合集下载

文化遗民的遗与逸——以胡思敬为例

文化遗民的遗与逸——以胡思敬为例

或問 WAKUMON117No.25,(2014)pp.117-132文化遗民的遗与逸——以胡思敬为例吴晗怡摘要:本文以清末民初的江西遗民胡思敬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遗”、“逸”对峙的研究框架内,考察其在清覆后的遗民生涯及隐逸生活。

强调先为士而后能遗,还原胡思敬首先作为儒家士大夫的身份认同。

通过梳理胡思敬的生死观、华夷观、新旧观,解答其甘为遗老的选择逻辑。

继以思想、言论、行为三个方面,梳理胡思敬的“遗”,以“田园生活”、“有限交往”梳理胡思敬的“逸”。

终以探讨其“遗逸之辨”的背后,明体达用的生命实践。

关键词:清遗民隐逸胡思敬士大夫一、研究回顾关于胡思敬的个案研究,已有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展开。

江西师范大学刘慧的硕士论文《胡思敬仕履及其心路历程研究》以时间为文轴,梳理胡思敬的生平事迹,着重剖析胡思敬在大变局下的心路历程。

南昌大学雷鸣的硕士论文《胡思敬年谱》,更为直接地以年谱的形式梳理胡思敬的一生,分青年、壮年与晚年。

厦门大学李平亮的博士论文《卷入“大变局”——清末民初南昌的士绅与地方政治》,则有几千字的篇幅论及胡思敬,将其定义为地方士绅和前清遗民这一双重身份,探讨南昌地方士绅在大变局下的政治取向。

南开大学李泽昊的博士论文《胡思敬史学与思想研究》,则更为细腻而立体地将胡思敬还原为一名书生、官员、士绅、遗民、藏书家、史家,探讨其坚定的儒家价值取向、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和对传统文化难以割舍的情愫,着重分析胡思敬的史学活动;对胡思敬的著作,包括《国闻备乘》、《戊戌履霜录》、《驴背集》、《大盗窃国记》、《审国病书》、《盐乘》、《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以及其辑刻的《问影楼舆地丛书》和《豫章丛书》等都做了一番梳理,不可谓不细致而全面。

《胡思敬史学与思想研究》一文,以史学和思想两条主轴,还原胡思敬大变局下一儒生的本来面貌,可谓胡思敬研究的集大成者。

其他具体而微的研究,譬如《胡思敬撰述〈国闻备乘〉初探》、《孤亭兀坐一轩眉》、《略论胡思敬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其诗文》、《胡思敬与〈戊戌履霜录〉》、《胡思敬的〈盐乘〉——对近代正统派的一个剖析》等等论文,对胡思敬的著述进行专题探讨,亦是将胡思敬定位为一个正统、保守、顽固、守旧的史家、文人、士大夫,在此基础上批判其落后的政治取向,肯定其作出的文化贡献。

古代中国社会廉洁政治的历史沉思-读王夫之《读通鉴论》

古代中国社会廉洁政治的历史沉思-读王夫之《读通鉴论》

贪腐行为是封建社会政治中的顽疾。

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虽然也极力打造吏治清明的形象,但少有成功的经验,更多的是失败的教训。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一书,对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述公元前403年-公元959年近1400年间的史实进行考察,分析了历代王朝反贪腐的情况及利弊得失,提出了自己的廉政主张,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政治镜鉴。

郭树伟《古代中国社会廉洁政治的历史沉思——读王夫之<读通鉴论>》一文,从三个方面分析概括了王夫之的廉政主张,即应把廉政贯穿于国家政策制定中,视廉洁政治为基本国策;加强官员廉政教育,廉政应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反对官员“清而矜、清而伪、清而朋、清而钝”;重视胥吏贪腐预防,提出“简法治吏”措施。

本版从今日起,分三期刊发此文,敬请关注。

——原编者王夫之(1619-1692)又称王船山,湖南衡阳人,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世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著述甚丰,《读通鉴论》、《宋论》是其代表作。

《读通鉴论》一书对古代中国社会从秦汉到唐五代时期的政治举措作了考察。

其中,对历朝统治者反贪腐、澄清吏治的措施和效果的考察,是这部书的一个重要方面。

该书所揭示的历代王朝在廉政方面的利弊得失,尤其是贪腐亡国的深刻教训和廉政主张,为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留下了有益的镜鉴。

一、应把廉政贯穿于国家政策制定中(一)《读通鉴论》一书认为,统治者应把廉政作为国家政治建设的基本国策之一,在确立政治、经济、法制、思想文化宣传等方面制度时,都应顾及廉政的内容。

对此,王夫之揭示了隋唐两朝经济政策和廉政制度失误的教训。

他指出,隋文帝“重税渔民、竭泽而渔、财聚民散”的贪吝财政政策,导致了国家的分崩离析;而唐朝改隋朝“贪吝财政”为“散财于民”的财政政策,又引发了“朝士以贿而容奸、逆臣亦以贿而自固”、“竞为奢侈”的官员文化风尚,以致“贿赂之败人国家,如鸩之必死”,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鲜明的警示。

王船山《读通鉴论》考论

王船山《读通鉴论》考论

作者简介 : 刘荣( 1 9 8 5 - ) , 女, 山东临沂人 ,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研 究生 , 研 究方向主要为明清哲学与思想。 ①《 船 山全 书》 湖南 : 岳麓 书社 , 2 0 1 1 年版 , 下引该《 全 书》 者, 只标册数及 页码 。 ② 了解是 书的研究状况 , 可参考笔者 的 《 近 百年 来王船 山 ( 读通鉴论 ) 研 究述评 》 一文 , 待刊 。
世所推崇。“ 船 山学 ” 研究 至今 如火 如荼 。《 读通 鉴论 》 乃 船 山众 多 著 作 之 一 种 , 8 O多 年 来 学 术 界 对 该 书 的探 讨 和研 究 一 直 没有 中 断 过 , 且 成 果 丰
赡 。但 鲜 为 人 知 的是 , 在《 读通鉴论 》 一书 自2 0
③ 王兴 国在 《 清末 民初船 山学论述评 》 一 文中考察 了清末 民初 的一些政治 家、 思 想家对船 山言论的利 用之得 失与影响 , 这 虽然 间接地 向我
们表 明 了《 读通 鉴论》 在 清末民初 流行的一些 史实, 但并 未深论之所 以流播 的原 因、 表现等 问题 , 见《 船 山学刊 》 1 9 9 4 年第 1 期。 ④ 如汪茂 和点校 、 王之 春 : 《 王夫之年谱 》 , 中华 书局 , 1 9 8 9 年 ; 王孝鱼 : 《 船 山学谱 》 , 广 文书局 , 1 9 7 5 年 ; 张西 堂 : 《 王船 山学谱 》 , 商务 印书
同 的角度 进 行专 业化 的和学术 化 的研 究 。
农, 学者称为船 山先生 。其毕生著作数量夥矣 , 煌 煌 1 6 册的《 船 山全 书 》 ① 应是迄今 为止对王船 山
学 说 和 著 作 作 全 面 广 泛 而 又深 入 的整 理 、 出版 之 大成。不惟如此 , 其学 堂庑广 阔、 议论 深切 , 为 后

王船山《唐诗评选》之比较批评论略

王船山《唐诗评选》之比较批评论略

王船山《唐诗评选》之比较批评论略
王船山《唐诗评选》一书发表于200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录了三百多首唐诗,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本重要的唐诗选择集。

王船山作为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唐诗评选》的出版,也使中国的诗歌意识得以唤起,让我们重新审视唐诗及其创作的价值。

《唐诗评选》出版以来,受到了各界的好评,更是引来了各路评论家的评论。

有人认为,本书的收录唐诗数量虽少,但能够把握唐诗的精髓;有人认为,本书在筛选上有着个人偏见,收录的诗中有着一定的正统思潮;有人认为,本书在收录上重点凸显唐诗的杰出作品,而忽略唐诗的另一面。

综合这些观点,可以分析出王船山《唐诗评选》的比较批评论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王船山视唐诗为文学史上重要的一段,所以《唐诗评选》收录的唐诗不仅有杰出作品,也有一些普通但有价值的作品。

这是王船山精心挑选的唐诗,他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唐诗的精髓,以及体现唐诗创作的不同方面。

其次,王船山认为唐诗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创作的,所以他也会尽量把握历史的特点。

尤其是在征引方面,他会尽可能多地纳入不同时代的唐诗,以便我们更加全面的看待唐诗流派的演进及其文化内涵。

再者,王船山在书中收录的唐诗中,有较多的正统唐诗,有较
少的另类唐诗,这反映出他的思想观点。

他的态度是认可唐诗正统文风,但同时也保持着一定的开放态度,认可不同流派唐诗的存在价值。

从比较批评论略上看,《唐诗评选》是王船山以传统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唐诗,传承唐诗的精神和文化精髓,以及尊重不同流派,以便让我们更充分地理解唐诗的价值。

因此,《唐诗评选》在当代文学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预示着文化传承的巨大重要性。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法治思想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法治思想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法治思想作者:毛健来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02期摘要:《读通鉴论》是王船山晚年撰写的一部史论与政论结合的巨著,该书中有比较丰富的“法治”思想:把“法治”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地位,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突出了“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在治理国家方面,船山还隐约认识到根治官场贪污腐败需要发挥法律制度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将吏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在重视官吏道德修养的同时,还强调在制度的范围内对官吏进行监察、考核,对官吏贪污贿赂的犯罪行为依法严惩,把法治作为惩罚贪官污吏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与现代法治中预防官员腐败与制度反腐的立法精神相一致,足见王船山“法治”思想之远见。

关键词:王船山;《读通鉴论》;法治《读通鉴论》是王船山晚年呕心沥血撰写的一部史论与政论结合的巨著,该书借引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漫长的历史及人物事件,分析历代政治兴亡得失及其经验教训,希望以史为鉴,探求社会发展进化规律,寻求民族复兴的希望。

在该部著作中,不乏有丰富的“法治”论述,本文以此为基本史料,对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法治”思想进行探讨。

一、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治惟其人,不惟其法”王船山对秦汉以来历朝盛衰兴亡的缘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尤其是刻骨铭心地反思了明朝灭亡的教训,他结合自己在南明永历小朝廷遭受宦官奸臣构陷的亲身经验,在“人治”与“法治”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

从本质上说,王船山是一个恪守儒家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治理层面,他更倾向于儒家倡导的圣君贤相的人治观。

不同之处在于:王船山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儒家过分强调人治的观念,把“法治”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地位,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突出了“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其大著《读通鉴论》中频繁且大篇幅地论述“法治”思想。

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无论任人与任法,都是治国理政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缺一不可,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任何一方的缺失或滥用,都会给国家治理带来严重后果。

王船山《唐诗评选》之比较批评论略

王船山《唐诗评选》之比较批评论略

王船山《唐诗评选》之比较批评论略王船山《唐诗评选》是一本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唐诗选辑,它收录了多位唐代文学家如白居易、李白、韩愈等的名作,以及一些传奇故事和神话等等。

它不仅为人们熟知的唐诗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而且为其他传统文献的研究提供了更丰富多样的资料。

王船山的《唐诗评选》以五类为基础,有歌诗、诗词、诗颂、诗牒和宋诗五类。

他从现有的各类唐诗中,精选了最出色的诗作,使之成为经典。

在他的选择上,采取了比较批评的方法,以辩证、庄重、客观和审慎的态度筛选诗作,重视批评性质,注重诗歌技巧和文学价值,力求创造一部诗歌性价比最高的选集。

在王船山选诗的过程中,他从众多的诗作中挑选出了自己最喜爱的诗人和诗作,并以自己最高的审美标准去评判他们。

他坚持以解析诗句、比较诗行的方式来筛选优秀的诗句,他的评判标准也是以文学价值、思想意义、文句艺术等为准绳的。

他还从多元的文学角度从中挑选出最优秀最值得称道的诗作,并加以分析和评价。

王船山选诗的努力也为当时的文学发展和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成果被认为是重要的文艺精品。

他精心挑选、精心研究的优秀诗作,最终汇集成《唐诗》这部大型诗集,极大地扩大了对唐代文学的研究视野。

在王船山的努力下,唐代诗歌得到了丰富多彩的形象。

但是也不可否认,王船山《唐诗评选》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评,一些人指责他太过主观,缺乏科学、客观的评判标准;有些人认为,他受到当时书院文化的影响,有内容和文体偏颇;也有人认为他的很多收录诗作没有足够的挑剔,出现了不少文字质量较低的作品。

总的来说,王船山的《唐诗评选》不仅为研究唐诗提供了更丰富多样的资料,而且也促进了唐诗的发展,使之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学精品。

然而,也需要从更客观、更全面的角度反思这部书籍,批评它的局限性,以及改进其内容和评判标准,以便于对唐代文学有更全面、更负责任的研究。

王船山论李泌与陆贽投稿:高荒荓

王船山论李泌与陆贽投稿:高荒荓

王船山论李泌与陆贽投稿:高荒荓船山分析评论了中唐两位宰相,李泌与陆贽。

认为李泌品德高尚,志深识远,多谋善断,进退自如,是一位“默挽人心,扶危定倾”的大政治家、谋略家。

陆贽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博学多才的大政治家、政论家。

但在深谋远虑、通权达变方面,陆贽不如李泌。

他们都对平定中唐藩镇之乱、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有重大历史贡献。

船山史论,为中华民族增添了经邦治国的宝贵思想财富。

关键词:李泌;陆贽;历史贡献;二人比较;历史借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继汉朝之后又一个空前强大繁荣的朝代,史称“汉唐之盛”,至今被中国人和全世界所有华人引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自豪。

这不仅是因为唐朝出了李世民这样具有雄才大略、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英主,被北方突厥等各少数民族藩国与部落尊为“天可汗”;还涌现出了一大批贤相名将,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他们不断地克服唐朝各时期所出现的各种政治危机、军事危机、经济危机,特别是民族危机,多次使唐朝转危为安。

正如大思想家王船山所指出:“唐多才臣,而清贞者不少概见,贞观虽称多士,未有与焉。

其后如陆贽、杜黄裳、裴度,立言立功,赫奕垂没于世,而宁静淡泊,固非及志行之所及也。

唯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Z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V安。

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焉。

”①王船山高度赞赏了“唐多才臣”,在这里重点称赞了唐玄宗开元时期的三位名相:宋�Z、卢怀慎、张九龄。

他们都以“清贞”著称,一位是“清而劲”,一位是“清而慎”,一位是“清而和”,正是他们清贞廉洁,“宁静淡泊”,“远声色,绝货利”,“而朝廷乃知有廉耻”,从而辅佐唐玄宗开创了远超汉、宋的“开元之盛”。

充分说明了“唐多才臣”的重要的历史作用。

文中提到的陆贽,是中唐德宗时的名相,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两位历史人物之一,另一位则是唐德宗时的宰相李泌。

下面先介绍李泌。

一、论李泌李泌(722―789),字长源,原籍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后迁居京兆(今陕西西安),唐德宗时封为邺侯。

“志定而学乃益”

“志定而学乃益”

作者: 林火
出版物刊名: 江汉论坛
页码: 47-47页
主题词: 王船山;读书;梁元帝萧绎;社会主义;引文;西魏;出处;投降;古今;首都
摘要: <正> “志定而学乃益。

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

”(《读通鉴论》卷十七,以下引文未注出处的同此)王船山在论梁元帝萧绎焚书时这样说。

公元554年冬,西魏发兵攻打梁的首都江陵。

城破,萧绎投降,被杀。

魏兵入城时,萧绎焚毁所藏古今图书十四万卷;自叹“读书万卷,犹有今日”。

王船山指出,萧绎自取灭亡,“未尝非读书之故”;因为他的读书与“六博投琼、耽酒渔色”无异,“玩物丧志”,“读书止以导淫”。

王船山认为,读书必须有志,无志而读书是不行的。

船山对《礼记》《月令》篇之辨正及其哲学特色

船山对《礼记》《月令》篇之辨正及其哲学特色

船山对《礼记》《月令》篇之辨正及其哲学特色王生云【摘要】船山非常重视《礼记》并为其作章句,但对其中《月令》一篇,除了肯定其保存了古代一些珍贵材料如三代田官劝农之政、蚕政等外,多有批评,认为其此书为战国后儒与杂流之士依傍先王的礼法拼凑附会而成的书,其书设计拘牵迂诞而不足以“宪天宜民”.他对《月令》多有批评的原因前人有论因嫌其“无本”,其实是他对作为“本”之“天”理解为变合神妙而无心之道体之本体义,而非宇宙生成论义.在对《月令》批评的多方论述之中体现出其独特的天人体用哲学特色,即以本体论之天道观为体,而以大中至正之圣人之道为用,其间凸显作为主体之人的能动性.【期刊名称】《衡阳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9)001【总页数】6页(P8-13)【关键词】王夫之;月令;本体论;大中至正;圣人之道【作者】王生云【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49.2一、引言《月令》作为《礼记》之一篇,引起历代儒者的重视,或肯定或批评,而王船山则是持批评态度的重要代表之一。

一方面,他非常重视礼,认为礼是显仁之具、藏仁之所,礼贯通天人而为人禽之别之大端,[1]9并于57岁时完成了对《礼记》之注解,名为《礼记章句》。

另一方面,他对《礼记》中的《月令》除了肯定其保存古代一些珍贵材料比如三代田官劝农之政、蚕政等外,多有批评,认为其此书为战国后儒与杂流之士依傍先王的礼法拼凑附会而成的书,其书设计拘牵机械,不足以“宪天宜民”。

其主要论述见于其早期著作早期 (37岁)的著作《周易外传传》和中晚期 (57岁) 《礼记章句》。

二、对《月令》的批评首先是《月令》一书的成书和性质问题之判定。

王船山指出《月令》非三代之书[2]181,是战国先秦大道丧裂之后儒者术士杂篡附会之书,吕布韦附会于《吕氏春秋》十二纪之前,刘安附会于《淮南子》《时则》篇章,戴圣觉得其中有与《礼》相近之处故收入《礼记》之中,自郑玄作注之后进入儒家经典,至唐朝孔颖达《五经正义》中取代《仪礼》和《周礼》而成为五经之一。

浅析《读通鉴论》中的冯道形象

浅析《读通鉴论》中的冯道形象

浅析《读通鉴论》中的冯道形象作者:陈昇辉来源:《理论与创新》2019年第12期【摘; 要】冯道之所以倍受争议,乃在于他的四朝为相,五代之际朝代更迭的迅速,身为多朝臣子者不在少数,但由于冯道声名过显,于是乎他变成了当时臣子的代表,而他的这种行为也导致了后代史学家对他产生了众多差异的性评价。

本文试图透过几本史书的对比,针对冯道其人之评论,试图理解船山史学观点的实际应用。

【关键词】王夫之;读通鉴论;冯道引言《读通鉴论》为船山的重要史论,透过对《资治通鉴》的解读,船山展现了自己的史学见解。

在〈叙论〉中船山说明了他的几点史观。

其一:船山基本上是不认同“正统观”的,〈叙论一〉云:“论之不及正统者,何也?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读通鉴论·叙论一》﹚。

其二:船山以为历史有所谓的“大公至正”之论,〈叙论二〉说:“天下有大公至正之是非焉,匹夫匹妇之与知,圣人莫能违也。

然而君子之是非,终不与匹夫匹妇争鸣”﹙《读通鉴论·叙论二》﹚。

其三:没有依照所提出的标准进行判断,〈叙论三〉道:“论史者有二蔽焉:放于道而非道之中,依于法而非法之审,褒其所不待褒,而君子不以为荣,贬其所不胜贬,而奸邪顾以为笑”﹙《读通鉴论·叙论三》﹚。

最后,对历史的判断必须与时俱进,〈叙论四〉又分成两个部分,首先说道:“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读通鉴论·叙论四》﹚,对于君子来说,在讨论事情之时,必须要考虑到时代的变易,而不能一味的以古论今,又言:“就事论法,因其时而酌其宜,……不敢执一以贼道”﹙《读通鉴论·叙论四》﹚,可知船山对于制度之类的问题,是不论细节,只重原则的。

本文则针对冯道其人之评论,透过几本史书的对比,试图理解船山史学观点的实际应用。

冯道之所以倍受争议,乃在于他的四朝为相,对于五代之际朝代更迭的迅速而言,身为多朝臣子者不在少数,但由于冯道声名过显,于是乎他变成了当时臣子的代表,而他的这种行为也导致了后代史学家对他产生了众多差异的性评价。

明末清初王船山“淮南子学”研究述评——以《读通鉴论》为中心

明末清初王船山“淮南子学”研究述评——以《读通鉴论》为中心
第l 6卷 第 3期
2 0 1 7年 3月
广州大学学报 ( 社会 科学版 )
J o u r n a l o f G u a n g z h o u U n i v e r s i t y(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E d i t i o n )
Vo 1 .1 No. 3 Ma r . 201 7
明末清初王船 山“ 淮南子学 " 研 究 述 评
— —
以《 读 通 鉴论 》 为 中心
高 旭
( 安徽 理 工 大学 楚 淮文化 研 究 中心 , 安徽 淮南

2 3 2 0 0 1 )
要: 王船 山在 《 读 通鉴论 》 中对 西汉 淮 南王 刘长 、 刘安 与 《 淮 南子 》 都有所论述, 其 思 想认 识
《 淮南 子》 研究展 开系统的学术史梳理和探讨 , 逐步形成 了该 选题 的系列论 文 , 并 渐次在相 关学术 刊物 发表 , 如: 《 熊十力 视界 中的( 淮南子 ) 》, 《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 社科 版 ) ) 2 0 1 5年第 6期 ; 《 晚清时期 曾国藩 “ 淮南子学 ” 研 究述论》, 《 汕 头大学学报 ( 人 文版 )  ̄ 2 0 1 6年第 2期 ; 《 回顾 、 反思与前瞻——二千年“ 淮南子学史” 纲要》 , 《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 社科版 ) ) 2 0 1 7年 , 将刊。
王船 山的《 读 通鉴 论 》 中, 对 以汉代 道 家《 淮 南子 》 为 中心 , 兼 涉相 关研 究对 象 的 “ 淮南 子 学 ” 有 所 论 述 ,
这些 历 史 认 识 与 思想 观点 , 表 现 出史 论化 、 正史化 、 儒 学化 的诠 释特 色 , 在 明末 清 初 的淮 南 子 学 史 上 具

王船山《读通鉴论》公私观的伦理向度与价值指向

王船山《读通鉴论》公私观的伦理向度与价值指向

王船山《读通鉴论》公私观的伦理向度与价值指向
王泽应;王梦然
【期刊名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24(51)2
【摘要】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公私观对历史上的公私观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批判性评析,并将公私从人的内在道德意识延伸至治国安邦、国家大义和文明延续的论域,使公私观包括个人修德、国家治理和文明发展诸方面的要义,将中国伦理文明的公私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王船山公私观的伦理蕴含和价值指向表现在将公私观与义利观联系起来分析,深刻论述了“古今之通义”的至上价值;将公私观与兴衰观联系起来分析,深入探讨了“社稷轻而民为重”的价值机理;将公私观与历史观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深度揭示了“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的历史理性。

弘扬王船山公私观的合理因素,对于我们培育社会主义公私观,培育正确的历史观、文明观、道德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伦理文明,具有精神启迪和价值滋润的时代意义。

【总页数】9页(P76-83)
【作者】王泽应;王梦然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49.2
【相关文献】
1.王船山政治伦理的价值诉求、工具理性及现代启示——以《读通鉴论》为文本
2.明末清初王船山“淮南子学”研究述评——以《读通鉴论》为中心
3.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君子观
4.王夫之史论的思想家底色--读王先志著《船山通鉴论》
5.从《读通鉴论》看王船山的民族观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说略

《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说略

《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说略
《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是一篇文章,由王船山撰写,旨在辨正通鉴论的错误观点。

通鉴论是一种古代的思想,它认为历史可以重复,可以从过去的事件中得出结论,从而预测未来的发展。

但王船山认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不会重复,而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

王船山认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断变化的,不能仅仅从过去的事件中得出结论,而应该从当下的现实出发,结合历史经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他认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从过去的事件中得出结论,而应该从当下的现实出发,结合历史经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王船山的观点受到了当时许多思想家的认可,他们认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从过去的事件中得出结论,而应该从当下的现实出发,结合历史经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总之,《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它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观点,即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从过去的事件中得出结论,而应该从当下的现实出发,结合历史经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这种思想观点对当今的历史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辨名析理,推显阐微——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的论说方式

辨名析理,推显阐微——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的论说方式

辨名析理,推显阐微——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的论说方式罗慧琳
【期刊名称】《船山学刊》
【年(卷),期】2024()1
【摘要】船山文风抑扬详瞻,以说理见长,这一特色与其身处明清之际的大背景相关。

面对学术渐驳与晚明以来的空疏之风,船山选择以遍注群经的方式力诋殊途,《读四
书大全说》可作为其论说的典型代表。

船山有接续道学传统的自觉,因而在该书中
更专注于与理学家展开对话。

同时船山也依循理学家区分出“守正道”与“屏邪说”两种辨说,前者属于进学方式,后者属于辨异端,二者有本末轻重的差别。

为防范空疏之病,船山阐述道理多从名义辨析的分殊之途展开,其典型形态可归纳为两轮并举与
分层讨论。

最终,船山通过彰显《论语》在“四书”当中的特殊地位,为其分殊之论
做一个统合。

【总页数】11页(P68-78)
【作者】罗慧琳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3
【相关文献】
1.陈来对王船山哲学思想的研究——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中的理气论、性情论、功夫论
2.王船山的天人合一君子观——以《读四书大全说》为中心
3.王船山哲学
定位问题重探——以《读四书大全说》为中心4.船山对《论语》“足食足兵”章之内圣外王诠释——以《读四书大全说》为依据5.王船山对饶双峰分析之学的批判与吸收——以《读四书大全说》对饶双峰《论语》解之评为中心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王船山论东汉光武帝刘秀

“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王船山论东汉光武帝刘秀

第40卷第1期2019年2月衡阳师范学院学报J o u r n a l o fH e n g y a n g N o r m a lU n i v e r s i t y N o .1V o l .40F e b.2019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王船山论东汉光武帝刘秀彭大成(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湖南长沙㊀410081)摘㊀要: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从刘秀与刘邦平定天下之难易的比较㊁刘秀的运筹决胜㊁平治天下的雄才大略㊁刘秀处理其他人事关系之得失等方面给了光武帝刘秀 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帝允冠百王矣 的评价.关键词:王船山;«读通鉴论»;刘秀中图分类号:B 249 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G0313(2019)01G0003G09收稿日期:2018G11G25作者简介:彭大成(1947-),男,湖南衡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㊀㊀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从秦皇汉武 到 唐宗宋祖 ,王船山评价最高的是东汉的开国皇帝 光武帝刘秀.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对光武帝作了这样高度评价: 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1]226这就是说, 自三代而下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那些最有名的杰出皇帝,从秦始皇㊁汉高祖㊁汉武帝㊁汉光武帝,到唐太宗㊁宋太祖,一直到明太祖,排在冠军之位的皇帝就是东汉光武帝刘秀.船山为何如此高度评价光武帝刘秀呢?请看下面船山对刘秀雄才大略的独特论述.一㊁刘秀与刘邦平定天下之难易刘秀是以西汉皇族后裔的身份,参加推翻王莽篡位所建新朝的农民大起义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他在艰难百战中扫除群雄㊁荡平天下,恢复刘汉江山,建立新的大一统的东汉王朝,成为东汉的开国英主.船山首先将刘秀与其先祖刘邦平定天下之难易作了精辟的比较分析.他说: 光武之始徇河北,铜马诸贼几数百万;及破之也,溃散者有矣,而受其降者数十万人.斯时也,光武之众未集,犹资之以为用也.已而刘茂集众十余万而降之于京㊁密;朱鮪之众且三十万而降之于洛阳;吴汉㊁王梁击檀乡于漳水,降其众十余万于邺东;五校之众五万人降之于羛阳;余贼之拥立孙登者五万人,降之于河北;赤眉先后降者无算,其东归之余尚十余万人降之于宜阳;吴汉降青犊,冯异降延岺㊁张邯之众,盖延降刘永之余,王常降青犊四万余人,耿弇降张步之卒十余万;盖先后所受降者,指穷于数.战胜矣,威之矣,乃几千万不逞之徒听我羁络,又将何以处之耶?高帝之兴也,恒患寡而亟夺人之军,光武则兵有余而抚之也不易,此光武之定天下所以难于高帝也. [1]225船山认为, 光武之定天下所以难于高帝 的第一个原因是: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队伍比秦朝末年农民起义军庞大得多,社会动乱㊁破坏的程度也大得多.由于王莽建立的新朝是在阴谋篡夺刘汉天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合法性与权威性都比秦王朝脆弱得多.而西汉末年多支农民起义军名义上的领袖都是刘汉皇族的后裔(如更始帝㊁刘盆子,包括刘秀与其兄刘伯升等),其号召力与影响力都比秦末农民起义大得多.刘秀能以最初的孤弱之军战胜如此众多的乱世枭雄,先后收服多达几百万甚至近千万的败兵降卒.当年刘邦因为军队人数不足,常常是迫不及待地把降兵编入自己的军队,并用之于作战.而刘秀因为军队有余,如何安置如此众多的降兵,使他们不再作乱㊁危害社会,就成为当时的一个最大难题.船山为史学家没有详细记录刘秀的安置办法而深感惋惜.他说:3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 [1]225船山认为,历史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历史能记载过去的经验教训可以为后人所师法.如果历史只详载那些繁琐的小事,对那些经邦治国的大举措㊁大谋略而不详细记述,后人不知道 其得失之枢机 而无以效法,这样的史书有什么用呢?船山认为,千万战俘的安置之所以是个极大的社会难题,是因为: 夫民易动而难静,而乱世之民为甚.当其舍耒而操戈,或亦有不得已之情焉.而要皆游惰骄桀者也.迨乎相习于戎马之间,掠食而饱,掠妇而妻,驰骤喧呶,行歌坐傲,则虽有不得已之情而亦忘之矣.尽编之于伍,而耕夫之粟不给于养也,织妇之布不给于衣也,县官宵夜持筹不给于馈餫也.尽勒之归农,而田畴已芜矣,四肤已惰矣.故一聚一散,倾耳以听四方之动而随风以起,诚无如此已动而不复静之民气何矣!而光武处之也,不十年而天下晏然,此必有大用存焉.史不详其所以安辑而镇抚之者何若,则班固㊁荀悦徒为藻悦之文,而无意于天下之略也,后起者其何惩焉? [1]215G216船山认为,天下百姓易动而难静, 乱世之民 尤其如此.当老百姓丢下锄头㊁拿起兵器起来造反,其中很多人确实有迫不得已之情,而其中的骨干分子则大多是平时游惰㊁桀傲之徒.当他们在长期的战乱中过惯了 掠饱而食,掠妇而妻,驰骤喧呶,行歌坐傲 的放荡生活,即使当初有迫不得已之情也忘记了.如果把他们全部编入军队,那农夫辛勤生产的粮食㊁农妇拼命纺织的布匹㊁县官日夜筹措征集调运,也不够供应.如果将他们全部勒令回乡归农,但他们已四肢懒惰㊁不习惯于农业生产,而他们在战争中养成的 恣睢狂荡 的性格,使他们已不甘心受屈于父兄乡党的约束.社会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闻风而起,重新参加造反作乱的队伍.而汉光武刘秀却能妥善处理好这一极大的社会难题, 不十年而天下晏然,此必有大用存焉. 他为当时班固㊁荀悦等史学大家没有详细记述这一 经世之大略 而深感不满.近代杰出的改革思想家谭嗣同在看到船山这段史论时曾深有感触地说: 王船山尝恨史官昧于政体:时承大乱之后,归降动至百万数十万人,其用兵之数,当不止此,皆不农不耒无业游民也,一旦归休,如保安置,如何劳来,还定安集之,又操何术,使有执业,足自给而不为乱 当时至大至难之事宁有过于此者?而史官一字不及,真可谓无识焉耳.于古既无所征,后世遂百思不得其故.曾国藩深慨遣散兵卒之难,甚于募练,至于无法以善其后.散勇之溃叛,降人之反复,不一而足,至今为戒. [2]83谭嗣同对船山所论,深有同感,认为不仅东汉光武帝遇到过这一极大的社会难题,就是1800多年后的曾国藩也同样遇到过这一社会难题,且尚未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并为此深感头痛.如何恢复社会大战乱㊁大动荡之后的社会秩序㊁社会生产和生活,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难题,也是世界性的难题.例如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也曾出现过这样的难题.列宁当年也曾指出: 我国的农民经济在连年战争之后凋敝不堪;由于播种面积缩减㊁生产资料损毁㊁单位面积产量减少㊁劳动力缺乏等等,必然出现歉收 它可能使我们在最近几个月遇到更大的困难和灾难. [3(6特别是大批复员军人, 在农村中遇到了难于置信的困难,这一危机和总的危机使他们得不到劳动的机会,结果出现了一种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局面 几万㊁几十万士兵早已只习惯于打仗,把打仗几乎当成了惟一的职业,现在复员回到家乡,他们一贫如洗,生活艰难,自己的劳动用不上,结果我们被卷入了一场战争,新类型的战争.这种新形式的战争简言之就是盗匪活动. [3]6G7亲历过明末社会大战乱的王船山,深切地感受到长期的战乱与杀戳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也深感解决这一难题是多么不容易.船山对史书没详细记录光武帝解决这一难题的具体方略而深表不满,更对光武帝顺利处理这个难题, 不十年而天下晏然 的雄才大略,表示了高度的肯定和赞佩.船山认为,光武帝取天下难于汉高帝的第二个原因是:刘秀当时比刘邦面临着更多㊁更强大的竞争对手,也面临着更严峻㊁更错综复杂的形势.他指出: 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而尤难矣.建武二年,已定都于洛阳,而天下之乱方兴.帝所得资以有为者,独河北耳.而彭宠抑叛于幽州,五校尚横于内黄.关以西,邓禹虽入长安,赤眉环绕其外,禹弗能制焉.郾㊁宛㊁堵乡㊁新野㊁弘农,近在咽颊之间,寇叛接跡而相为牵制,不异更始之在长安时也.刘永㊁张步㊁董宪㊁苏茂,横亘东方,为陈㊁汝眉睫之患;隗嚣㊁公孙述姑置而可徐定者勿论焉.其视高帝出关以后,仅一项羽,夷灭之而天下即定,难易之差,岂不远哉! [1]222船山认为,汉光武建立东汉,定都洛阳之际,正是天下大乱方兴未艾的时候,他所能实际控制的地区只有河北一小块地方,而四周却强敌环伺,叛贼蜂起,火烧眉毛,不仅有强大的赤眉军包围4困守长安的邓禹,彭宠反叛于幽州, 五校尚横于内黄 ,还有刘永㊁张步㊁董宪㊁苏茂等人, 横亘东方,为陈㊁汝眉睫之患. 这些都是近在咫尺,必须首先解决的敌人,且不说远在陇西的隗嚣与四川的公孙述,可以留待以后再慢慢解决.而刘邦则拥有 天府之国 四川的巩固大后方,有源源不断的粮草㊁军需物资及兵员的接济,一出关只面临一个强敌项羽,只要灭掉项羽,就可以取得天下.刘秀则面临着一大批强悍的竞争对手,而自己的军事实力与物质力量则弱小得多,面临的困难也严峻得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刘邦争天下时,秦朝已经灭亡,没有什么君臣道义的羁绊,完全可以独权一帜,打出自己的旗子争天下.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大多是打着恢复刘汉王朝的旗帜为号召的.刘秀作为刘汉皇族的后裔具有一定的政治优势.但具有这种优势的并人并不是只有他一个,还有更始帝刘玄㊁刘盆子㊁刘永㊁孺子婴等人,且刘玄称帝后刘秀还臣事过他.刘秀在这一批皇族后裔中能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无疑是与他本人卓越超群的才能有关的.为了说明这一点,船山进一步批驳了一些人所认为的:刘邦所面临的项羽是 力能扛鼎 ㊁曾经百战百胜的强敌,而刘秀所面对的敌人都是远不及项羽的弱敌.对此,船山指出: 或曰:项羽,强敌也,赤眉㊁五校㊁刘永㊁张步㊁董宪㊁苏茂㊁董 ㊁苏况㊁隗嚣,皆非羽论,则光武易.夫寇岂有常哉!项羽之强也而可使弱,弱者亦何不可使强也.曹操虑袁绍之难平,而卒与争衡者周瑜之一隅;苻坚荡慕容㊁姚氏之积寇,而一败不支于谢玄之一旅.时之所兴,势之所凑,人为之效其羽翼,天为之长其聪明,燎原之火,一爝未灭,而猝已焚林,讵可量邪?且合力而与争者一途,精专志定,无旁挠焉,而恶得不易!分势而四应者杂起,左伏右起,无宁日焉,而恶得不难!使以高帝荣阳之相持,而遇光武丛生之敌,乘间持虚而掣其后,羽不待约,而人为之犄角,高帝不能支矣.则甚矣光武之难,而光武之神武不可测也. [1]222G223船山在分析刘秀㊁刘邦定天下之难易时,涉及到他们所面临的敌人是 强敌 还是 弱敌 时,深刻提出了强弱可以互相转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即 项羽之强也而可使弱,弱者亦何不可使强也. 例如,曹操曾经最担忧的是 四世三公 ㊁实力雄厚㊁兵强马壮的袁绍,但在赤壁之战中却以八十三万大军败给了只有三万军队的周瑜;曾经横扫北方的苻坚却在淝水之战中败给了只有三万多人马的谢玄,充分说明了在战争中强与弱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强者可能变成弱者,弱者也可能战胜强者,关键在于战略战术是否正确及作战勇敢精神的发挥.刘邦在夺天下时,只需集中精力对付项羽一个敌人,没有其他制肘与干扰;而刘秀则面临众多敌人, 分势而四应者杂起,左伏右起,无宁日焉,而恶得不难! 如果刘邦在与项羽相持于荥阳时,遇到刘秀所面临的 丛生之敌,乘间持虚而掣其后 ,那就很难支撑下去了.所以,船山发出这样的赞叹: 则甚矣光武之难,而光武之神威不可测也.二㊁运筹决胜㊁平治天下的雄才大略从王船山论刘秀与刘邦平定天下之难易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已可初步看到刘秀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刘秀明星般崛起于中国历史舞台,是以昆阳之战开始名震天下的.船山之论刘秀,也正是从昆阳之战开始的.他说: 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兴肇此矣.王邑㊁王寻之师,号称百万,以临瓦合之汉兵,存亡生死之界也.诸将欲散归诸城,光武决迎敌之志,诸将不从,临敌而挠,倾覆随之.光武心喻其吉凶,而难以晓譬于群劣,则固慷慨以争,痛哭以求必听之时也.乃微笑而起,俟其请而弗迫与之言,万一诸将不再问而遽焉骇散,能弗与之俱糜烂乎?呜呼!此大有为者所以异于一往之气矜者也. [1]215当时王莽的四十二万大军,在王寻㊁王邑的率领下, 号称百万,以临瓦合之汉兵 ,而刘秀率领的汉兵只有九千余人.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刘秀手下的将领都非常恐慌,想分散逃避,而刘秀却决心迎战.在这 存亡生死之界 的危急关头,刘秀并没有对诸将做过多的说服工作,而是 微笑而起 ,表现了从容镇定㊁成竹在胸的宏大气魄与胆略.船山认为,当时刘秀如果为了要说服诸将听从自己的建议与决策,去 慷慨以争,痛哭以求 ,效果将适得其反: 知其欲散而弗及,而又迫与之争,以引其喧嚣之口,相长而益馁其气,则不争而得,争之而必不得者也. [1]215因为这不是口舌争论的时候,而是决心和行动的时候,船山进而指出,刘秀这种 微笑而起 的从容镇定,不仅是建立在藐视敌人的英雄气概上,而且是建立在 知己知彼 的深刻分析与周密筹划上.这是因为刘秀已从敌人表面的气势汹汹中,敏锐洞察其弱点,早已做好战胜敌人的充分准备: 藉令敌兵不即压境以相迫,诸将惊溃而敌蹑之,王邑无谋,严尤不决,兵虽众而无纪,外盛而中枵,则诸将溃败之余,敌兵骄懈,我乃从中起以乘5之,夫岂无术以处此?而特不如今此之易耳. [1]215船山认为,即使当时诸将惊骇溃散,刘秀仍可乘 敌兵骄懈 ,而另找破敌之机.所以说,刘秀 一笑之下,绰有余地 [1]215,既表现了战略上必胜的信念,又在战术上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从而稳定了军心㊁鼓舞了士气.再加上刘秀能亲做表率,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因而能以数千之众,一举击溃敌人数十万大军,为后来夺取天下赢得了巨大声威.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把昆阳之战列为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之一.船山更是高度评价了刘秀这种雄才大略与英雄气概: 天下之大,死生之故,兴废之几,非旷然超于其外者,不能入其中而转其轴.故武王之诗曰: 勿贰尔心. 慎谋与于举事之前,坦然忘机于已举事之后,天锡帝王以智,而必锡之以勇.勇者,非气矜也,泊然于生死存亡而不失其度者也.光武之笑起而不与诸将争前却,大有为者之过人远也,尤在此矣. [1]216船山认为,刘秀在昆阳之战中就表现出是一位智勇双全㊁卓越超群的 大有为者 .船山进一步分析了刘秀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主要战略方针,指出: 乃微窥其所以制胜而荡平之者,岂有他哉?以静制动,以道制权,以谋制力,以缓制猝,以宽制猛而已.帝之言曰: 吾治天下以柔道行之. 非徒治天下也,其取天下也,亦是而已矣.柔者非弱之谓也,反本自治,顺人心以不犯阴阳之忌也. [1]223船山认为,刘秀不仅是以 柔道 治天下,而且取天下也是以 柔道 ,这就是 以静制动,以道制权,以谋制力,以缓制猝,以宽制猛 .这种 柔 ,并不是软弱,而是顺应人心向背,遵循战争规律,抓住时机,因势利导,各个击破敌人,夺取战争胜利.例如,在扫平赤眉军之战时,当赤眉军放弃长安,西走安定,因粮食吃完而 引兵东归 时,刘秀命大将邓禹坚守长安㊁不要出战, 扼之于险而可制其死命 [1]224.可是邓禹却违令出战,结果反遭大败.刘秀只得亲自出马,把赤眉军阻截在宜阳城下而 尽降之 .对此,船山分析说: 然光武终能遏之于宜阳而尽降之,曾不恤归师勿掩之戒,塞决河而敛溃痈,则又何也?严阵以待,求战不得,求走不能,弗犯其锋,稍迟之而气即馁矣.帝以持重而挫其方决之势,禹以持重而失之方溃之初,相时之变,定几于顷刻,非智之所能知,勇之所能胜.岳鹏举曰: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心不忘而时自应于其会,此未可以一成之论论之也. [1]224刘秀能够取胜的战略战术,正是船山所说的 以静制动 ㊁ 以缓制猝 ,同时能抓住战机,果断出击,因而能取得 尽降 赤眉军的重大战略胜利.所以,船山称赞刘秀是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的高明军事家.又如,在平定四川割据者公孙述之战中,当时全国已基本平定,只剩下公孙述最后一个割据者.刘秀派大将吴汉出征前,曾告诫他说: 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 [4]681但是,吴汉却并没有听从刘秀的告诫,而是分兵冒进.刘秀闻之大惊,立即派人送信给吴汉说:临别告诫你千条万绪,为何临时如此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刘尚别营,事有缓急,不能互相救援.若敌兵来攻,以优势军队先攻刘尚,刘尚军队被攻破,你必然失败.如果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赶快退兵回广都.诏书还未到,公孙述果然派其部将谢丰㊁袁吉等率领十多万人马,集中围攻吴汉,另派一万多军队进攻刘尚,吴汉果然大败.对此,船山评论道: 建武十二年,天下已定,所未下者,公孙述耳.三方竞进,蹙之于成都,述粮日匮,气日衰,人心日离,王元且负述而归我,此其勿庸劳师亟战而可坐收也较然矣.触其致死之心,徼幸而犹图一逞,未易当也.吴汉逼成都而取败,必然之势矣.光武料之于千里之外而不爽,非有不测之智也,知其大者而已. [1](238)船山认为,刘秀千里之外就料到吴汉会遭到挫败,并非有什么神秘 不测之智 ,而是因为吴汉违背了刘秀 以静制动 ㊁ 以缓制猝 的战略战术,本来公孙述已经 粮日匮,气日衰,人心日离 , 不必劳师亟战 而可以持重致胜,而吴汉却轻敌冒进,反而招致大败,差点连自己的性命也丢了.船山进一步分析了刘秀当年的昆阳之战㊁邯郸之战都是 亟战 而取胜,吴汉却以 亟战 而取败,这主是由于当时不同的地点㊁时间㊁条件等各方面因素决定的.这就是要善于 审势 ,也是后来岳飞所说的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船山因此高度评价刘秀说: 故善审势者,取彼与我而置之心目之外,然后笼举而规恢之,则细微之变必察;耳目惊于可见之形,而内生其心,则智役于事中,而变生于意外.诗云: 不出于颍. 出于颎者,其明哲无以复加焉.昆阳之拒寻㊁邑,邯郸之蹙王郎,光武固尝以亟战得之矣,彼一时也.吴汉效之而恶得不败! [1]238这主要是因为刘秀善于度时审势,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作战方式,该急战的时候急战,该缓战的时候缓战,因此能够百战百胜.所以,船山称赞他 其明哲无以加焉 ,而吴汉盲目仿效他的战法又 恶得不败 !6船山认为,刘秀不仅有卓越超群的军事才能,也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才能.他以同时期的政治领袖人物更始帝刘玄与光武帝刘秀作比较,认为他们都是刘汉皇族的后裔,都有做皇帝的政治资格与号召力,而且刘玄是最先被推为皇帝的天下共主,刘秀只是刘玄的臣属.刘秀的哥哥刘伯升因遭刘玄的猜忌而被杀掉,刘秀不得不忍辱负重,表面对刘玄表示恭顺服从,在取得刘玄信任后被任命为破虏将军,独领一军去经略河北,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并最终取得天下;而刘玄最终却落得个兵败被杀的可悲下场(被刘盆子属下所杀).船山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并不是后来史书所写的那样,极力美化刘秀㊁丑化刘玄,而是他们在关系战略全局上的重大决策正确与否.刘玄集团的最大战略失策,就是没有定都洛阳,而是建都长安.这主要又是因为刘玄集团多是由农民起义军将领所组成,政治文化素质低,贪图长安的富盛生活,不去积极平定关东㊁河北方兴未艾的战乱与社会动荡,这就为刘秀集团的崛起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对此,船山指出: 当是时,赤眉在濮阳,城头子路㊁力子都在河㊁济间,铜马㊁大彤等贼在燕㊁赵,李宪在淮南,天下所岌岌未定者东方也.而遽避劳趋逸,欲拥关以自固,则天下深见其不可恃,而竞扼其虚.顾欲保长安故宫之富以自封殖,是犹狐兔倚窟以安,而韩卢腾掷于外,甫一出而必不免于获也.王莽诛,关中无事,隗嚣委宗族而从己;于斯时也,得一重臣如寇恂者,镇抚长安而安集之,为洛阳之根本,而都洛以弹压山东,光武即解体于河北,其能遽收河内,下河东而无所顾畏邪?赤眉已降之余,不能驰骋任志如践无人之境,必矣. [1]213G214船山认为,当时如果刘玄能定都洛阳, 以弹压山东,光武即解体于河北 ,根本不可能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占据大片地方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这主要是因为刘秀集团高层骨干分子大多是由知识分子所组成,具有较高的政治文化素质,采取的政策策略也比较正确,比较善于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致骄奢放纵,故能取得最后胜利.对此,船山进一步指出: 盖更始所任为大臣者,类皆群盗之长,贪长安之富盛,而藉口于复高帝之旧业以为廓清,其诤诤小异如朱鲔㊁刘嘉㊁鲍永之流,亦不胜盈廷谬讹之论;塞颠当之户,耽燕雀之嬉,固其宜也.光武得士于崛起之中而任之,既无盗贼之习气;及天下甫定,复不任以三公,而别用深识之士;虚建西都,而定宅洛阳,以靖东方之寇;皆惩更始之失而反其道.老子曰: 不善人,善人之资. 更始之失,光武之资也. [1]214刘秀正是从刘玄之失中汲取了深刻教训,从而反其道而行之, 虚建西都,而定宅洛阳,以靖东方之寇 ,即以洛阳为首都去全力平定东方的众多割据势力与战乱,从而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基础.也可以说正是刘玄的失败给予了刘秀胜利的资本.对这段历史,著名史学家范文澜也有过与船山相似的分析与评论: 赤眉军的首领只有徐宣一人,曾做过多狱吏,樊崇等人都不识文字,历史知识和政治经验都是很缺乏的.赤眉军的幼稚行动,决定了它必然无成.刘秀本人兼有太学生㊁贵族㊁豪强三种身份,它的文武部属也全是这三种人.这个以南阳豪强集团为主体的刘秀军,在政治上有优势,在军事上有谋略,再加上禁止掳掠,争取民心,这就决定了它的必然胜利. [5]109王船山在研究中国几千年治乱兴衰的历史时,提出了这样的平治主张: 天下未定,先以驱除;天下已定,纳以文明. [6]944前面提到,船山认为刘秀不仅是以 柔道 取天下,也是以 柔道 治天下.正是在这一平治天下的过程中,刘秀表现出了 先以驱除 和 纳以文明 的杰出才能.船山指出: 然则光武所以屈群策群力而独伸焉者,舍道其何以哉?天下方割据而聚斗,而光武以道胜焉.即位未久,修郊庙,享宗祖,定制度,行爵赏,举伏湛,征卓茂,勉寇恂以绥河内,命冯异使抚关中.一以从容镇静结已服之人心,而不迫于争战.然而桀骜强粱之徒皆自困而瓦解.是则使高帝当之,未必其能耆定如此也.而光武之规模宏远矣.[1]223即刘秀登皇帝位不久,天下战乱未休的时候,就开始了将天下 纳以文明 的进程: 修郊庙,享宗祖,定制度,行爵赏,举伏湛,征卓茂. 开始了国家的制度建设,重用知识分子,大兴文教事业, 一以从容镇静结已服之人心,而不迫于争战 ;让那些在战乱中涌现的 桀敖强梁之徒,皆自困而瓦解 ,表现出 规模宏远 的政冶才华.前面还提到,船山为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刘秀如何处理几百万农民起义军退伍归田的安置问题,而深表不满,但他根据史书所写的一些大致举措,做出了大概分析,指出: 无已,而求之遗文以仿佛其大端,则征伏湛㊁擢卓茂,奖重厚之吏,以调御其嚣张之气,使惰归而自得其安全;民无怀怨怒以摈之不齿,吏不吝教导以纳之矩矱,日渐月摩而消其形迹,数百万人之浮情害气,以一念敛之而有余矣.盖其觌文匿武之意,早昭著于于战争未息之日,潜移默易,相喻于不言,当其从戎之日,已早有归休之志,授以田畴庐墓之乐,亦恶有不帖然也. [1]226船山认为刘秀采取7。

衡阳莫氏藏王船山著作《宋论》、《读通鉴论》版本鉴别记

衡阳莫氏藏王船山著作《宋论》、《读通鉴论》版本鉴别记

衡阳莫氏藏王船山著作《宋论》、《读通鉴论》版本鉴别记寻霖
【期刊名称】《图书馆》
【年(卷),期】2008(000)002
【摘要】衡阳莫氏藏本王船山著作<宋论>、<读通鉴论>写本与船山笔迹不合,鉴定为抄本,但仍可补现存诸本之不足,可入善本之列.
【总页数】2页(P126-127)
【作者】寻霖
【作者单位】湖南图书馆,湖南长沙,41001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6.2
【相关文献】
1.李日华与嘉兴项氏鉴藏家族之关系研究——兼及项氏书画鉴藏的影响 [J], 叶梅
2.鉴《资治通鉴》取企管之策——读《资治通鉴管理日志》 [J], 叶雷
3.慢读鉴藏,流传诗歌\r——《21世纪两岸诗歌鉴藏(戊戌卷)》出版 [J], 倪贝贝
4.慢读鉴藏,流传诗歌——《21世纪两岸诗歌鉴藏(戊戌卷)》出版 [J], 倪贝贝;
5.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君子观 [J], 刘小勤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1.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2.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3.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景帝
窥伺之心”,是景帝的过失。认为太后欲让景帝“舍太子而立梁
亚夫不奉诏救梁王,是深明景帝借吴除梁之意。
王”并非史实。
卷三
批驳淮南王刘安“谏伐南越”的主张,认为“越之不可
赞成刘安的主张,认为征伐南越之举非仁义君子所为,不但
4 武帝 不收为中国也”,肯定武帝平瓯、闽,开南越的历史功绩。 劳民伤财,而且得不偿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统,传承风教的正统大儒形象。
的重要目的。
尽管如此,胡思敬认为,王夫之的学术还是存
二、《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的主要内容
在一定的缺憾,这主要是指《读通鉴论》中存在不
胡思敬认为《读通鉴论》的偏颇之处主要集中
合史实之处及有悖儒家礼教纲常之言。在《王船山 在两汉三国史论部分,“魏晋以后可议者绝少”[3],
光武
又贿重金以求偷生,有损节义,令人愤慨。
贬斥谯英散金救父的行为,“为善者其惧矣”!
圣人所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之论,不仅适用于子道,
国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怎可“以子道当君道”?且章帝承
卷七 而且适用于君道。章帝继位之初,不应轻信鲍昱、陈宠、第 “明帝惨刻”之后,下诏补救前朝之失,此正是“天子之孝也”。 12
一、胡思敬与《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 胡思敬(1870~1922),字漱唐,江西宜丰人, 光绪二十年(1894)中进士。曾任辽沈道监察御史、 广东道监察御史等职。监察御史虽然品级不高,但 职位颇重,负责纠察地方,弹劾官员,评议朝政。 两年间,被他弹劾的官员包括两江总督端方、两广 总督袁树勋、四川总督赵尔巽、尚书载泽、善耆、 徐世昌等等多名权臣,他甚至反对皇族、亲王总揽 朝政。这种敢于直言进谏的精神,为其博得很大的
评论严尤上谏伐匈奴一事。认为匈奴不可不伐,不能以
认为严尤上谏伐匈奴是正确的。君王“佳兵好战,古未有不
卷五 严尤之言而废秦皇、汉武的功绩。王莽伐匈奴,“为久远计, 败亡者”。秦的灭亡,汉的衰败,均是秦始皇、汉武帝穷兵黩武 10
王莽 未尝非策”。其败是因为用人不善所致。严尤之策,“与赵普 所致。王氏所谓“尤不当言匈奴不可伐,但当言莽不可伐匈奴”,
唯眉山苏氏好为纵横驰骤之论,同时流辈已有攻其
史论著作之一。受资料所限,尚无法确定其具体的
失者。船山固尝辟苏氏之学,岂复自言而自蹈之?
撰写时间。据笔者推测,应是在 1908 年前后①。1913 年,胡思敬将《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付南昌
身为遗老,当鼎革之交,箕踞谩骂,殆亦有激而然, 如韩子所谓“物不得其平者”。[3]
1
量放在边庭,以防御外敌入侵。汉朝设南北两军于京畿,“兵
惠帝
与两汉“诸吕、窦、梁”之乱相比,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更难控
积强于天子之肘腋”,只能是“召乱而弗能救亡”。
制。因此,君王所要警惕的是勿将兵权授之“奸人”。
张释之为人正直,为官廉洁,天下有目共睹。他不畏强权,
卷二
张释之任廷尉时,多在“可为”之事上做文章,“畏强御
章帝 五伦之言,亟反先帝“严察”之法,而应“从容调燮以适于 察鲍昱、陈宠、第五伦三人所言,皆是劝君务为宽厚之策,其并
中”,使国事“不以相激而堕于偏”。
未挟“怨怼君父”之心,王氏所论太过偏激。
卷七
东汉外戚之害,“自马后始”。章帝封诸舅,实乃马后之意。
〈读通鉴论〉辨正》的卷首,他写道:
因而在其中选取 19 处作为辨正对象(见表 1)。
表 1 19 处辨正
序号 来源
王氏论述的主要内容
胡氏辨正的主要内容
设立南北两军是汉朝兵制的一大善策,且两军兵力单薄,不
“明王有道,守在四夷”。贤明的君王应将国家的军事力
卷二
足以镇压四方。若使藩镇各拥重兵,则势必会威胁中央的安全。
──────────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L15BZS005)
收稿日期:2016-06-23
作者简介:杨晓敏(1978-),女,吉林四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近代文献。
-83-
第 39 卷第 1 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7 年 1 月
乘》,还有编纂未成的《大清通纪》等等。编选、刊
班固作史,寓褒贬于论赞,郑渔仲讥其不知史
汲黯责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是“贼道之说”。黯行
认为汲黯此言切中要害,符合历史事实。汉初采用黄、老之
卷三
5
黄、老之术,“协其君以从己”,他对武帝“不终于崇儒以敷 术治国有其历史必然性,不能武断的加以否定。王氏对汲黯“虚
武帝
治,而终惑于方士以求千”,负有责任。
造谤辞,横回口语”的作法实不足取。
卷三
对汲黯辞任淮阳太守而自请为中郎的作法不以为然,认
DOI:10.3969/j.issn.1009-9115.2017.01.019
An Analysis of Comments on Wang Fuzhi’s Dutongjianlun
YANG Xiao-min1, LI Ze-hao2
(1. College of Arts,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1360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Ideology, Dalian Jiaotong University, Dalian 116028, China)
摘 要:详细论述了胡思敬的《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一书的撰述动机、主要内容、史论特点,认为
该书不仅是研究王夫之学术思想不可忽视的参考资料,而且也是清末民初传统守旧人物历史撰述的一个典型。
关键词:胡思敬;《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王夫之;《读通鉴论》
中图分类号:K25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7)01-0083-05
胡思敬生平嗜书,著述甚丰。他居京师时,虽 俸禄微薄,却经常流连于书肆,“搜求经籍。老仆负 囊从其后,无所不收,盖亦无所不读”[1]。辞官后, 胡思敬在南昌创建“退庐”书楼,藏书达 40 余万卷 之多,为其赢得杰出藏书家的名望。胡思敬的著述 包括《退庐诗集》《退庐文集》《古文辞类纂补》以 及大量属于史部的撰述,如《戊戌履霜录》《王船山 〈读通鉴论〉辨正》《圣武记纂误》《盐乘》《国闻备
Key Words: Hu Sijing; Comments on Wang Fuzhi’s Dutongjianlun; Wang Fuzhi; Dutongjianlun
《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是近代江西著名 史学家和藏书家胡思敬的一部很有特色的史论著 作,其内容是对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读通 鉴论》的论述(集中在两汉三国部分)进行考证与 辨析。为充分揭示此书利用这一珍贵的 历史文献,本文从史学角度对其做一系统探讨,愿 就正于方家。
2
敢于直言上谏,深为诸侯所惧。以“缄口于淮南”便判定其“市
文帝 而行于所可伸者”。他只不过是故意博取正直的名声而已。
直”,有欠公允。
周亚夫不奉诏救梁,纯粹是军事策略上的考虑,由此认为周
太后宠爱梁王,景帝以“传位于王”一语试探太后,“窦
卷三
与景帝有密约是没有根据的。景帝以“传位于王”一语“启藩王
3
婴正辞而太后怒”,招致景帝对梁王的妒恨。七国之乱时,周
张汤是“奸邪巧佞”之徒,汲黯身为大臣,不能坐视奸臣当
6 武帝 为他是“干求持权”,欲与张汤争荣辱,非君子之道。
道而不顾。他的做法正是尽人臣之分,表现出其忠君爱国之心。
对傅介子诱杀楼兰王一事十分称赞。认为“夷狄者,歼
王氏所言,“非儒者所宜出也”。中国不同于“夷狄”之处在
卷四
7
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因此傅介子所 于其有礼义教化,能以信义服人。“忠信笃敬,蛮貊可行”,而舍
卷五
9
溺于流俗,真是可悲啊!而傅喜的贤仁也是令人怀疑的,他 应以肯定的。虽然傅喜与王莽一样,也是外戚,但傅的贤仁不可
哀帝
与王莽相比,只是“幸而未败”。因此,圣王之治,首先要正 否认。在他为官时,“内以安傅氏之心,外以救王氏之失”,其守
俗,以“辨男女内外为本”,切勿“权移于妇人”。
节不屈的品格世所公认。王氏对傅喜的评价太过苛刻。
刻《豫章丛书》使他声名昭著。此外,胡思敬还在
法,以为诸生决科之文,未可施之著述。以予观之,
家乡开办图书馆、举办书院,捐资医局等,积极推
非独史法为然,即汉唐诸家专集,亦罕有轻议古人
动了当时文化事业的发展,为时人所称颂。
者。《东莱博议》成于乾道四年,乃少时程试之作。
《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是胡思敬重要的
声望。胡思敬自己恪守传统的道德规范,为官廉正, 严于自律,是典型的儒家正人君子式人物。然而, 他却具有极其守旧的政治立场,在反对维新变法和 政治改革上非常坚定。时至 20 世纪之初,改良维新 的观念已经风靡朝野,官员中顽固守旧者实寥寥无 几,因而清政府未理睬胡思敬的主张,于是,胡氏 毅然辞职,脱离官场,隐退南昌。民国成立后,胡 思敬曾与升允、刘廷琛、于式枚等密谋恢复帝制, 1922 年 4 月 30 日病逝。
退庐刊印,这当是此书最早的刊本。
这里凸现了这样的见解,即史家撰史的态度应
胡思敬的《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不是通 慎重,不可随意游戏笔墨,而王夫之在撰书之时,
常文人的就史论史,他撰述此书的动机甚为明确, 由于倾注了作为前朝遗臣的强烈感情,故而造成了
在对王夫之的学术及《读通鉴论》有一定深度的理 是书的“小疵”。胡思敬认为,这种凭“意气”论史
解后,专为“去其小疵,存其大纯”而作。所谓“大 的作法实不足取,“论一偏,道德之意变为申韩,
纯”,主要是指以下三点:一是夫之之学有传经之功。 荀卿之学流为李斯,将有变本加厉之患,不可不慎
二是其学有卫道之力。三是夫之有扶持明教之心[2]。 也”[3]。可见,胡氏十分重视传统史学的道德“戒鉴”
由此可见,王氏在胡思敬的心目中,是一位捍卫道 功用,纠正王氏的“偏颇”之处也就成为是书撰写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