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集体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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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体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差异——以屠呦呦获诺奖为例
摘要:
不同的文化背景赋予人们不同的价值观。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作为中美不同文化的产物,集中体现了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因此是理解东西方社会文化的关键。
2015年,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药学奖,这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关注。
很多人就奖项应归屠呦呦个人所有还是属于整个研究小组争论不休,这就牵涉到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问题。
本篇文章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定义及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进行了大概的辨析,这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英语,而且能更准确地理解西方社会文化,从而减少东西方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最后以屠呦呦教授获得国外的拉斯克奖以及诺贝尔奖为例,揭开这件事背后所隐藏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交锋,使我们对这种差异有一个更为鲜明和清晰的理解。
关键词: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屠呦呦诺贝尔奖
一、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东西方社会的不同基础。
就像不同的土壤会滋生出不一样的花草树木,东方和西方由于政治、历史、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等众多领域的差别,人们的价值观也有很大不同,其中以东方的集体主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为最。
所谓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简而言之,指的是一种强调集体和国家的重要性,强调集体利益应该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文化价值观念。
它认为,人是集体中的一员,离开集体,个人几乎无所作为或者作用很小,因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必须重视合作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事情必须多为他人考虑。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与此相反,认为个人虽然离不开社会集体,但是正是由于个人对自我利益和幸福的不断追求才最终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因此在社会事务中应首先考虑个人的幸福和需要。
(《科技信息》,2010年第21期,第167页,“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中美社会文化差异理解的关键”,作者王雪、顾相菊)
但是,尽管集体主义强调集体的重要性,个人主义看重个人的作用,我们也不能笼统地认为前者就是忽略个人作用的混合体,也不能偏执地认定后者就是崇
尚自私自利。
可以说,在集体主义文化里,个人是作为社会或某集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社会是独立的个人的集合。
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就是典型的个人主义。
美国文化强调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
“美国梦”倡导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获得成功。
因此,美国人多有冒险精神,重视竞争,较为独立。
而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国家。
中国是儒家文化,提倡谦虚谨慎,主张中庸之道,忌讳锋芒毕露。
中国人一向爱好和平,往往以家庭、社会、国家为重。
二、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
造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哲学宗教信仰的影响,地理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历史和政治带来的影响等诸多方面。
从哲学宗教信仰来看,对中国的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的莫过于儒家思想。
儒家认为天、地、人三者是和谐的统一体,人不是孤立地生活在一定的关系之中;每个人都要从全局和整体上来看待一切事物。
除了儒家学说,道教和佛教对中国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些宗教文化归结到一点,就是强调人是众多复杂关系中的一员,忘掉自我,无欲无求,才能超脱今生的痛苦。
而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最初是英国的一批清教徒为了躲避宗教迫害,乘“五月花号”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一个国家因此诞生。
他们不仅带来了清教的教义,也带来了欧洲文明和基督教思想。
清教徒生活俭朴,崇尚勤奋劳动。
他们认为自己是神选派来改造新世界的,因而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
可以说,这批清教徒的思想理念是美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从地理环境来看,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分布在各个省份,长期以来都很重视邻里和睦,“远亲不如近邻”。
在北方的四合院里,许多人居住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互相依赖,互相帮助,久而久之形成了强烈的集体归属意识。
与之相反,美国地广人稀,英美人一般居住在较开阔的地方,围墙对他们来说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习惯了这样的自由,西方人在性格上也比较倾向于独立,凡事都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也没有那么强烈的集体归属感。
西方人强调的是“空”。
即物体之间的空旷之地,因此住屋前后有大片草地作为房屋的空间延伸,一般并不设栏分隔。
(《现代跨文化传通——如何与外国人交往》,王宏印,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5页)
中英这种文化冲突实际上是个人独处与群体共处的差异和冲突。
英语国家注重的是个人的独处和自由,中国人强调的则是群体的privacy。
(转引
自《跨文化非语言交际》,毕继万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第82页)
在经济形态上,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发展史,具有强烈竞争特点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始终没有冲破封建社会的障碍而得到充分发展。
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变得越来越深刻,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个人放在集体中去衡量他/她的成就。
而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封建社会历史,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追求个人成就和物质财富的观念深入人心。
许多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都是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实现了他们的“美国梦”。
当然,东西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别还来源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篇幅有限,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屠呦呦获诺奖所体现出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差异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洛琳医学院宣布,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家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药学奖。
对于一个诺贝尔奖不喜垂青的国度而言,这是何等的殊荣就引起了多大的关注。
尽管社会上多是肯定的声音,可依然存在着一些质疑。
有人发问,“由于研究成果是在一个集体主义年代形成的,那么获奖成果应该归功于个人还是集体?”这就涉及到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一个个很明显的差异: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奖项到底应该归屠呦呦教授还是“523”小组?虽然这不是我们该忧心的问题,也早已由权威机构多方权衡之后给出了答案,但借由探究此事,我们不妨一窥东方的集体主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在此事背后是如何“兴风作雨”的。
这件事情还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
1969年,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接到了一个“中草药抗疟”的研发任务,代号523。
为了“加强中草药方面的研究力量”,中医科学院应召加入,屠呦呦也随之参与了项目。
屠呦呦被任命为研究组组长,带领一个小组的成员开始查阅中医药典籍,走访老中医,埋头于那些变黄、发脆的故纸堆中,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耗时3个月,从两千多个方药中筛出640个,又锁定到一百多个样本,最终入选的胡椒“虽对疟原虫抑制率达84%,但对疟原虫抑杀作用并不理想”。
青蒿是当时的191号样本,虽然曾经有过68%的抑菌率,复筛结果却一直不好。
直到有一天,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5℃的乙醚代替水或酒
精来提取青蒿。
这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温度正是青蒿素提取的关键。
(《南方人物周刊》,“发现屠呦呦”,2011年10月17日,第53页)
读到此处,可能无论谁都会觉得屠呦呦获奖无可厚非。
因为正是她的执着探索,她在实验温度上做出的突破,以及她多年累积的中医知识才使遭受疟疾折磨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她的这一重大发现可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
可是事情就像看起来这样简单吗?要知道,文革时期,科研工作方式就是只有集体没有个人,论文也几乎从不标明作者。
在这个特殊时期,不需要个人署名的文章,新的发现以瘟疫传播的速度迅速变成了集体的财富。
1972年3月8日,在南京一次会议上,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发掘抗疟中草药”为题,屠呦呦汇报了自己在青蒿上的发现。
很快,云南和山东等数个研究小组借鉴了她的方法,对青蒿进行研究。
1976年,上海无机化学所的周维善研究小组测定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也发现了青蒿素全新的抗疟机理:青蒿素中存在一种全新的结构过氧桥。
后来,因青蒿素不溶于油和水,无法使用针剂,对已不能进食的重症疟疾患者,几乎束手无策。
上海药物所合成了可以制成针剂的蒿甲醚,那是第一个由中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
1977年,为了赶在国外发表的前面,表明青蒿素为中国人发明,由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名义在《科学通报》上首次发表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
(《人物》,“屠呦呦其人其事”,2015年第21期,第65页)
2011年,屠呦呦获得了素有“美国的诺贝尔奖”美誉的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
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
屠呦呦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该奖的大陆科学家。
拉斯克奖引发的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青蒿素没有拿到国内的科技大奖,反而先拿到了国外的大奖?科学界解释说:无法确定奖项的归属。
屠呦呦获奖后,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一次公开场合的发言中曾表示:“青蒿素的发明,一直是我国引以为豪的科技成果,但仅仅由于难以确定成果归宿而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表彰和奖励……”
1978年,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
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只是含糊地说:北京中药所,1972年12月从北京地区青蒿植物中提取出青蒿结晶物,实验编号为“青蒿素II”,后改称青蒿素。
(《南方人物周刊》,“发现屠呦呦”,2011年10月17日,第54页)
大协作的抗疟新药研发计划按照预定的轨道胜利谢幕。
然而,最终的排名争议却一直悬而未决。
后来的几十年中,被认为不够“淡泊名利”的屠呦呦成了整个团队中让人头疼的因素,她执拗的个性也慢慢显现了出来。
中信的青蒿素项目经理刘天伟在博客中提到,2004年,泰国玛希敦奖将5万美金和一枚奖章颁发给了青蒿素研发团体,大多数青蒿素研究参与者赞成将这笔奖金捐给盛产青蒿的四川酉阳地区的中学。
这时,屠呦呦提出,必须先明确她个人应该享有50%以上奖金的份额,然后,由她以个人名义捐给酉阳……“这笔钱因屠呦呦的反对,至今未落实是真的。
”
反对的声音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的研究组在523中的作用,夸大了自己在研究小组中的作用。
“屠呦呦既不是最先发现青蒿提取物抗癌作用的人,也不是首先分离到抗癌有效单体的人,这些研究成果也不是在她的指导下取得的。
”因此要把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一个大规模项目的成果归功于一个人将有失公平,难平人心,想必团队中的许多成员心中多少会有不甘。
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因为,她的研究组第一个用乙醚提取青蒿,并证实了青蒿粗提物的高效抗疟作用。
“她是把青蒿带到了523任务中的那个人”,她是第一个提到100%活性和第一个做临床试验的人。
其实,从青蒿到抗疟良药,各个环节中一定有许多人做出了大大小小的贡献,青蒿素的发明,绝不是屠呦呦一个人力所能及的。
从药材筛选、结晶获取、结构分析、人工合成直至新药研发,包含了众多科研人员的心血。
一个人所学有限,方法有限,要想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简直难如登天,正是有着这样的大团队,每个人才能专研自己的那部分任务,从而找到突破点。
但是拉斯克奖没有将奖项颁发给整个团队,想必也是想要鼓励个人创新,鼓励原创精神。
“作为一个鼓励科学发现的奖项,拉斯克奖倾向于只授予最初始的发现者。
”
诺贝尔奖同样是对个体创新的鼓励,因此往往是颁发给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
大体来说,只有那些原创性的思想理论、公式定理、技术发明等才能进入诺贝尔奖的评价范围。
从近代科学史的发展过程看,这些项目都是以个体的形式实现的,特别是思想理论方面的创新,个体特征非常明显。
虽然有些实验研究需要团队、助理的帮忙,但是整个思路一定是由某一个人决定的,大体的方向或细节
上的东西一定是事先由这个人做好了蓝图甚至精细的规划。
从这个意义上说,屠呦呦获奖是实至名归。
显然,在这个获奖过程中,无疑是一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交锋。
集体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究竟怎样操作才能达到所谓公平分配以及如何在分配较为平均的情况下调动社会的积极性。
中国地大物博,人才济济,却一向稀缺诺贝尔奖得主这个问题,想必也是和集体主义有着很大的关联吧。
个人主义可能更有活力,但难免暴露更为残酷的一面。
个人主义促使人们把事情做得更强,集体主义促使人们把事情做得更大。
在这个小组研发项目中,正是有了一支团结强大的队伍才使中医走向世界,才使数百万的人有了生命的希望。
而也正是有了屠呦呦这样的精英才能使项目的进度大幅加速,使整个项目有了新的突破口。
没错,是集体主义使屠呦呦能够顺利地将自己的发现转变为抗疟良药,是个人主义成就了她使其名垂千古。
四、结语
不管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如果不加节制使其任意膨胀都是十分危险的。
当个人主义的观念膨胀到影响集体利益时候,其实也就损害了个人的利益,因为集体利益的损害会转嫁到个人利益的损害。
反之集体主义也一样,当集体主义膨胀到远离这个平衡点的时候,个人难免要做出牺牲。
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找到两者的平衡点——虽然这个平衡点也是极难找到和把握,也不知在人类历史上还要花上几百年几个世纪才能使一切都能在这个平衡点下以最好的状态发展下去。
我们只能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摸索前行,无限靠近。
不管是谁或是哪个小组拿了大奖,我想最大的成功在于全人类有了对抗疟疾的新的有力的武器。
主要参考书目:
1、Tu Youyou The inventor of New Anti-Malaria Drugs of Qinghaosu and
Dihydroqinghaosu,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1999,5(2)
2、徐萌著,《海外英语》,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2014年第3 期
3、王萍著,《时代报告》,Contrastive Study of Chinese Collectivism and
American Individu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ltural Values,2011年第9期
4、毕继万著,《跨文化非语言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5、黄松平,朱亚宗著,《科技导报》,“科技发明权与屠呦呦青蒿素发
现争端的化解”,2012年第30期
6、《南方人物周刊》,“发现屠呦呦”,2011年10月17日
7、《人物》,“屠呦呦其人其事”,2015年第21期
8、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2014年
9、水清浅著,《文化交流》,“外媒如何评说屠呦呦获奖”,2015,(12)
10、王宏印著,《现代跨文化传通——如何与外国人交往》,南开大学出版
社,2012年
11、王雪、顾相菊著,《科技信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中美社会
文化差异理解的关键”,2010年第21期
12、叶朗、朱良志著,《中国文化读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