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诗史壮丽的史诗

辉煌的诗史壮丽的史诗

——读《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杨子敏

这首诗写于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全词仅六十二字，却以气吞山河之势，淋漓酣畅地描绘了一幅豪壮雄奇的图画，既是一页辉煌的诗史，又是一曲壮丽的史诗。

1931年4月，蒋介石不甘心于第一次“围剿”的失败，纠集二十万大军，对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大“围剿”，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东西共八百里，布成一条弧形阵线，改变第一次大“围剿”中破了产的“分进合击，长驱直入”战术，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战术，向苏区步步进逼。

毛泽东同志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行动作了精心的设计和部署，亲自指挥中央红军，选择进占富田之敌王金钰、公秉藩为首战对象，“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先将红军主力集结隐蔽于吉安县东固一带，迫敌而居，等待战机，以料敌如神的预见和异乎寻常的耐心，秘密埋伏25天。至5月15日，王金钰部果然脱离其富田阵地，分三路向东固进犯，16日进入我伏击圈，我军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痛歼敌军，并乘胜进击，直指富田，经一天战斗，歼敌一整师。继而迅即转入战略进攻，由富田而东，奋力横扫，“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首词的上阕，就是对白云山首战告捷的集中描写。

“白云山头云欲立”，起句突兀奇拔，声势逼人。白云山位于江西东固附近，据《嘉庆一统志》记载：此山“峰峦特出，常有白云蒙罩”。据此可知句中所写“云欲立”既有现实依据，又非自然的摹写，而是夸张，是拟人化，是移情于景，是诗人主观感情的外化。当苏区军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决意歼灭万恶的蒋军的时候，连白云山头的白云也怒气冲天，愤然而立，敌军对苏区人民烧杀抢掠的暴行，激起天怒人怨；苏区军民严惩腐恶的正义之战，感天动地。

“白云山下呼声急”，是说遭受突然打击的敌军，惊呼狂叫，仓皇应战，垂死挣扎。“枯木朽株齐努力”。“枯木朽株”，语出汉邹阳《自狱中上梁孝王自明书》：“故有人先谈，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史记·邹阳列传》)邹阳以“枯木朽株"自喻，原系自谦之词。而在这首《渔家傲》词里究应如何理解，以往是有歧见的。有的说是指根据地的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及红军伤病员等，虽也言之成理，但“枯木朽株”终含贬义；用于自谦则可，用于指代苏区群众，则不仅不够贴切，甚而也不够恰当。就说红军伤员与妇女儿童吧，又怎能与枯木朽株相等同?有的说是指腐朽的敌人，但紧随其后的“齐努力”则为褒语，用以说明敌人的疯狂反扑或垂死挣扎，显然也不妥当。

郭沫若同志作过别样解释，他说：“我觉得妙在选用了‘枯木朽株’。这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说调动了所有的力量，动员了广大的工农群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敌人在败逃中都觉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郭老认为这和起句“白云山头云欲立”的拟人化手法相同，“是巧妙的感情输入，是胜利的工农兵群众豪迈的感情，是主席豪迈的感情，使青山白云、枯木朽株，都具有了积极的能动性”。我赞成郭老的解释。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汉武帝时名将李广，英勇善战，用兵神速，人称“飞将军”。这里则是指勇猛杀敌的红军，犹如神兵天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下山来，刀枪如林，直逼敌前。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三句如狂潮奔涌，排山倒海，点明了第二次反“围剿”战役的时间和空间跨度，点染了战地山河的壮丽景色，概括地描绘了在辽阔的战场上红军远程突击、连续作战、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气概。

这之后，诗人笔锋突然一转，把惨遭失败的敌人轻轻勾画了一笔：“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为营步步"，即“步步为营”一语的倒置。那嗟叹、哭泣者是谁呢?当然是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以“步步为营”的战术荡平苏区、全歼红军的蒋介石了。气势汹汹而来，弃甲曳兵而走，自嗟自叹，向隅而泣，一幅滑稽、丑陋的可怜相，活现在我们眼前，与苏区军民的大获全胜形成鲜明对照。仿佛一部雄浑豪壮的交响曲，经过酣畅淋漓的抒发之后，忽然以几声轻盈的拨奏结束全篇，既富于色调变化，又使人感到意蕴悠长。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历年来已有多种评论、赏析文章、著作问世。其中，我以为1983年出版的鲁歌同志所著《毛泽东诗词论稿》，更值得喜爱和研究毛泽东诗词者的重视。这里，我不想重复别人的论述，只想从上面所说，稍作引申，谈一点个人的感想。

从《西江月·井冈山》到《清平乐·六盘山》，包括我们在前面着重讲过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在内，总共十八首诗词的写作时间起迄于1928年秋至1935年10月，前后历时七年。

这七年间，经历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仓促退出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经历了遵义会议，扭转乾坤，使中国革命重新踏上正确道路，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这是怎样的七年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革命的狂风暴雨、熊熊烈火，破坏着一个旧世界，以生命和鲜血孕育着一个新世界，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在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的反复对照中，摸索着，探寻着，一步一步开拓出一条独特的、通向胜利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写下了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上辉耀天地的一页。

然而，除了亲历者的回忆文章，除了幸而保存下来的历史文件和资料，除了党史和历史著作的记述而外，除了后人作为革命历史题材而创作的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外，在这七年间，直接置身于当时的伟大历史进程，并以其伟大实践直接推动着中国历史的革命变革，又在变革历史的实践的同时，以诗的形式记录着发生在眼前的时代风云的，怕是只有毛泽东同志这十八首诗词了。

因此，对于这七年，它是独一无二的特殊形式的历史文献，更是艺术上风标高致的典范。当我们评价它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史中的地位的时候，这一点是不应当被忽略的。

以“诗国”著称的中国，古典诗词成就辉煌。但也无须讳言它后来的不景气状况。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旧体诗词创作，已不复成为正业。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诗词却异峰突起，成为传统诗体创作中一座直薄云天的新峰。旧体诗词还有生命力吗?旧体诗词能够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现实、新的思想感情吗?对于这种种疑问，毛泽东同志的灿烂诗章，已经在实际上做出了肯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