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范：传媒的艰巨任务

语言规范：传媒的艰巨任务
[摘要]目前，我们的传媒在语言使用上还有许多无法令人满意的地方，别字、病句、生造词语、滥用不规范的词语、语言粗俗等随处可见。

传媒语言不尽如人意折射了社会语言总体水平的下滑，令人堪忧。

传媒应该加强自律，努力提高从业人员的语言能力和素质，将语言规范作为引领国人提高语言水平的一项重要任务。

标签：传媒；语言水平；语言规范
一、传媒语言失范无法令人满意
前不久，由中国逻辑学会、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中国文化报社等8家单位组织发起的“全国报刊逻辑语言应用病例有奖征集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为全国公开出版的中文报刊“挑错”。

这是继2006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被指出有28处错误后，传媒界又一次掀起的一场大规模的“咬文嚼字”的挑错行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传媒业发展迅速，不断壮大，林林总总的报刊花样翻新，令人目不暇接。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社会语言生活空前丰富的同时，逻辑混乱、语言失范的现象也变得越来越多，它正在影响着人们的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不便和损失。

由于传媒在语言传播上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它的非规范用语对于广大青少年的副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

传媒语言失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别字连篇。

不写错别字是小学语文老师从孩子们一入学就一直强调的，现在的媒体写错字的情况一般是不会有的，但出现别字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尤以电视屏幕的字幕上的别字为最，地方电视台层出不穷，央视台也常常出错。

2005年感动中国人物介绍孙必干时，竞将伊拉克临管会写成“领馆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纸质媒体不少都辟有“有错必纠”专栏，刊载前一期或前几期的“错误”，这种敢于自我批评的勇气是值得嘉奖的，但这个栏目差不多天天有内容就说明我们的媒体差错率太高了。

生造词语。

媒体喜欢用语新奇，这是为了招徕读者、吸引眼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应该遵循规范化的标准。

诚然，在如何对待网络用语问题上，见仁见智，还有争执，但新版现代汉语词典拒绝收录网络用语就表明了主流社会的态度。

许多专家表示，不能使用那些生造词语。

网络用语太多太滥，已经引起广泛的批评，新华社、上海媒体等就明确规定自己的记者不要使用网络用语。

而我们有些媒体却置这些声音于不顾，连篇累牍的都是“粉丝、PK”，许多小学生在自己的作文里也使用网络用语，当老师们面对诸如“偶稀饭粗稀饭(我喜欢吃稀饭)”之类的话语时，不由得发出感慨：这还算正常人说的话吗?
病句错句。

每年高考语文试卷中都有病句评改题和成语运用题。

题目大都取
材于传媒，有报纸上的，有杂志上的。

病句的各种类型也应有尽有：搭配不当、成分残缺、语序有误、罗嗦赘余、句式杂糅、关联不当等等。

当传媒已经成为高考病句题的“试题库”时，我们的从业人员心情该是怎样的呢?顺便说一句，有的病句的病症在于“假大空”，空话、套话，言之无物，这也是我们媒体的一种痼疾，受众看到这些句子无异于味同嚼蜡，往往直接跳过去了事。

故弄玄虚。

古人云，语不惊人死不休，说的是遣词造句的良苦用心，炼字炼句的精巧细致。

但凡事不能走极端，现在有些人，有话不好好讲，硬要绕着脖子说，装腔作势，好像这样才显得有学问。

一位教育家批评过这种现象，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反而糊涂了：“一堆土豆”不说“一堆土豆”，偏要说“土豆的集合”。

媒体也有这种情况，“看电视”不说“看电视”，偏要说“接受魔匣的扫描与辐射”，这就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那种毛泽东同志早就批评过的不良文风。

用语粗俗。

有些媒体，尤其是一些娱乐小报，用语粗俗，色艳挑逗，十分露骨；还有的体育消息血腥味十足，有研究者称之为“文字暴力”。

如“仇人相见刺刀见红”，“德意志血洗英格兰”、“高丽战车碾过巴林”、“仅割越南鱼腩三刀”、“10分钟玩死阿曼”、“森林狼加时‘咬死’国王”等等，还有像“摧毁”、“毁灭”、“屠戮”、“斩杀”、“残暴”、“干掉”等诸如此类的“暴力语言”竭力渲染夸张比赛的紧张激烈，过多过滥，难免掉入粗俗的套子，让人生厌。

二、传媒语言状况折射国人的语言素质
传媒语言的这种状况并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折射出国人的语言水准在下降。

毋庸讳言，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的学生的语言素质总体水平还不能令人满意。

有媒体报道，一篇600字左右的小学生作文，其中使用了72个“死了”，如“热死了、烦死了、累死了……”整篇文章都是十分简单的词语，毫无文采可言。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指出，现在儿童语言变得越来越贫乏，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郑州八中初一的一位语文老师曾对30篇“我爱我家”学生作文进行统计分析，学生用的词不超过200个，成语、俗语很少见，更不用说自己个性化的语言；复旦大学举行汉语知识竞赛，夺取第一名的竟是外国留学生代表队，令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学子们有些无地自容……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这样的语文素质的学生毕业后参加工作，其语言水平又能怎样呢?
难怪王蒙先生要对这种现象痛心疾首，他批评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将他在政协会议上发言中提到的“礼仪之邦、乖戾”随便就改成了“礼仪之道、乖僻”，王蒙先生百思不得其解，他说，想来想去，这位青年记者或编辑，可能压根不知道那被改掉的两个词儿。

此外不知道一些常用词的还有很多例子。

一出话剧竟然命名为“雄关漫道”，命名者恐怕以为漫道是漫长的道路之意。

其实这里的“漫道”，是“别说”“漫说”的意思，毛泽东诗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含意是“别说雄关如铁，只要迈步，一步步走，就能跨越过去”之意；某传媒报道某西方国家的议员选举时，说是由于“没有理想的候选人，此次选举只能差强人意”——她竟然不知道“差强人意”是还差不多，还不错，“not bad”的正面用语；一次高层次的经验交流会上，一个优秀人物介绍先进经验，他说，自从创造了某
个先进工作法以来，此法“不翼而飞”，正确的应该用“不胫而走”；有一位国足队员面对“齐达内的球技无出其右”的理解竟然是“齐达内过人时都从左边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是时候了，重视一下语言文字吧!否则终会有一天中国人说不好中国话了。

而有些人将这个原因归咎于英语学习，其实这是不公正的，汉语水平不高的人真的学好英语了吗?恐怕也不尽然。

这些人的英语，难道比辜鸿铭、林语堂、钱钟书或者季羡林先生们还要好吗?而这些大师们的母语——中文——汉语是多么好啊!而现在这些大师级的人物是越来越少了，国人是不是应该努力自强呢，母语是外语的基础，外语是母语的参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三、提高传媒语言水平的措施与对策
提高传媒语言水平最基本的对策是把住入口关。

对那些语言水平低下、屡犯错误的人而且短时间内又没有明显提高的就要请他们“下岗”。

不少传媒特别是地方、基层的传媒从业人员大都有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是无冕之王，跑新闻也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可以想象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质量会有多高。

有人调侃“现在的社会，太浮躁，喝酒容易，做学问难”，对自己的业务不愿意，也没决心刻苦钻研，所以，语言素质始终没有大的提高和长进。

对于这样的从业人员批评教育是必要的，但同时要辅以必要的惩罚措施、经济手段。

不少媒体实施问责制，应该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责任到人，有严格的监督机制，对于减少差错，提高传媒的质量有较好的作用。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恐怕还要从抓教育人手，尤其要抓好语文教育。

说实话，语文教学在我们国家始终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

从小学到高中，语文学习差不多有12年，但效率低下是令人吃惊的，反思一下还存在很多问题。

最近几年，基础教育搞新课程改革，对此不少专家也颇有微词，提出不少质疑的意见，有些很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思索。

中学语文新课改，提出了语文的人文色彩，要求加强人文性，于是有些教师就又走向一个极端，不敢谈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不敢大张旗鼓地训练学生的语文基本功，怕别人说自己冲淡了新课改要求的人文性。

这样的课程改革，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的学生，学校无法保证毕业生的质量，就等于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合格，怎么能期望他们工作时能有上乘的表现呢?
现在世界上掀起了汉语学习的高潮，国家汉语办公室的汉语战略是要把汉语打造成世界上的强势语言，并且已在许多国家建立“孔子学院”，旨在推广汉语，推广普通话。

但国内目前关注外语甚于母语的现象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改观，规范的汉语使用对于不少高校学生而言仍然是一个难题。

大学语文、写作、逻辑(联合国把逻辑作为基础学科，而中国基础教育阶段不开逻辑课)等学科在一些学校都成了摆设，有的还被取消。

再加上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不再天天书写汉字，久而久之造成了新的现代病——汉字失写症。

这些都是应该引起我们广泛注意的。

媒体除了自身的传播资讯、娱乐受众的任务之外，还负有引领国人语文水平
的提升、语文素质的提高这样的重任。

语文教育是个大教育，当我们的学生都把传媒作为语文的课外教材时，那些别字、病句、粗俗语言等充斥其间的“教材”还能拿得出手吗?还能“传道授业解惑”吗?即使从不能误人子弟这一点上讲，我们也应该努力提高传媒的语言文字水平，让传媒成为语言规范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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