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智库的发展现状及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
智库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智库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出路近年来，我国智库建设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政府、企业、学术机构等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智库。
然而，智库建设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这些困境既包括外部环境问题，也包括内部因素的限制。
如何突破这些困境，成为智库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外部环境问题1、政策支持不够当前，政府对智库建设给予了较高的关注，但是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政策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政府需要更为明确的政策支持，为智库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条件。
同时，政府需注意到智库的独立性和中立性，避免过多的政治干预，保持独立思考和发展。
2、市场机制不成熟智库需要市场机制的支持，促进其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的市场机制还不成熟，很多智库都需要依赖政府、企业等成员的资助，难以实现长期独立发展。
因此，我们需要积极探索智库发展独立可持续之路，形成更为成熟的市场机制。
3、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智库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也是智库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
智库所生产的知识资本不仅仅是重要的社会资产，而且还代表了一个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的基础。
因此，应当建立起相应的法律体系，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及其价值最大化。
二、内部因素限制1、人才结构不合理智库是以人才为核心的组织。
但当前我国智库所存在的问题之一是人才结构不合理，智库需要从兼具高学术水平和长期从业经验、兼具战略思维和实践经验、兼具理论创新和实证研究等方面谋求结构的均衡。
同时，智库还要注重团队协作，通过学科交叉、多领域合作、引进海外人才等方式来打破学科壁垒，提高智库综合性和竞争力。
2、组织架构不够合理智库的组织架构也是智库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很多智库在组织结构上存在问题，如顶层设计不清晰、职能角色不明确、人员配备过于单一等。
因此，智库需要完善组织架构，优化组织流程，通过智库制度的落地来使信仰、能力和行动相一致，提高组织运行的效率和能力。
3、信息资源的整合程度不高当下社会信息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智库在信息利用上仍有所欠缺。
国内外智库建设的比较研究
国内外智库建设的比较研究智库作为一种专业的研究机构，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时代下，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
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深入，各国纷纷加强本国智库建设，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但是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内的智库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因此，比较研究国内外智库建设的特点和趋势，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国外智库建设特点1. 建构全球化的智库体系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一批较为有影响力的智库，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等。
它们通过合并、兼并和收购等方式，将自身规模扩大，实现全球化战略。
同时，这些智库还不断加强国际合作和战略联盟。
2. 实现政府和民间的协同发展在国外，智库不仅有着较为密切的与政府合作的关系，同时也与私营企业、NGO等组织保持着良好的联系。
这种协同发展的方式，将智库从单一的政府顾问机构转化为为政府、企业和社群提供服务的多元化组织。
3. 多元化研究领域国外智库不仅研究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同时也关注科技、环境、教育等领域。
并且，针对不同的问题和领域，智库还会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和讨论。
二、国内智库建设不足之处1. 专业化程度不够国内的智库多属于学术机构，专业属性较为突出。
但是，与国外相比，国内智库在专业化程度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很多智库在研究领域上缺乏明确的定位和重点，同时也缺乏国际比较和经验借鉴。
2. 融合度不高国内的智库与政府和社会融合的程度不够。
政策研究与实践疏离，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不会充分借鉴智库的研究成果。
另外，在经费、人才等方面也面临着困难。
3. 建设目标不够明确国内部分智库在研究目标和任务定位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缺乏明确的战略发展规划和目标制定。
同时，在智库的组织结构、管理制度、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和瓶颈。
三、完善国内智库建设的对策1. 加强专业化建设国内智库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强研究领域的定位和专业化程度。
同时，也要鼓励智库开展顶层设计和长期性战略研究，做出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
国外科技智库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科技智库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作者：田贵超来源：《华东科技》 2017年第10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 年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 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也提出“要加快建立科技咨询支撑行政决策的科技决策机制，加强科技决策咨询系统，建设高水平科技智库”，这都对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咨询服务的科技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
可是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近年来发布的《全球智库指数报告》显示，世界前50 名科技智库中却没有一家中国的科技智库，我国科技智库在很多方面和国外先进科技智库差距明显。
笔者近年来实地调研过多家国外科技智库，与诸多智库主席、高层管理人员、运营团队成员、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认为国外科技智库在运营管理机制、研究输出机制、创新文化及环境塑造等方面的发展经验可以为我国及上海科技智库的建设提供启示。
以全球化发展视野，建设国际化网络型智库国际先进科技智库的国际化水平普遍较高。
韩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STEPI 的研究人员有多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其研究人员和行政团队大多可以用英文交流，可以用英文讲授培训课程，每年举办多个国际研讨会；专门设立了国际技术创新中合作心（IICC），负责智库的对外宣传、国际合作交流等事宜，其国际培训项目还针对发展中国家量身定制课程。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 则注重培养研究人员的全球视野，致力于解决国内和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如贸易、创新政策等，发布《全球创新政策指数报告》、《全球创新影响力国家排名》等多项涉及全球议题的报告。
国外一流科技智库还注重网络化发展。
例如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 在比利时开设海外分支机构，将其研究触角延伸到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和地区；ITIF 还联合世界上其他19 家智库创办“全球贸易与创新政策联盟”，跟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展国际联合研究。
西方智库发展的主要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社会学研究·2018年11月社科纵横Nov ，2018总第33卷第11期SOCIAL SCIENCES REVIEW VOL.33NO.11基于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西方智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历史路径、实证主义和国际比较等研究范式，提出了一系列智库发展的重要理论，成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工具。
一、戴维·杜鲁门和罗伯特·达尔的多元理论在西方智库研究中，杜鲁门和达尔等人发展起来的多元理论是西方智库理论研究的主流。
（一）公共决策是社会多元利益集团竞争达成平衡的结果杜鲁门认为，政治的基本事实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
“利益集团”指的是“社会中具有共同态度、向其他团体提出特定要求的团体。
”“这些决策环节在整个政治结构中广为分散，不仅包括正式建立的政府部门，而且也包括政党、政府组织与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1](P547-548)公共政策是多元集团竞争达成平衡的结果，而这种平衡又是由利益团体的相对影响力所决定。
因此，智库“可以参与到工会、环保组织、民间社团和非政府组织等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竞争之中，进而在社会公众和政府决策中发挥影响。
”[2](P31)智库通过对利益集团竞争的参与，不仅可以提高政策制定过程的质量和透明度，还可以培育开放和民主的政治文化，并有助于增强开放民主程序间的相互信任。
（二）“思想市场”是智库获得影响力的主要竞争场所达尔更关注于多元民主国家中“独立组织”的理想性和局限性，提出了多元民主理论。
达尔认为，独立组织对于相互控制和大规模民主都十分理想。
一方面，独立组织有助于抑制国家政府中的等级制度和支配体制；另一方面，独立组织“在现代民主国家中能最充分地受到该政体的各种制度的保护”。
[3](P32-41)达尔还进一步分析了独立组织蕴含着多元民主理论的局限性，包括“使非正义稳定化、扭曲公民意识、使公共议事日程不正常”等方面。
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启示(2005—2018)
智库观察118社会科学文摘 | SOCIAL SCIENCES DIGEST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启示（2005—2018）文/于芳近年来，因为德国媒体较为频繁地发表涉华负面言论，德国民众对当代中国缺乏了解，对中国也有很多误解，并没有因为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以及中德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积极合作而对中国产生更好的印象。
根据2016年进行的华为国家形象认知调查结果，仅有25%的德国受访者对中国持有积极认知，总体而言，德国政商界人士比普通德国民众对华好感度稍高。
德国上下对中国的认知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能够同时对政治精英和民众产生影响的当属德国的政策咨询机构——智库。
可以说，德国政府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德国智库的涉华研究。
2015年吴江认为，德国智库专家多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持肯定态度，视其为开发新贸易路线、销售市场和能源渠道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构想，是加强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地位的经济手段。
而2018年2月德国柏林两家智库联合发文称，“中国正在悄悄渗透欧盟”，意指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通过希腊、匈牙利等有求于中国的国家扩大其对欧盟决策层的影响力，渲染中国威胁论。
可见，德国智库对中国的看法有矛盾之处，因此有必要深入了解其涉华研究动态。
2005—2018年德国智库涉华研究概况研究默克尔总理任期内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数量和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德国智库眼中的中国角色，从而更好地理解默克尔4.0时期的对华政策，为加强中德人文交流、发展中德关系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参考了国际智库研究机构对德国智库的影响力排名，并考虑到这些智库各自所代表的政治立场，从众多德国智库中选定了下列智库的涉华研究作为主要文本来源。
政党型智库：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亲基民盟）、赛德尔基金会（Hanns-Seidel-stiftung，亲基社盟）、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亲社民党）、瑙曼基金会（Friedrich-Naumann-stiftung，亲自民党）、伯尔基金会（Heinrich-B öll-Stiftung，亲联盟90/绿党）；学术型智库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私人智库：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stiftung）、德国外交政策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 ür Ausw ärtige Politik）、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合同型智库：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启示(2005—2018)
German Think Tanks Studies of China: Current Status, Problems and Implications 作者： 于芳[1]
作者机构： [1]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100089
出版物刊名： 国外社会科学
页码： 88-97页
年卷期： 2019年 第4期
主题词： 智库;中国崛起;德国;对华政策;海外中国研究
摘要：德国智库最初将中国视作经济大国,而后看到中国崛起不可逆转且会长期持续的趋势,认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性大国,中国崛起会给世界带来政治经济方面的挑战,但对德国而言也有机遇。
德国智库认为,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作为文明力量,在中德关系中德国应以合作和妥协代替对抗和遏制,不以自身的价值优越感去要求对方,实现共同成长。
但德国智库在视中国为德国经济发展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机遇时,也强调价值观问题和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维护本国利益,突出中国给德国、欧洲带来的挑战。
德国智库对中德关系的积极作用还有提升空间。
德国教育智库的类型、特点及启示
德国教育智库的类型、特点及启示付睿毕红漫摘要德国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德国教育智库能提供独立、客观、科学的教育政策研究与咨询服务紧密相关。
因德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和联邦制度，智库类型较为复杂。
德国教育智库按属性主要分为政府主导型教育智库、基金会型教育智库、高校附属型教育智库。
其运行体现出以下特点：通过法律、管理制度、资金来源等的规范确保研究的独立性、信息的透明度及与多方紧密的合作关系；研究人员注重专业性与多元性，由多学科背景、多职业经历、不同国籍的人员组成；研究领域广泛多样且注重实践性和前瞻性，推动了德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为德国的教育改革发展及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活动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构建国际化网络、开展跨国合作研究，发挥教育智库的公共外交职能，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成果传播多元化与数据化并重，对提高德国教育智库及其政策主张在国内与国际的双重影响力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德国教育智库发展对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启示：一是寻求独立性、透明度与合作研究之间的平衡；二是服务国家社会与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双重驱动；三是应注重数据积累分析与成果多元化传播。
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需准确研判国际国内环境及实际需求，合理借鉴德国教育智库发展的理论及经验，为我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建成教育强国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决策研究与咨询服务。
关键词德国教育智库独立性透明度全球教育治理作者简介付睿，博士，温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副秘书长（温州 325006）；毕红漫，德国埃尔朗根中文学校教师（菲尔特90765）。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96(2021)05-0026-15智库建设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紧密相关。
教育智库是从事教育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的专门机构。
新时代，我国教育智库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教育部2019年10月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重点打造德国教育智库的类型、特点及启示一批新型教育智库和高水平教育教学研究机构”。
世界主要国家智库建设发展经验与启示
世界主要国家智库建设发展经验与启示智库的关键词是“智”和“库”。
智是智力、智慧、思想和对策，库是仓储、空间，智库就是存储存放智力、智慧、思想和对策的地方。
作为专职机构，它应该是针对某一领域问题产生和输出理论成果、解决方案和对策建议等思想产品，由高智商、高水平专业人才组成的研发实体。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的增长、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国对智库建设越来越重视，智库在国家建设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正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规律，对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体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一、世界主要国家智库建设发展特征世界主要国家智库因建设的时间不同、背景不同，在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作为世界一流的智库，其发展成功的基本要素和主要特征是大体相同的。
一是世界各国对智库建设越来越重视、亚洲发展更为迅速。
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在北京、纽约、华盛顿等全球近130个城市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指出，全球智库数据库中列出的11175家智库中，亚洲共计3389家，超过了一直稳居第一的欧洲成为智库数量最多的区域。
欧洲和北美洲智库数量也有所增加，分别为2932家和2397家。
与此同时，中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东以及北非的智库数量均较上年有所增长，分别为1179家、679家以及599家。
从国别来看，美国仍以2203家的数量遥遥领先，是全球拥有智库机构最多的国家。
中国以1413家位居第二，比2019年增加了906家。
印度以612家位居第三，英国、韩国、法国、德国、阿根廷、巴西、越南紧随其后，从规模数量上总体呈迅速发展趋势。
二是将输出高质量思想产品影响政府公共决策作为智库建设目标。
高质量的思想产品、理论成果是智库的价值所在，对政府公共决策的影响程度是智库产品、成果水平的重要标志。
英国硅谷创始人Steven Windmill 博士认为：“智库”就是以从事多学科研究为依托，以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为目的，以提供思想为支持的非营利组织或机构。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构建
英国由于政党力量强大和有相对稳定的文官体制，体制
外的独立的研究机构并不多，而美国正好相反。在这些
不同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相当多的共性特
征，比如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科学的研究方法、沟通知识
与现实决策等等。因此，为了消除人们对智库定义的困
惑，我们还是倾向给智库下一个介于广义和狭义之间的
定义:智库是这样一种研究组织，它拥有独立的研究人员
关键词智库困境路径
问题的提出
随着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5年1 月，中办、国办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建设的意见》，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纲领性文 件。智库建设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我国的新型智 库建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此相应，学术界 也兴起了一股关于智库研究的热潮，取得了不少研究成 果。概括来讲，有的研究更关注智库的宏观层面，着重探 讨中国智库建设的宏观构架;①有的则更关注智库的某 个支项，从微观层面来探讨智库建设所延伸出的各个触 角，比如大数据下的智库建设、智库的运行机制、智库的 评价体系、智库的结构和成长逻辑、智库影响力的实证研 究等等;也有研究指出，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必须对智 库问题进行一些冷思考，避免由于认识上的误区而影响 智库的健康发展。②比如,什么样的组织称得上是智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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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构建
(一)智库的定义 “智库”是一个在西方语境中形成的概念,其英文为 “ think tank”，直译过来就是“思想库”。在对智库进行界 定时,学者们往往会就'智库”“公共政策研究”“非政府组 织”等相关概念展开激烈的争论。确实，给任何事物下一 个明确无误又不引起争议的定义都绝非易事。 在探讨其具体的定义之前，我们可以从具体智库的 相关描述中获得不少关于智库内涵的看法。美国第36任 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智库： "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工作人员通过 分析、潜心研究、客观写作以及丰富的想象来质疑现行的 做事方式而进行工作，然后提出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 ……50年来不断为政府出谋划策,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私人研究机构……它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机构，以至于如 果它不存在，我们将不得不找人把它创造出来。”④在约
国外智库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关注
国外智库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杨晨 / 整理
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同样需 要借鉴国际智库有益经验。 而一些在国 外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智库形式及研究 导向， 虽不适合直接拿来为我所有，但 也可以对我国相关领域研究掌握国外 智库特点、动态和研究方向有所帮助。
国外智库的发展趋势
多元化的信息资源建设
与经典学院式研究“大而全”、“小 而全”信息资源建设不同，许多西方专 业智库的成立都是囿于兴起的时代背 景和现实需求，对特定研究项目的关注 而产生的，因而其信息资源建设都以其 研究项目为导向。
智库的战略性调整是常态，无论智 库多么权威和具有影响力，为了使各项 研究始终处于前沿位置，都需要经常根 据社会发展变化不断作出适应性反应， 不断面对新领域、新课题。 随之智库战 略性调整，智库需不断关注、搜集新历 史事件的档案和资料。 这些日积月累而 成的财富能够帮助智库的研究人员看 到一般人所难以看到的“真相”，是开展 具体调研之前的重要文献依据。
获取信息灵活
信息爆炸的时代，政治家和政府官 员遇到的难题不是信息的绝对匮乏，而 是相对短缺，缺乏有效的信息，缺乏有
效的信息过滤机制。 信息数量的不断暴 增和信息内容的日趋复杂，使得智库过 滤信息并发出提醒的功能非但未被越 来越知识化的研究所替代，而且其作用 更加凸显。 智库信息主要来自“公开资 料”，从公开渠道搜集信息，既有一手信 息，也有二手信息。 对于智库来说，要去 分析哪些信息可靠， 哪些信息不可靠， 哪些信息是最好的有用的、质量是最高 的， 要知道最好的信息来源在哪里，如 何分析高质量的信息，使信息体现它们 的价值。 不仅要为正确的人群提供正确 的信息，而且要以正确的方式让政策制 定人员更好地消化和理解。 总之，无论 是现在还是未来，智库最简单的角色即 中立的判断、评价，对决策者有用的信 息进行精心过滤、 合成及系统整理，及 时、 适时地给予决策者可靠、 有用、易 懂、易得的信息。
国外智库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国外智库建设的经验及启示作者：米亚来源：《求知》 2017年第7期智库即思想库，具有组织独立性、议题公共性、研究专业性和成果应用性的特性，这些特性使智库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战略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国外智库建设的模式和经验1.美国。
一是智库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美国智库数量最多、国际知名智库最多、对政治实践的作用最大。
《全球智库报告2016》评选的全球十大智库，美国入选6家，布鲁金斯学会连续5年排名第1。
美国智库把独立性作为首要原则，其智库体系以独立智库为主。
作为非营利性机构，智库资金大部分来自企业和基金会捐赠以及投资收益，政府资助仅占很小一部分，而且主要是通过委托研究获得经费支持。
智库不隶属于政府部门，也不受党派、企业、基金会等所控制，研究人员独立开展研究，其过程、方法、结论不受外部干扰。
二是独特的“旋转门”制度。
美国智库特别是知名智库研究人员有机会进入政府机构任职，高级政府官员也可以随时回到智库，在“智库—政府”间双向“旋转”，有的还会多次“旋转”。
知名智库高级研究人员不仅具备政策研究能力，而且人脉广泛，当选总统在组建执政团队时，往往会从立场接近的智库中挑选人员加入，智库也以此打通政策研究与政治实践的通道。
当执政更替时，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资源的官员进入智库，为智库带来切实的帮助，也为继续推行其政治主张提供了平台。
这一惯例已逐渐演化为制度。
三是重视成果的传播和推销。
研究成果质量、对政策的影响力是评价智库的核心指标。
缺乏高质量成果，就难以产生足够的影响力；缺乏影响力，就难以获得社会认可和捐赠，智库就难以生存。
在激烈的竞争中，高质量成果还必须能够传递到政府、传播到社会。
美国主要是通过“旋转门”直接影响决策、出版期刊著作、向政府提交报告、媒体报道等。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智库更加注重通过社交媒体、网站等传播、推销其成果。
2.英国。
一是智库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倾向。
英国智库体系包括政府智库、政党智库和独立智库。
国外智库建设经验对我国智库保持独立性的启示
独立性是智库的核心价值之一，本身具有复杂性和相对性，难以进行量化。
目前国内对智库独立性的研究较少，需要进一步讨论。
本文通过对美国、英国、日本3国智库独立性及保持独立性方面的举措进行比较分析，阐述我国现阶段智库独立性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
目前，关于智库独立性的定义还没有定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朱旭峰对独立性及独立性的丧失进行了界定，认为“独立性” 指的是研究者忠实于客观研究结果而不考虑研究结果是否损害了某方的利益。
判断独立性的标准应考察研究机构是否能够坚持客观的研究成果，表达独立的政策主张。
“独立性的丧失”界定为“智库运行过程中受其他主体影响，做出有违政策研究客观性、有损公共利益的政策建议或倡导行为”。
“一方面，智库的存在和发展，一般会受到其所处国家制度、体制、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影响，离不开其所处国家内政外交的政治需要。
另一方面，智库的存在和发展，总是与利益的维护和实现有着深刻的联系。
和人文社会科学属性一致的是，智库虽然具有服务于公共政策、实现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的一般性功能，但就实质而言，其思想表达不可避免地会蕴含特殊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诉求。
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智库生产思想产品的实践中，也表现在智库评价的实践中。
任何关于智库独立性的理解都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影响智库独立性的因素深深植根于智库所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因此不同国家智库在独立性方面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智库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智库独立性与经费关系密切。
智库经费来源不同，对于独立性具有较大影响，往往拿了谁的钱就会替谁说话”。
智库独立性的国别经验美国智库一直以来，美国的智库体系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活力、最值得信赖，也是发展最完善的智库体系。
美国智库在开展公开辩论、提供市民社会教育，以及影响公共政策和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被人们称之为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种力量”。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的统计，截至2016 年年末，全球共有智库6846 家，美国以1835 家高居榜首，并且在全球顶级智库排名中美国智库大多名列前茅。
欧盟区智库发展特点及启示
欧盟区智库发展特点及启示作者：李文良来源：《人民论坛》2013年第37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欧盟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进程相伴随，欧盟国家智库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并且呈现出如下特点：与欧盟一体化进程相吻合、与政党共进退、有政府作扶持。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借鉴欧盟国家智库发展经验，一方面，要确保智库建设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要大力扶持中国智库建设以促进其跨越式发展。
智库本质上是为特定主体提供决策咨询与智力支持的组织和个体的集合体。
根据《全球智库报告》的统计，2010年欧盟国家拥有的智库数量为1415家，排在美国之后，位列世界第二。
虽然欧盟智库的数量不敌美国，但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向好。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欧洲智库的增长态势超过美国。
在美国智库的数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欧洲智库的数量这些年一直在大幅增加，近年来更是成倍增长。
二是欧洲智库的影响力呈现强劲的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世界智库排名的大幅进步，并且已形成与美国平分秋色之势①。
具体而言，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欧盟各国不仅是数量分布差异较大，智库形成与发展的形式差异也较大。
按国别来看，英国在欧盟各国中拥有智库最多，达278家；其次是德国和法国，分别拥有191家和176家。
本文研究主要集中在比较有代表性的英国、德国和法国。
智库的发展动力欧洲各国在20世纪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对智库提出的巨大需求，是欧盟国家智库兴起的重要动因。
纵观欧盟国家智库发展历史，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就是这些国家智库兴起的时间与欧盟一体化进程有着高度吻合的一致性。
从成立时间上来看，欧盟国家智库普遍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以20世纪90年代最为集中，与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从经济联盟转向政治联盟的历史进程相吻合。
以德国为例，据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约瑟夫·布拉姆尔的研究，德国智库在二战结束时仅有8家，二战结束后到冷战结束前四十四年间（1946～1989）共成立了80家，平均每年1.8家。
国外先进智库建设的主要特点及经验启示
国外先进智库建设的主要特点及经验启示李佳李帅创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标志着中国“智库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中国智库发展历程较短，而国外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在智库建设方面起步明显要早。
因此，梳理国外智库的主要特点，总结先进智库建设经验，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启示和借鉴价值。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民族赖以存续的最宝贵资源，而智库则是汇聚智力资源的一种有效形式。
因此，建立智库，有效整合智力优势，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成为新时代中国智库建设的明确目标，也为未来中国智库建设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但是，尽管中国智库近些年发展迅速，不断开创新局面，但就世界范围来看，差距仍比较明显。
因此，有必要系统梳理国外先进智库建设的主要特点，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有效的经验借鉴。
1 国外先进智库建设的主要特点1.1 格外强调“独立性”的美国智库西方智库历来推崇独立性,甚至以独立性作为评价智库优劣的重要标准，而其中美国智库更是将“独立性”作为其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智库的最显著标志，而这种独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的独立性，二是自身运作的独立性，即自我标榜不受财阀、党派和意识形态影响。
之所以，格外注重“独立性”，甚至将其提升至美国智库的“生命线”，主要有两个原因：1.美国理论界通常将智库看作是独立于政府以外的组织，其具体运作过程不受政府控制。
2. 美国智库宣称，正是由于独立于政府之外，才保证了他们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1.2 具有明显党派倾向的英国智库在英国，“智库”最初特指1970年由首相爱德华·希思在内阁建立的中央政策评论部（CPRS），此后，“智库”一词逐渐包括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散存于民间为政府决策提供思想支持的政策咨询研究机构。
英国智库的主要特点是其明显的党派倾向。
从国际角度看中国智库的建设
从国际角度看中国智库的建设近年来，中国智库建设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中国政府提出了“走出去”战略，智库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本文旨在从国际角度探讨中国智库建设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一、中国智库的发展现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智库开始涌现，为决策制定和战略规划提供智力支持。
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不少于500家智库，其研究领域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
这些智库的产出成果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如《中国与世界经济》、《中非合作蓝皮书》等。
与此同时，中国智库在国际舞台上也开始崭露头角。
例如，2017年中国智库联合会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智库论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智库代表参加。
此外，中国智库的刊物也开始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如《世界经济文汇》、《世界知识》等。
二、中国智库面临的挑战尽管中国智库发展迅速，但仍面临着不少挑战。
首先，现有的智库在研究领域和智力支持能力上距离国际一流水平还有一定差距。
其次，智库的研究成果存在应用落地不足，难以有效支持政府决策。
最后，缺乏独立性也是智库面临的一个挑战。
三、未来中国智库的发展趋势要想使中国智库在国际上更有影响力，需要在一些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1.提高智库研究质量智库需要加强与高等学府的合作，吸引更多的高端学者和专家参与研究，提高智库研究水平和质量。
2.加强智库与政府的沟通智库需要更紧密地与政府沟通，将研究成果有效地传递到政府部门，从而提高智库的应用价值。
3.倡导独立思考智库需要更加注重独立思考，避免成为政治工具。
同时，政府也应该为智库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让他们有更多自由探讨各种思想和观点。
4.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智库需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学习国际先进智库的发展经验，避免在同一领域重复研究，并与国际智库搭起合作桥梁。
综合来讲，中国智库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政府、智库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参与和努力，共同推进中国智库向世界一流智库阵营迈进。
欧美智库比较及对中国智库发展的启示
欧美智库比较及对中国智库发展的启示许共城内容提要:智库在现代社会影响巨大,而中国正处于智库发展的关键时期,急需借鉴西方智库的发展经验。
文章梳理了以英、法、德三国为代表的欧洲智库及美国智库的发展概况,比较分析了欧美智库的特点,并从中得出启示,即要大力推进民间智库建设,理顺智库与政府的正确关系;要加强智库专业化建设,完善管理体制;要努力构建智库市场化运作体制,应对市场变化;要创造智库好产品,积极宣传推广。
关键词:智库 欧洲智库 美国智库 中国智库智库即智囊机构、智囊团,也称思想库!,或称咨询公司、顾问公司等,主要是指由各方面专家、研究人员组成的专门的研究咨询机构,这样的机构主要是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等各方面问题时出谋划策,以提供最佳理论、策略和方案。
智库在现代社会对政府的决策和企业战略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国家中,智库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至于西方媒体的舆论认为,智库实际上是继新闻、立法、政府后的第四部门!。
西方的智库发展较早,有比较成熟的发展经验和行业规范。
在欧洲,智库的发展起步较早,而美国后来居上,欧美的咨询业成果斐然,声名显赫,值得认真深入地进行研究。
中国智库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 ,更应注重对发达国家智库进行研究,吸取其经验,借鉴其方法,加快中国智库走向国际的步伐,赶超世界先进智库的发展水平,以促进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的发展和繁荣。
本文将就欧美智库的发展状况作一些分析比较,望能对中国智库的发展有所启示。
一、欧洲智库的发展概况英国是老牌的工业强国,英国的智库几乎是与工业革命同时起步的,英国被认为是欧洲智库的创始国,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英国的智库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规模较大、行业发展较成熟的体系。
英国的智库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工程咨询的智库,它们起步很早,因适应早期工程发展的需要而迅速发展;第二类是技术服务咨询方面的智库,主要以提供新技术、新知识为业务方向,服务项目包括设计新产品、对产品进行技术评定、对企业进行新技术改造、培训新作者简介:许共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国际智库发展趋势与我国新型智库建设
国际智库发展趋势与我国新型智库建设作者：由薇波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8年第6期摘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不仅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还需要借鉴国外智库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智库机构在政策决策方面的重要作用。
国外智库的建设较为成熟，其建设经验与管理经验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
在进行我国新型智库的建设时，需要营造良好的智库发展环境、加强智库和决策部门的交流、加强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完善的智库评价体系与智库管理制度、促进智库的国际化与信息化发展，如此，才能提高我国政府部门政策决策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促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国际智库；政府决策；信息化；国际化我国智库建设的时间相对较晚，需要借鉴国外知名智库的建设经验，明确国际智库的发展趋势与发展特点，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有针对性地开展新型智库建设，提升我国智库机构的影响力，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一、国际智库发展趋势分析1.国际智库的数量逐年增加。
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智库数量逐年上升，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自2007年起，全球智库数量呈现出平稳增长的趋势。
在智库机构建设较为成熟的欧美地区，每年增加的智库机构约为几十个。
虽然国际智库的数量逐年增加，但是不同地区的智库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欧美等发达地区的智库机构发展较快，而亚洲地区的智库机构发展较为缓慢。
同时，当人类出现重大问题时，新生的专业化智库机构会获得迅猛发展，其影响力也会迅速提升。
比如，皮尤研究中心、美国进步中心和新美国安全中心等智库机构，均是新生的专业化智库机构，这些智库机构对美国政策决策的影响相对较大。
2.智库对政府决策的作用增强。
目前，各个国家的智库机构，尤其是政府下属的智库机构，都是政府部门进行决策的重要咨询机构，智库人员也是政府政策内容的设计人员、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人员等。
当下，政府部门政策决策的咨询服务呈现出专业化的发展趋势，政府部门对智库的决策需求逐渐增加。
国内外智库建设与运作模式比较
国内外智库建设与运作模式比较智库建设是指专业研究机构或组织，这些组织致力于深入研究特定问题，为政府、企业、社会各界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决策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智库在国内外被广泛发展和应用。
本文将探讨国内外智库的建设与运作模式的比较，分析中外智库的优势及不足，并提出一些建议。
一、国内智库建设与运作模式首先，国内智库建设与运作模式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比较典型的例子有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机构。
这些机构的建设与运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建设模式国内智库的建设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政府型、学术型和市场型。
其中，政府型智库是由政府出资或支持成立的机构，以服务政府工作为主要任务。
学术型智库则是由高校或科研院所创办，以研究学术问题为主要任务。
市场型智库则是依托市场机制运行的研究机构，以自身的研究成果与咨询服务为主要盈利来源。
（二）运作模式国内智库的运作模式主要包括独立运作和联合运作两种方式。
独立运作方式主要是发挥机构内部优势，依靠自身研究力量和资源优势，开展研究和咨询活动。
联合运作方式则是借助各种社会资源，加强与政府、企业、民间团体等外部机构的联系，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研究和咨询服务质量。
（三）研究内容国内智库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
由于国内对于“智库”这一概念的认识不够深入，其研究内容也存在一定的重复和短板。
二、国外智库建设与运作模式相对于国内智库而言，国外智库在建设与运作方面已经非常成熟，各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模式和经验。
以下介绍一些代表性的国外智库。
（一）美国智库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发达的智库体系。
美国智库主要是以政治界、学界和商界为三大基础产业，建立了完整的政策研究和意见引领机制。
美国的智库分类很多，包括私人智库、政务智库、行业协会智库、学术智库等。
（二）英国智库英国是另一个非常成功的智库国家。
英国的智库主要有民间智库和政府智库两大类。
公共投资主导的德国国际经济智库
公共投资主导的德国国际经济智库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相比，德国智库的优势在于其政府直接资助的公共智库比重高、影响力强，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机制好，激励性强，政策研究方式的转变也适应了形势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1.学术型智库成主力学术型智库是德国数量最多的智库类型，占德国智库的75%。
其组织形式又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由政府直接建立但在公共部门指导原则之内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国际关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
二是非大学的政策研究机构，最有代表性的是“莱布尼茨研究所”。
这些政策研究机构群更强调自身超党派、超政治立场的性质。
三是附属于大学的政策研究中心。
这类智库在组织方面虽隶属各大学，但其主要运行经费则部分来自政府，部分来自私人基金会。
如著名的慕尼黑大学应用政策研究中心就受到欧盟以及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和贝塔斯曼基金会的资助。
代言型智库在德国不如在奉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的英美国家盛行，其规模也远没有那么大。
较常见的是那些依附于各行业协会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德国贸易联合会、雇主联合会、纳税人联合会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特殊利益团体，都设有政策研究组织。
近年来，德国一些大的利益集团对代言型智库的兴趣和资金投入较以往有明显增加。
在德国，各主要政党都有支持各自政策主张的“政治基金会”。
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基金会有6个。
这些基金会虽然在政治上支持各自的党派，但并没有组织隶属关系，不像一般代言型智库那样对背后的利益集团具有那么强大的依附力。
2.公共资金保障智库公益性德国社会高度期望智库能够与企业特殊利益划清界限，因此受政府财政资金资助的智库比例非常高。
据统计，德国有75%以上的智库接受政府公共资金的资助。
德国联邦和州政府，一般对各州学术型智库的资助按照1∶1的比例均摊。
德国政治基金会的资金同样绝大部分来自德国联邦和州的公共预算。
根据阿登纳基金会公布的2010年度预算，公共财政资金占全部资金总量的96.8%，仅有0.5%的资金来自私人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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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智库的发展现状及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发表时间：2019-05-07T16:52:11.760Z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8月24期作者：曾佳[导读] 智库在国家发展和思想市场上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尽管我国的智库发展迅猛，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智库类型、资金来源、人员构成方面分析了老牌智库建设国家德国的发展现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成都 610071）摘要：智库在国家发展和思想市场上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尽管我国的智库发展迅猛，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智库类型、资金来源、人员构成方面分析了老牌智库建设国家德国的发展现状，并且从运行机制、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生存环境、公共性方面的差异、政治体制导致的差异五个方面将中国和德国智库做了对比，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德国经验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德国智库；中德对比；智库建设智库是为政府部门和公众提供政策建议和政策咨询的机构，其发展依赖于充足的资金保障，其灵魂基于独立的研究立场，其活力在于开放的思想市场，其前途寄托于国家的发展进步。
智库大多是非盈利的私营或公共组织，致力于考察与分析政策相关问题，并以出版物、报告、讲座和研讨会等形式产出研究成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智库的目标受众是希望能够影响决策与舆论的人。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美国的影响下，新型智库开始涌现，德国也成为最早一批建立智库的国家之一，尽管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上与中国差异很大，但是两国的智库发展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在百余年的发展之中也形成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特色和优势。
一、德国智库的现状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18》显示，德国共有智库218家智库，居全球智库数量排名的第六位，其中一半以上的智库成立于1975年以后，只有不到10%的智库的历史可追溯到魏玛共和国时期或德意志帝国时期[1]。
智库被称为继“政府、立法、新闻”之后的第四部门，在政府决策、政策取向、社会心理、公众舆论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2]。
一些德国智库与各国政党关系密切，因此在各国都设立了办事处，与当地政府、政党、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具有国际化特征。
（一）德国智库的类型德国智库通常被分为三种类型：学术型智库、拥护型智库和政党智库。
学术型智库在德国占据主流，这类智库强调研究的独立性，即不希望政府影响研究的进程或结果，因此这些机构多是由研究人员进行管理而非政府官员，对研究结果的评估也采用同行评议制；拥护型智库往往由于希望对民意产生影响而并不保持中立，因此会根据自身机构的目的做出决策，其关注的焦点较多，可能是关于某一地区的经济、政治或社会问题，也可能是环境问题的某一专门议题；德国的政党智库由六个与政党有关的智库组成，基金会是其主要存在形式，政党建立政治基金会这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提高民众的政治是素养和参与度，二是推广其政治纲领和价值观[3]。
（二）德国智库的资金来源德国智库的经费可以依靠公司、个人、基金会等的资助和捐赠，但是社会大众期望智库能够与企业等利益集团保持距离，因此，德国政府财政资金直接支持的智库比例比较高，影响力也较大。
有资料统计，德国75%以上的智库都接受政府公共资金的资助，另外约25%的智库完全依靠私人资金。
对学术型智库的资助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1：1的比例均摊，其次才是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资助。
德国采取的这种公共财政资金直接支持智库的运作机制既能够保证智库的独立性，使其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又能够保证智库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进行政策研究。
（三）德国智库的人员构成德国智库的人员规模大于欧洲的平均水平，在56家已知详尽人员规模的智库中，13家的雇员人数超过100，15家的雇员人数在51-100人之间，仅有28家少于50人[4]。
高标准的研究人员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才能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多元化，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报告。
德国的智库研究人员大多拥有博士学位，研究主管则多由政府离任官员和知名学者承担。
为了保证研究的独立性，激发研究人员的创造力，德国智库并不会给高级研究人员提供终身工作保障，这也是避免智库官僚化的有效手段。
二、中德智库的差异决策者缺乏的并不是足够的信息存量规模，而是可靠、科学和权威知识的系统整合与理性解读。
智库作为连接学术话语与政治议题之间的桥梁与中介，以偏好政策的理论研究为关注中心，而活动轨迹又相对独立于正式政治领域，因此其在政治生活不同圈层的沟通传导作用便凸显出来[5]。
《全球智库报告2017》显示，中国智库以512家的总量排名世界第二，在“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中，中国有7家智库上榜，这也是中国社会智库首次进入百强榜单。
中国智库和德国智库在人员构成、资金来源等方面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是由于两国国情不同和智库不同的发展轨迹，中德智库也表现出一些差异，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运行机制不同。
中国智库的形成和运行机制大多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而德国智库大多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其主要目的是影响舆论和公共决策，往往采取各种公开的手段来向公众和决策者传递策略和观点；二是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不同，中国智库往往是为政府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为决策者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德国智库则是政治沟通的工具，能疏导各方的利益表达，为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依据，是公共决策的源头[6]；三是生存环境不同。
中国的智库往往有政策性的约束，不能完全自主管理，在资金上受制于政府，资金和研究者的依附性直接影响了研究的独立性，使智库的研究受其所依赖的利益部门和领导的个人意志左右，有学者评论说“这种带有预设结论的研究与追求科学严谨客观、从事实出发求解问题答案的智库原则不符”[7]。
德国的智库则在法律上被赋予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资金来源也较为多元，保证了研究的独立性；四是公共性不同。
中国智库往往没有社会共识作为基础，浓重的官方色彩也容易导致提出的政策建议偏离现实和社会期望。
作为公共产品，德国智库不仅仅是少数政治精英的幕僚集团，还很注重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的意识和能力，为提高决策的公共性服务。
五是政治体制导致的差异。
我国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重大决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因此，我国智库以官方和半官方的附属型智库为主，呈现圈层结构，多数为从属于党政机构的智库，大多通过层级管道直接参与政策制定，承担政府委托的课题或运用内参输送观点，通过相关会议汇集政策观点、为决策者当面授课等方式影响政策制定。
德国虽然采用多党竞争制，但各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小，政见具有相当程度的共识，呈向心性竞争态势，这一认同性的政治氛围，促使德国智库扮演着“社会共识”的独立角色。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我国智库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与党中央提出的智库建设要求和社会期望相比，我国智库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是中国特新新型智库的治理能力稍显不足，对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谋划和综合研判水平不够，对公共决策的服务和支撑作用有限，政策研究的成果质量不高，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也处于似有似无的状态；二是智库人才存量大但质量不高，对研究人员管得过多、过死，降低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还有待提高，三是智库的组织管理有待完善，公共决策体系的科学性不足，智库参与决策的规范化程度不高，使得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智库既缺乏制度安排，又缺乏组织保障；四是政府的购买服务机制不健全，智库与政府决策之间的沟通渠道不通畅，降低了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效益和支持决策的效率；五是智库的影响力不足，没有健全的研究成果转化机制和观点输出渠道，使社会大众对智库研究成果知之甚少，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是不足。
三、德国经验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一）加强智库的宏观管理和规划市场化的管理和运营方式是智库的主要发展方向，因此要加强对智库的宏观管理和规划。
一是要提高智库的独立性，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影响，保证研究的的独立性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二是要加强智库与市场的联系，建立智库、公共部门和市场相结合的新型管理制度；三是要拓宽智库的资金筹措渠道，鼓励智库的多元化发展，可以学习德国经验，逐步引进个人、企业、基金会的资金；四是鼓励民间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引导社会力量的积极投入，例如各类专项政策研究机构、民生问题研究中心和公益性质的研究机构等。
（二）须完善人才选拔和培育机制智库的发展以来高素质的人才，从德国的经验来看，智库的人才立足于高校，并且拓宽了高等教育的外延，高校优质的学术资源和科研人员加入智库能够有效的节约人力成本，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8]。
要完善人才选拔和培育机制，一是要吸纳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吸收有能力的政府官员，鼓励优秀的公务员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二是要成立相应的下属研究机构，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专项政策分析和研究人才；三是政府要提供对智库研究人员进行专项培训的补贴资金，对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理论系统进行培训；四是要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对研究人员从能力、贡献、品德等多维度进行综合评价，为人才晋升提供依据。
除此之外，智库还可以适当打破学历门槛和专业限制，对急需的应用型研究人才可以采取自主招聘的形式，鼓励智库吸收部分离职官员、优秀的企业管理人员参与研究。
（三）制定财政和制度政策支持智库发展当前，中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文件对智库的登记都规定了必须同时具备登记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这种规定限制了体制外的智库发展，使得其难以登记。
应该适当放宽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的条件，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为民间智库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鼓励各行各业成立智库，引导企业对民间智库进行资助，确立对智库进行投资的税前抵扣政策。
此外，还可以加大财政项目的拨付比例，给各类智库争取政府资金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引导研究机构的适当竞争，以激励其产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四）搭建成果发布平台，探索转化机制在成果推销机制上，德国智库主要有出版专著类研究成果、媒体互动以及直接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咨询三种主要方式。
主要面向德国立法和行政部门提出政策主张，对德国政党、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等单位则主要进行观点输出[9]。
德国智库通常都设有专门的宣传推广部门，并且媒体的联系较为紧密，据统计，一半的德国智库编写并发布新闻，三分之一的智库举办会议和研讨会，仅14%的研究机构为报纸专栏写作或是出版政策简报[10]。
我国的智库也应该拓宽与公众对话的渠道，积极通过电视、网络平台输出自身的观点和成果，通过对舆论和民意进行引导来达到影响政策的目标。
大型智库还可以通过搭建网站、开展论坛、撰写专栏等方式宣传新思想、新观点。
（五）注重提高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深化中国智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够有效的提升智库在外交领域对政府的帮助，提升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中国智库和世界各国智库的交流沟通，便于学习优秀智库的先进经验；二是中国智库才满足国内需求的同事，开始服务于海外市场；三是和世界各国智库开展合作，共同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