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类智库发展的困境

中国三类智库发展的困境

作者：王辉耀

来源：《留学生·上旬刊》2015年第09期

根据媒体对中国各类智库数量的估计，中国目前已有两千多家智库。虽然这一数据表示中国智库在数量上已超过美国，但中美两国智库在国内及国际上的影响力远非可以同日而语的。政府决策的失误率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智库影响力的强弱。有文章表明，“中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而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这也许显示出中国智库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的低效，同时这也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智库的公信力以及国际影响力。

2012、2013年度的《全球智库报告》认为，中国大陆真正称得上智库的仅有400多家。而在全球智库百强中，中国仅有6家，排名最靠前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排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2年取得的第17位的排名。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排名和实力与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严重地不对称。按中国目前的实力来看，中国智库在全球智库百强中至少应占据20席，而前十名中也至少应该有2席。

虽然这些数据和排名未必准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要发展出与中国国家实力相匹配的智库力量，中国智库尚需努力。

中国智库的发展还远不成熟，各类型智库都面临着各自发展的困境，具体来说，就是官办智库“大而不强”，高校智库“曲高和寡”，民营智库“弱而无力”。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却是中国智库在民间性、独立性、国际化三个方面的不足。中国智库在这三个方面与世界知名智库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民营性缺失

目前，中国大部分智库都属于官办智库和大学附属型智库，民间和民营性智库的数量较少，且缺乏必要的发展环境。这阻碍了中国民营性智库的发展，不利于民众的意见建议的及时上达，难以保证政府决策的全面性。

而官办智库和大学附属型智库的身份特点，决定了它在民营性上很难有大的突破。首先，这两类智库的研究经费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政府;其次，智库研究人员的收入和职称评定都是由政府决定的。经济与人事关系上的依附关系，决定了这两类智库的研究，难以摆脱政府的影子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大多数情况下会异化为政府政策的传声筒或政策合理性的证明者。

中国深受儒家文化浸染，“官本位”思想十分浓厚，“父母官”的观念传承了上千年，想要扭转这种传统，使政府变为为公众服务的“公仆”，就需要建立一种上通下达、民众普遍参与的机

制，保证政府决策的全面性与公开性。智库作为专业的研究机构，在公共政策研究方面具备专业知识和理论高度，如果不能接地气，缺乏民间性，就会使智库的研究成为纸上谈兵，不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打个很贴切的比喻，就像中国的市场经济要想发展，不能只有国营企业，民营企业也是主体;同样，中国的思想和政策市场要想繁荣，也不能只有国有智库的空间，也必须要有民营智库的参与。

二、独立性不足

智库的影响力来自于其研究成果的公正与客观，而要保证这两点的实现，则智库需要具备独立性。智库要实现独立性，至少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研究人员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和职业操守，保证能避免外界的干扰，独立自主地完成相关研究。

其次，智库需要有多种经费来源渠道，保证经费来源的稳定性，避免对单一资助者的过度依赖，实现经济上的独立，避免研究被经费所累，成为资助者的“利益代言人”。另外，智库也可以考虑研究、筹资与经营分开的模式，尽量为研究提供独立自由的空间。

最后，发挥智库影响决策的作用，影响政府在智库方面的政策决策，为智库营造一种能够维护自身独立性的制度与文化环境。

在这三点中，第三点尤为重要，中国在这一点上的不足也最为明显。我觉得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信息不够透明，非官办智库无法获得真实、有效、全面的数据信息，没有数据信息的支持使智库的研究举步维艰，更难以开展深度研究。

第二，缺少能够对智库进行定位的政策规定。官办智库与大学附属型智库基本不需要为这个问题困扰，但民营智库则深受其扰。民营智库可以为政府政策决策提供另一个角度的智力参考，但如果找不到挂靠的机构，则需要注册为以营利为目的企业，这就会带来税收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对本来就经费不足的民营智库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不利于其发展壮大。

第三，中国缺乏公共基金，社会捐赠文化也不发达，这种环境使智库很难找到多种经费来源以保证独立性。当然，对其他社会非营利组织来说，这一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自己的智库也存在这样的资金短缺问题。10多年前，我曾为母校广州外国语学院捐款建立了王辉耀奖学金，而后，又在北京延庆县捐助了一所希望学校。如今，我们办智库缺乏资金来源，我只好拿出自己的储蓄捐助到创办的智库中来。我觉得捐一所希望小学，解决了一个学校的问题，而进行一项好的教育政策或人才发展的研究，智库建议一旦被采纳，可以影响政府决策和惠及

千千万万的学校和无数的人才。其实，靠我自己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而企业家阶层对政策研究智库的资助，是最有效的慈善和公益。历史上许多知名的企业家，到最后捐助的最高境界就是捐助智库，像布鲁金斯、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等知名企业家。

三、国际化不够

在全球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海外利益背景日渐广泛，与中国的国际实力相比，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却相对滞后，还没能在国际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也没能在国际事务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话语权。美国《外交政策》曾登出的一份报告中列出了全球7大区域13个地区政策话语中心的名单，北京和上海都未列其中。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可见一斑。

先不谈像欧美智库那样开展跨国研究，即使是在与中国有关或中国政府发起的，如朝核六方会谈、成立超主权货币概念等议题中，中国智库也很少能进行及时、深入的思考，并与政府在国际上的声音相呼应，这实在令人忧虑。

“中国要大国崛起，要输出软实力，就必然需要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在国际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相对于中国崛起的速度，中国软实力的输出则相对落后，难以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寻求积极作用的努力相呼应。出现目前这种状况，中国智库的国际程度低是非常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