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国际收支格局发展趋势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国际收支

格局发展趋势研究

宋晓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

收稿日期:2009-11-03

作者简介:宋晓东(1972-),男,深圳行政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

策。

摘要: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加速调整的结果,我国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国际收支“双顺差”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外部失衡的体现,也反映了全球经济失衡条件下中国在国际经济利益分配中的不利现状。本文通过论证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必然性及其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反向冲击作用,审视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影响,提出在当前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双依靠”策略。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收支;双顺差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0)02-0073-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国际收支流量的规模不断扩大,国际收支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出现了经常账户与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同时存在的特征。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十多年基本保持“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从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实证的角度都是非常特殊的现象。从经济理论上看,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 )和林德特(L indert )等提出了国际收支的阶段性变化假

说,

[1]

萨缪尔森(Sa muels on )总结了经济发展随国

际收支变化的四个阶段,发展中国家一般处于债务国阶段,它们在货物贸易或经常账户上的逆差通过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顺差来弥补。在国际经验的实证研究中,侯赛因(Hussain )对29个非洲国家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经验数据进行试验,结果显示所选取样本中大多数非洲国家过多依赖出口低收入弹性的初级品,而进口高收

入弹性的工业制成品,导致贸易赤字不断扩大,需要依靠持续的资本流入来弥补贸易赤字。[2]

卢锋选择了50个贸易量最大的国家和经济体,通过统计它们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双顺差和显著双顺差的频率来观察中国双顺差的特殊性,结果显示中国这样的大国出现显著双顺差是极为罕见的。[3]

如何来解释中国巨额和持续的顺差现象?以往的研究仅对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双顺差的成因作一般性国际收支理论的分析,可以归纳为:经常账户顺差源于储蓄———投资溢出;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的主要成因是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为剖析“双顺差”的深层次本质,我们把研究视角放大到更广阔的全球宏观经济,认为我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双顺差”格局是全球经济失衡机理作用的结果,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全球经济失衡加速调整的必然结果,并对全球经济失衡具有反向冲击作用,中国作为全球失衡结构的重要一

端必将受到极大冲击,从而对其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产生根本性影响。

一、我国国际收支结构演变中的“双顺差”特征

1994年我国汇率并轨以来,国际收支“双顺

差”趋势特征日益显著。从1985～2007年的统计数据看,仅有1985、1986、1988、1989和1993年出现经常账户的逆差,其余年份均为顺差。同时,除掉储备资产外的资本和金融账户仅有1992年和1998年出现数额不大的逆差,其余年份也均为顺

差。为缩小年度差异,我们绘制了经常账户与资本和金融账户3年移动平均线,1994～2007年两条移动平均线均在X 轴上方运动,说明了我国的“双顺差”结构变化轨迹,同时可看到1994～2000年经常账户顺差与金融和资本账户差额变化趋势呈现出交替变换的走势;2000～2004年两个账户的差额则表现出同步向上的趋势;2005年后经常账户顺差呈现加速上升态势,而资本和金融账户

顺差波动幅度加大并有下降趋势(见图1)。

图1　1994～2007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结构图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历年《国际收支平衡表》。

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构成的结构性特点显著。尤其是1994年以来,一些主要账户的差额出现连续的顺差或逆差,经常账户及次级账户──货物和服务账户中全部是顺差,但其中的货物账户和服务账户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状况,几乎所有年份服务账户均为逆差(仅1994年出现较小的顺差),而货物账户的顺差则呈逐年上涨态势,并且在2005年后表现为倍增的急速上升趋势,从图1中可看到,1994年后货物贸易顺差与经常项目顺差变化同步性日益明显,货物贸易顺差对经常项目的贡献度最大;资本和金融账户仅在1992年出现少量逆差,1998年由于出现巨额贸易信贷逆差额,所以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6412亿美元的赤字,其余年份资本和金融账户有大规模顺差,最多的2004年达110615亿美元。

二、全球经济失衡下国际经济利益分配与我国“双顺差”格局形成机理

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指出: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影响,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技术进步的传播一直是不平等的,这使世界经济因为收入增长结果的不同而划分成中心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外围。二战以来,全球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至今仍左右全球经济利益的分配。当前全球经济失衡正是中心与外围国家国际经济利益分配主导下国际分工的结果。而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反衬出全球经济失衡下我国国际经济利益分配缺失的现实。

(一)全球经济失衡下的国际经济利益分配

首先,全球经济失衡导致世界货币供应国攫取大量铸币利益。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全球进入管理纸币本位和浮动汇率制度,而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却长期处于缺失状态,美元为世界货币的功能被强化。因为美元的发行不再需要以充足的黄金作为担保,美元的国际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对美国拥有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为防止因为美元增量供给增加而引起顺差收入的贬值,只有把作为其出口增加而获得贸易收入再以金融投资的方式返还给美国,从而客观上增加美元供给,美国则以铸币税形式攫取大量国际经济利益。

其次,全球经济失衡导致的利率调节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由于美国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改革上的滞后,使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指数差距在近十年来并未缩减;美国储蓄投资缺口与发展中国家高储蓄、低投资现象亦未有太大改观。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最终导致美国国内利率低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均衡利率,而发展中国家则有相反表现,其利率高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均衡利率。较低的利率水平和完善的金融市场使美国居民储蓄倾向进一步下降,同时美国可依赖世界上低成本的流动性资金来弥补这一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