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的历史考察

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的历史考察

陈文联

人类历史的陈迹，显示了“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①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伦理纲常根深蒂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束缚，使广大妇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鸦片战争前，已有学者为封建桎梏下的妇女发出不平之鸣，但当时中国还没有什么新的力量足以瓦解中国封建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什么新型的理论武器足以摧毁封建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平之鸣只能是唏嘘的叹息而已。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输入，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思想萌发了。它形成于戊戌维新时期，至辛亥革命时期日趋成熟。这一演变过程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是又曲折地反映着中国社会近代化蹒跚脚步的特征。

一、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男女平等思想的萌发

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相当长的孕育阶段。太平天国运动、传教士的东来和早期维新人士的宣传，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除旧布新的作用，尤其是后两者，在推动男女平等思想产生方面的作用，更不容忽视。

1、太平天国朴素的男女平等思想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太平天国全面地触及了妇女问题。洪秀全的思想已包含了某些男女平等的朦胧要求。

洪秀全认为，男女均是上帝子女，因而都是“同胞手足”。②“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③因而主张太平天国内部“男呼兄弟，女呼姊妹，不列尊卑，不分贵贱”。④由这种男女平等思想所决定，加上战争的需要，妇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女子有与男子平等参加革命、担任官职的权力。据研究，当时女军最多时有40军，约14万人，女军帅以下女官多达6584人。⑤此外，天国还规定男女同样分田，“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缠足、娼妓、纳妾、买卖奴婢等残害和歧视妇女的陈规陋俗。因而，天国范围内广大妇女有可能短时期脱离小家庭，进入广阔的社会舞台。她们与男子一样从军打仗，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尽杀妖”，⑥就是她们形象的生动写照。对此，当时一些外国人大为惊叹，盛赞这是“前所未见的新现象”。⑦

但是洪秀全等人毕竟是农民小生产者，其男女平等思想并非近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男女平权，而是一种抽象的宗教平等。它只表明人们不分男女，在信仰皇上帝、“共击灭阎罗妖”这一点上是平等的，或者说每个人都有信仰和忠实于皇上帝的共同义务，而决不是说人们在世俗上都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并且，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诚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僧侣和俗人对立的确立，很快就使这种基督教平等的萌芽也归于消失。”⑧随着洪秀全、杨秀清等具有特权的“教主”们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封建等级制度，甚至相互残杀，那种名义上兄弟姊妹式的平等也就荡然无存了。他规定：“军师妻呼称王娘，丞相妻呼称贵嫔，检点妻呼称贵姒，指挥妻呼称贵姬，将军妻呼称贵嫱。”⑨在这里，原先所谓的男人兄弟之辈和女子姊妹之群，已完全遗忘。他还模仿封建帝王的做法，选民间秀女入宫，并规定了所谓“十该打”和“十不准”，凡是嫔妃“服事不虔诚”、“硬顽不听教”，甚至“起眼看丈夫”、“眼左望右望”，皆在该打之列。洪秀全在《幼学诗》和《天父诗》中还宣称：“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⑩在这里，已无男女平等的踪影，全然是三纲五常的旧版。

造成上述矛盾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因洪秀全的平等思想是来源于基督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和农民战争平均平等的朴素要求。另一方面，洪秀全作为小生产者，其一切活动仍摆脱不了几千年封建意识的束缚，更不太可能创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因此，他当时不可能具有近代的男女平等思想。诚如恩格斯说过：“妇女的解放，……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11)近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思想则在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的斗争中才提出来的。太平天国虽然未发展成近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思想，但它如狂飚猛烈地冲击了数千年来束缚广大妇女的传统观念和陈腐教条。这种冲击，是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产生的必要前提。

2、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男女平等思想

西方男女平等理论，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东渐而来的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的。输入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对西方近代文明和社会状况的介绍，来传递男女平等的信息。诸如，介绍西方人“既娶妻不准纳妾”，“欧美两洲女子亦都以读书为先导”；(12)英国女子从军、美国女医生外出、美国妇女发起“禁烟运动”等。二是从国外引进一些近代生活方式，来改良中国落后的歧视妇女的风俗习惯。如外国妇

女身着“奇装异服”，随便出入公共场所和自由交际等。三是通过兴女学和戒缠足的具体活动，开通中国社会风气，改善中国妇女地位。关于女子教育，传教士撰写大量文章宣扬兴女学的意义。说，基督教“男女并重，而悉数以读书，使女子亦得列于俦类之中，不存菲薄之心”。并指出：“女学愈先，国势愈强，欧洲之成效昭然矣”。(13)在开展宣传的同时，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创办了首批近代女子学堂。最早的当属英格兰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于1844年成立的宁波女塾。此后出现了“教会所至，女塾接轨”的局面。缠足陋俗，也是教会抨击的重点。他们出于“上帝生人，不分男女各予两足”(14)的宗教观念，认为“上主造人之足形，男女无二致。此古今之通义也”，所以女子缠足“实超越于上帝矣”，此事“亦失爱主爱人之道”，“大获罪于上帝”，(15)为此，传教士们通过办教会学校和成立不缠足会来推广不缠足之举。其中上海“天足会”的活动影响较大。这些具体活动，无疑对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的产生起着某种启迪作用。

由此可见，来华传教士，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也无须全面考察他们的活动，其中部分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男女平等的理论，这无疑对中国有识之士有所启迪，并为戊戌时期男女平等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某些借鉴。

但我们还应看到，传教士出于布道之目的，未将西方女权学说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且其宣传往往以“上帝造人男女并重”为基调，使那些带有民主精神的思想，蒙上了浓重的宗教色彩，因而，其启迪是有限的。

3、早期维新派萌发的男女平等思想

（1898年6月1日，维新派妇女团体女学会在上海城南桂墅里创办中国女学会书塾，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自办女校。开设有中文、西文、医学、女红四门功课。1900年中秋前后停办。女学会成立于1897年夏秋之交，李闰(谭嗣同妻)、黄谨娱(康广仁妻)为倡办董事。女学会还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张女报——《女学报》，提倡女学，反对缠足。）早期维新派中不少人，均直接或间接从事洋务运动，接触外国人，最先感受西方男女平等观念。他们以“天地生人男女并重之说”为根据，抨击礼教，倡言女教，反对缠足，萌生了男女平等思想。

（1）、抨击封建礼教。他们认为，宋明理学“假君权以利私说”，使“夫为妻纲”成为捆绑妇女手脚的绳索。(16)于是对三纲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君臣不言义而言纲，则君可以无罪而杀其臣，而直言敢谏之风绝矣。父子不言亲而言纲，则父可以无罪而杀其子，而克谐允若之风绝矣。夫妇不言爱而言纲，则夫可以无罪而杀其妻，而伉俪相庄之风绝矣。”(17)把三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批判，把妇女问题与整个封建制度联系起来，可以说找到了中国妇女问题的关键所在。后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沿着这一思路，来批判封建伦理纲常，挖掘男女不平等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