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刻薄寡恩”辩

商鞅“刻薄寡恩”辩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司马迁对商鞅的态度辨析了商鞅变法过程中的是与非，从而说明商鞅并非刻薄寡恩之人，他在历史的进程中，功大于过。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商鞅使计生擒魏将卬是为了在秦国立功而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以便于更好地实施新法，并不能说明他刻薄寡恩。第二部分主要讲商鞅对卬、以及公子虔的做法除了捍卫变法的权利，也体现着他对秦孝公的忠心与赤诚。第三部分主要讲商鞅之法乃是顺应历史潮流，虽然有诸多弊端，但是在当时却是最佳选择，后人应该更客观地去看待这段历史。

关键词：商鞅变法 ; 刻薄寡恩; 审时度势; 君臣同心; 以身殉法

商鞅作为一个改革家，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商鞅（约前390～前338），名鞅，本是卫国人，也叫卫鞅，后来封于商，号商君，所以又叫商鞅，战国中期著名思想家，军事家，改革家。在《史记.商君列传》的结尾，司马迁对商鞅作出了评价:“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1]”很明显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商鞅持着一种批判的态度，他对商鞅的评价用“刻薄少恩”来概括。但是纵观商鞅一生的得与失，已经不能用“刻薄少恩”四个字去简单评论。

一

司马迁在论述商鞅刻薄寡恩的时候，提到了“欺魏将卬”，意思是说商鞅曾经在魏国时候与卬交好，然而在秦国与魏国交战的过程中，他利用往日交情欺骗了卯，从而大败魏国。暂不论商鞅与卯的交情如何，单说战场上，兵不厌诈，实属常事。与晋文公的“退避三舍”以报恩相比，商鞅确实少了一些儒家的仁义，但是晋文公乃一国之君，他要赢得天下，需要打出仁义的旗号。当时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已经胸有成竹，他对这场战争是很有把握的，因此“退避三舍”除了有报恩的缘故，也想借此来向天下显示他的贤德。而商鞅不同，商鞅是人臣，立场与晋文公有诸多不同。

如在《商君列传》[1]中写道:

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

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痤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商鞅在魏国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重视，他的存在感极其微弱，微弱到不值得魏王去考虑他的生杀问题。当他听说了秦孝公在全国发布了求贤令后，立马便去了秦国。所以在商鞅那里，他一身抱负，渴望能得到明君的赏识。很幸运的是，秦孝公很看重他，因此也就给了他变法的机会。然而初到秦国，提出变法，不能服众。国家制度是根基，自古以来，一旦涉及到变法问题，都会触动贵族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所以商鞅变法受到甘龙、杜挚等人的强烈反对，而这股反对力量中间虽然也因变法有所削弱，但自始至终都没有消失过，甚至在秦孝公死后，间接致使商鞅被杀。所以在商鞅改革期间，他的处境极为艰难，可以说他不能有任何的差错，一旦有失，必然会影响变法的实施。因此，他领兵与魏国交战的时候，只能胜，不能败，只有胜利了，他才能够有更高的声望和地位，才可以更有底气地与保守派抗衡，所以此战中，他只能以牺牲旧日“交情”来为他的变法铺路。

再者，商鞅本就是法家代表人，他的思想观念里，更多的是“势”占据着上风，在紧要关头，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也是在情理之中。

二

《商君列传》[1]中写道：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

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秦孝公对商鞅的态度与魏王的不同。魏王在公叔痤的推荐下对商鞅依旧冷落待之，秦孝公前后见了商鞅三次，而且秦孝公初见商鞅的时候，听他讲三代之治是很

不耐烦的，即便如此，他仍然有耐心见他第二、三次。商鞅看出孝公的求贤若渴，也感动于孝公的礼贤下士，所以对变法之事更为坚定，更有信心。

变法这件事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动摇了贵族阶级的利益，但是商鞅自始至终都没有动摇过。其中除了自己想在乱世之中成就一番伟业的雄心壮志，恐怕也与孝公的期望和信任有关系。君如青山，我如松柏，这样的君臣关系恐怕放眼整个历史长河都罕见。作为一个君王，他不仅采用了商鞅的政策，而且还为商鞅变法扫清障碍，尽最大的能力为他铺路。

《商君列传》[1]：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当时的环境下，商鞅并没有深厚的根基，再加上老世族的反对，他的话语权还不算很重。秦孝公拥有至高无上的君权，他完全可以庇护自己的儿子，但是他既然已经接受商鞅的表达提议，便严格遵守法不容情的原则，哪怕犯法者是血肉至亲，未来储君，他也没有因此而成为变法的阻挠者，依旧放权给商鞅。而商鞅面对君之骄子，没有胆怯，没有退缩，冒着生命危险去贯彻自己制定的法度。

如果没有孝公，便没有商鞅变法，秦国或许早就被齐魏等国吞并。孝公胸襟似海，知人善任，既能像先贤一样自德自律，又大胆开明有创新意识，更具有统一天下的雄心，所以商君遇孝公，犹如千里马遇伯乐。为君者如此坚定变法者，唯孝公而已。为臣者如此全面系统深彻变法者，唯商君是也。如此君臣同心者，亦为古今罕见也。

所以与其说商鞅“少恩”，毋宁说商鞅是“傲”，因为傲，所以非明君不信，非明君不投，非明君不忠。卬或许曾经确实与他交好，但是在卬和孝公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孝公，这不能说明他的不义和少恩，恰恰说明了他的知恩图报。在他内心深处，也许卬不值得他去为之付出前途和命运，而孝公值得，这不是义与不义的问题，而是轻与重的取舍问题。

三

《商君列传》[1]：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