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济的词学思想

《介存斋词论杂著》中周济的词学思想内容摘要：周济提出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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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存斋论词杂著》原载于《词辨》前。《词辨》为周济于一八一二年客授吴淞时自编的一部词学教材，以选词为主，兼有评论。《介存斋论词杂著》共三十一条，发挥“意内言外”的说法，明确提出填词要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并提出了“词史”之说，即能从词中见史，“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周济把上述理论原则运用到唐宋名家词数十家的品评上，作出了具体而微的辨析。《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载于《宋四家词选》前，是对《介存斋论词杂著》的继承和深化。

周济，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庵，生于公元一七八一年，卒于公元一八三九年，荆溪（今江苏宜兴）人。公元一八〇五年（清嘉庆十年）进士，官淮安府学教授。为学重经世济用，好读史及兵书将略，著有《晋略》八十卷，自负有济世伟略而不能用。更寄情于艺事，推衍张惠言词学，谭精研思，持论精审，为常州派（清代词学有浙派和常州派之分：秀水〔浙江嘉兴〕朱彝尊选辑《词综》，论词以“清空”为宗，一时作家，相习成风，是为浙派。常州张惠言兄弟选辑《词选》，以“意内言外”为主，又开常州一派）重要的词论家。著有《未隽斋词》和《止庵词》各一卷，《词辨》十卷，《介存斋论词杂著》一卷，辑有《宋四家词选》。另有论词调之作，以婉、涩、高、平四品分目，已散佚。《清史稿》卷四六八有传。

周济提出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介存斋论词杂著》提出“词史”说：感慨所寄, 不过盛衰, 或绸缪未雨, 或太息厝薪, 或己溺己饥, 或独清

独醒, 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 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 识理透, 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 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 感士不遇, 陈陈相因, 唾渖互拾, 便思高揖温韦, 不亦耻乎。对于这段话,可分为以下两点来理解。

首先周济强调, 词应有寄托, 寄托之内容应为与时代盛衰相关的“感慨”。他作了具体的说明:“绸缪未雨”, 出于《诗经·鸱》“迨天之未阴雨, 彻彼桑土, 绸缪牖户”之句, 言对行将发生之变乱的预感;“太息厝薪”,“厝薪”, 语出贾谊《新书·数宁》“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 火未及燃, 因谓之安, 偷安者也”之句, 言对苟安于乱世, 不思救亡图存之人的愤慨;“己溺己饥”, 出自《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 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 由己饥之也”之句, 是对夏禹、后稷能与生民疾苦同有切肤之感的赞扬之情;“独清独醒”, 语出《楚辞·渔父》“举世皆浊, 我独清, 众人皆醉, 我独醒, 是以见放”之句, 言指屈原不苟于世而独善其身的无可奈何之情。此四者莫不带有时代盛衰的印记。周济认为, 只有反映出此种“感慨”, 才是一首好词的关键所在。其评王沂孙词云:“中仙最多故国之感, 故着力不多, 天分高绝, 所谓意能尊体也。”又评唐珏词云:“玉潜非词人也, 其《水龙吟·白莲》一首, 中仙无以远过, 信乎忠义之士, 性情流露, 不求工而自工。”反之, 周济对粉饰太平、无聊应酬的“应歌”、“应社”之作相当鄙夷, 贬之为“无谓之词”即使词人所抒写者确为真实情感, 然如纯属于一己之“离别怀思”、“感士不遇”之类的感受, 也为周济所不屑, 认为此类作品“便思高揖温韦, 不亦耻乎”。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 周济主张词应寄托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内容。

其次, 周济认为, 盛衰兴亡之感虽具社会性, 但必须出自词人的“由衷之言”。它是词人对社会反复体验的产物, 是词人长期酝酿的结晶, 而并不是发于一时一事, 所谓“见事多, 识理透”是也。值得注意的是, 周济肯定不同的词人面对社会衰乱会引发出不同的情感态度, 认为词人之感受会因“性情、学问、境地”而异, 这就使词向着更为广阔之情感天地, 又前进了一步。可见, 一篇词作既要有深刻之社会意义, 又要达到词人自我的实现与超越, 实现二者完美而自然之结合, 是周济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反映了此种寄托内容的作品,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为后人论世之资”, 堪称“词史”。乍观周济此理论主张, 似与

张惠言区别不大。因为张氏所讲之“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诗之比兴, 变风之义, 骚人之歌”,就其所代表之涵义而言, 也是因国家治乱盛衰而引发之情感。但仔细辨别, 不难发现, 周较张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一, 周比张叙述得更为具体明确。张氏所论, 虽亦有此意, 但语焉不详, 遂使一般人容易发生误解, 把一些个人的离别自叹之辞都一概目之为有寄托之作, 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而周济不但对寄托之内容作了明白的描述, 而且还将纯粹表达个人离别自叹的一类作品专门择出加以批评, 以示其与自己主张之不同。这样, 就兼顾了正、反两个方面, 从而使周济词论之内涵与外延都显得非常清晰、明确。其二, 周济所言之情感范围较张广阔。张惠言侧重于词人一己对外在不利环境之容纳与承担, 是向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之传统思想的复归。从情感指向看, 张惠言所主张之情感由外部指向词人自身, 具有“内向性”特点; 而周济则不同。虽然同为主张词宜反映时代盛衰, 但周济更强调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不同人对时代大势的不同感受,“或绸缪未雨, 或太息厝薪, 或己溺己饥, 或独清独醒”, 不一而足。从情感指向看, 周济所主张之情感由词人自身指向外部, 具有“放射性”特点。其三, 周济所主张之情感较张具有更为明显之现实感。因为张惠言理想目标是复归儒家传统思想, 所以他的理论主张时代气息不浓。而周济则将眼光投向现实社会, 所以他说:“见事多, 识理透, 可为后人论世之资。”所谓“后人论世之资”, 即是明确指出, 词中所写者, 乃是词人此时此刻所身处之时代局势。亦正在此意义上, 词才具有了“史”的价值, 可为后人认识、理解词人所生活之时代, 提供可资借鉴的材料。综上, 周济的“词史”说确实发展了张惠言对词之内蕴所作之限定。谭献即认为:“周氏撰定《词辨》、《宋四家词筏》, 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 此道遂与于著作之林, 与诗赋文笔, 同其正变。”周济之所以能提出“词史”说, 与当时危机日重之时代背景有关, 也与周济本人之生平经历、学术思想有关。周济多年漂泊于江苏、山东各地, 与社会下层广有接触, 对社会变乱及民生疾苦深有体会。这使得周济要求词之内蕴能够融入更多之时代精神与社会心理; 周济又深受经世致用思想之影响, 就更增加了他欲以词为工具起而拯救世道之急迫感。而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周济还是一位史学家, 曾经著有《晋略》一书。为周济写《本传》的丁晏, 曾经自言“余读其史论”, 可以“推见治乱, 若身履其间”。这当然也是使得周济重视词中寄托当以反映时代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