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农事

苏轼与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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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州人。长期以来，苏轼是以一代文豪的面目出现的，但实际上苏轼不仅是一位文学巨擘，而且是一位卓有政绩的治世能臣。他曾前后两次任职山东，一次是在熙宁七年(1074)，一次是在元丰八年(1085)。在任期间，他对当地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非常关注，不仅亲自组织并参与当地农业抗旱救灾活动，促进了灾后农业生产的恢复，而且多次上书为民请命，因法利民，造福百姓。作为一位诗人，他还以独特的创作表达对农民的同情和体恤，为当地留下了不朽的诗篇。这些政绩与诗篇都源自他思想中浓厚的济世情怀和民本意识。这种情怀、意识和灾害治理的种种举措，对于今天的“三农”事业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浓厚的民本意识

苏轼同情农民，关心农事，与他浓厚的民本意识和儒家情怀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成为他立身为官的基本行为准则，成为他政治哲学思想的底色。

首先，在人生经历上苏轼深得儒家思想沾溉。巴蜀学人“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苏轼少即治经传于家学。后读《汉书》深为范滂事迹所激励，遂“奋厉有当世志”。青少年时期的苏轼，熟读经史，接受了经世济民的思想。又受宋人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思想的影响，故能在仕宦生涯中，以民为重、以“仁”为念。

嘉祐二年，苏轼应试作《刑赏忠厚之至论》，由儒家仁厚之心推及刑赏忠厚之义，颇有孟轲之风。嘉祐六年，苏轼应制科试进策，陈述了自己的改革措施，在北宋政治改革的风口浪尖上，苏轼走上了政治舞台。他曾在制策《安万民》中提出多项利民方略，在《既醉备五福论》中，又主张追慕前贤的“至诚”态度，“视民如视其身，待其至愚者好其至贤者。”青年时期形成的儒学思想框架，奠定了他一生为政、立身、行事的基准。熙宁年间，苏轼外放，此后经历了两次“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但是无论是在黄州和以后在岭海，苏轼信仰的基本思想还是儒家思想。贬谪黄州，苏轼曾一度在思想上陷入困境，借助佛老涤荡内心，但他并未放弃儒家思想。谪居期间“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苏轼潜心治经，始作“三传”。晚年南迁，岭海时期的苏轼更是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达到全新的人

格境界，这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儒家思想的支撑。

苏轼在朝则以道事君，在外则以民为本，为官一处造福一方。守凤翔时，苏轼实地考察木筏河运之害，并上书求修河运衙规，以官榷与民，纾减其害。熙宁四年又上《谏买浙灯状》反对宫中减价收购浙灯。熙宁六年在杭，发动群众开河、疏浚西湖、修建苏堤，整治六井，赈济灾民。七年在密州率民抵制蝗灾，蓄粮以收弃儿;十年在徐州筑堤抗洪;在黄州，上书太守革除溺婴恶俗;元祐五年在杭，组织医治疫病，筹建安乐坊;在惠州，义收骸骨，修建新桥，建医院，发明秧马，引水入城。在岭海也不忘推广普及中原文化。这些都体现了儒者情怀。苏轼毕生入世，在其仕宦的每个阶段，儒家思想和民本意识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学术上苏轼也深受儒学影响。苏轼秉承家学，长于经史，少即“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治史以史论为主，议论精到，观点独特。治经授命于父，作《东坡易传》。苏轼曾言：“臣之学也，以适用为本，而耻空言。”他表示论史主要是着眼于观历代风俗之变，考盛衰之迹，进而论古以讽今。治经也是为“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他称赞俞括的议论“皆欲酌古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用”。还对陆贽非常推崇。在《东坡易传》以及《韩愈论》、《扬

雄论》中，苏轼集中批判了先前的人性论，提出了以情为本的人性论。在政治哲学上，继承了正统儒家“仁”的思想，强调民本。苏轼还批评汉唐儒学为“简而易知，近而易行”的“一代之法”，转而追求“三代圣人取守一道，源远流长”万世法。在仁义德法论上，苏轼以情释礼，阐述了礼的社会性，自成一体。苏轼儒学秉持“推阐理势”的理路，以经、史为二切入点，从治史入、从治经出。跳过汉唐儒学直追原儒，寻绎构建现实政治原则的思想资源。苏轼儒学，顺应了政治变革的趋势，对于儒学的复兴和宋学的建构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二、组织并参与抗旱救灾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推行新法。因为反对新法受到变法派压制，苏轼要求调离京师，于熙宁四年，出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39岁的苏轼被调往山东。赴任途中，苏轼在《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高唱“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表达了自己经世济世的一面，同时也留下了“袖手何妨闲处看”“优游卒岁，且斗尊前”的词句，流露出一种对新法和当地农业生产的担忧。是年11月苏轼到达密州任上。作为密州的行政长官，一到任便面临着灾情的严峻考验。

这一时期，正是宋代自然灾害的多发期。“宋代时

期自然灾害链现象十分常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旱灾与蝗灾之间的关系。旱灾极易引发蝗灾，大旱之年的温度和温度条件给蝗灾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关于蝗灾旱灾，《宋史》记载：“熙宁元年，秀州蝗。五年，河北大蝗。六年四月，河北诸路蝗。是岁，江宁府飞蝗自江北来。七年夏，开封府界及河北路蝗。七月，咸平县鸲鹆食蝗。八年八月，淮西蝗，陈、颍州蔽野。九年夏，开封府畿、京东、河北、陕西蝗。”又载：“熙宁二年三月，旱甚。三年，诸路旱。六月，畿内旱。八月，卫州旱。五年五月，北京自春至夏不雨。七年，自春及夏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淮南诸路久旱。九月，诸路复旱。”从史籍中不难看出，熙宁时期，河北、京东诸路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旱灾和蝗灾又形成了常见的自然灾害链，导致北方诸路“秋冬亢旱，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群情惧死。方春斩伐，竭泽而渔，草木鱼鳖，亦莫生遂。灾患之来，莫知或御”。密州所在的京东东路(下辖诸城、安丘、高密、莒县、胶西，治所在诸城)，更是蝗旱的重灾区，农业生产悉遭重创。

驱除蝗虫是农业生产的大事，也是地方官的职责。苏轼到任的第一项重任就是抗击蝗虫灾害。两个月前苏轼在杭州时，亲自到下属的各个属县组织捕捉蝗虫，

见蝗灾声势浩大，“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就已经意识到北方诸路蝗灾的严重。苏轼在诗中写道：“前时渡江入吴越，布阵横空如项羽。农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区区固难御。”灾情来势汹汹，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消灭的。所以当他接到调任山东的诏令时，心中充满了担忧。到达密州境内后，苏轼看到赤地千里，蝗虫遍地，当地农民“以蒿蔓裹蝗虫”沿路掩埋，“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的蝗虫数目“闻于官者几三万斛”。不仅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危害，农民生活流离饥馑，就连苏轼自己也在《后杞菊赋》中自嘲道：“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堂堂太守也落魄到了寻找杞菊野菜充饥的地步，可见当时灾情的严重。

苏轼对灾情非常重视，他组织农民用火烧土埋的方法清除蝗虫的幼虫，“秉畀炎火传自古，荷锄散掘谁敢后”;并用奖励粮食的方式来鼓励大家捕蝗，使民众“得米济饥还小仆”。苏轼还分析了蝗灾产生的原因，认为“去年夏旱秋不雨，海畔居民饮咸苦。今年春暖欲生蝝，地上戢戢多于土”;他还深入基层走访，从老农那里发现了“从来蝗旱必相资”的道理。苏轼还身体力行，亲自捕蝗，以至于累得筋疲力尽，他写道：“我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