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批评的心脏---读《话语的德性》_读后感

走进批评的心脏---读《话语的德性》

“如果不强调批评是一种有主体认识和自我发现的专业活动，我们就会很容易把当下流行的、毫无个人创见的读后感式的文字当作批评，而谁都知道，真正的批评并没有这么简单。真正的批评应该在有效地阐释作品的同时，也能有效地自我阐释，以致二者之间能达成美学和存在上的双重和解。”谢有顺在其《话语的德性I后记》中的这些话语，我是在下面画上了浓重墨线的。“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是两种不同立场的阐释。前者以六经为主体，把自己当客体，寻章摘句，在字句里寻觅着情感的隐喻，湮灭在纷繁的喧嚣中。后者以自己为主体，说出自己的话儿，亮出自己的旗。我们在理论的逻辑上是盼望所有的文学批评家们的解读文字带有自己的气味和体温的，可是在实践的行为逻辑上，“我”的笔尖的惯性却往往偏向于时代和意识形态的话语磁力场上，批评成了套瓷，成了预定榫眼的插入，是对“无我”的阉割的变调。读了很多的批评家们的文字，乏味玄奧。捋去那些伪饰的话语锦套，积淀不出丁点儿有意思的话，看不到批评家真实的喜笑怒骂的文字表情。而谢有顺“一个年轻得连须还没有长黑的后生’(贾平凹语〉，没有了余杰、摩罗、伊沙、骆爽们愤怒压倒理智，情感取向代替学理分析式的“酷评”砍杀，而是回到温软真诚的个人立场上，说出一些在理儿到位的话。谢有顺，就是谢有顺，在大片的向偶像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枪挑斧劈的文字丛林中，他是以柔软的风、潺潺的清溪匡正着文学批评而走火入魔，

让两种(谄媚与捧杀〉批评退场。“前卫而不浮华，尖锐又不偏狭。如果说北方的评论家沉厚，注重于写什么;南方的评论家新颖，注重于怎么写。谢有顺却汇合了他们的长处，酝酿和发展着自己的气象贾平凹《话语的德性，序》X谢有顺以写作操守的坚持，完成了当下文学批评的正本清源，这种“还俗”式的成功，是谢有顺的聪慧，也是对当下文学批评判断迷离的蔑视和嘲讽。还记得他在另一本书《我们内心的冲突》的“自序”中的道白：“我读书不多，就是想学术也学术不起来，惟一能做的，便是用自己能够把握的方式尽可能地说出内心的真实广另一方面，我也经常提醒自己，要对迷恋于发表和出版数量的行径保持警惕：图书馆的书已经汗牛充栋了，如果仅仅希望在其中增加一本，那有什么意义呢? 除了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外，我们实在找不到更为高贵的写作理由。”谢有顺是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个道破批评天机的小孩，是以拙朴为武器的农民批评家，是走在文学大观园中的“刘姥姥”!

我们阅读谢有顺的批评文字，会感到他是在一直做着走进批评心脏的努力。说余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暴躁的现实，以及他那颗面对现实时暴躁的心”。同时又指出余华为代表的所谓“先锋们”面临的问题，“那些拘泥于事实世界而失去了价值想像的作家，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被事实吞没;他的作品，也很快就会沦为生活的赝品”。论贾平凹作品的颓靡之气，“也是理想丧失之后的自我挣扎，比起那些空无一物只有轻松自娱的作家，显然更有灵魂力度”。评于坚，“所要挖掘的是事物本身的力量、趣味和深度，他拒绝在隐喻方面想入非

非，而忠实于事物在它自身空间里的展幵方式”。就是自己的导师孙绍振，他也是以精神的洁癖，说其理论中的方法论味道太浓了，“将美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是否考虑到它也会失去许多东西呢?西方的美学因为有哲学背景，美学就有了一种高贵的美学精祌，美学不但与艺术形式发生关系，也与存在形式(对人的精神境遇的探查方式)发生关系，甚至后者还更重要，这样的美学就不单是学术，更是一种精神;在东方，因为缺乏大哲学背景，美学就成了方法学、策略学，只能停留在美的规律或形式结构的层面上，没有美学精祌”。谢有顺之所以能拥有如此自足的批评从容，他自信之源在哪里?是他对各种批评技巧的娴熟掌握?是他对作品的透彻颖悟?是他拥书万卷后的

挥洒自得?似乎是，也不全是，笔者认为是谢有顺批评主体独立意识的觉醒，是他批评中真诚追求的自觉。很多批评家的煌煌巨著、滔滔评说中，为什么不能-语中的、弹无虚发地说出自己血性激扬的文字?批评没有了底气骨气，概源于批评失去自信后的话语迷失。诚如谢有顺在《写作是信心的事业》一文所言，“人类失信的历史表明人类无法离开那个无限大的祌圣存在而单独存在，否则就会落到作茧自缚的情境里而，越从内在去认识人及其存在，就越会发现他没有内涵，没有丝毫价值与尊严的光辉，最终，无意义、虚无、绝望的品质就进来填满了人内在的那个空洞，要改变这种我们所不愿看到的情形，只有从重获信心开始”。批评者与作者关系的暧昧、批评者自身信心失重、市场观念波涌浪腾，造成了一种对批评存在的强大遮蔽，批评成了一种姿态、一种毫无话语立场的作秀，下滑到了良

知底线之下。谢有顺的文字只是一种为批评的正名，让真正的批评甩掉那人为的心脏起搏器，恢复清新的生机活力，批评站了起来。

谢有顺把批评引向了他自己的路径，他清理的工作还刚刚开始。但每每重温《话语的德性》一书，我在为其欣喜的同时也有挥之不去的担心，在以卡夫卡、博尔赫斯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为参照系的解读中，他批评的话语是否会因为舶来品的洋装潢过浓，而导致话语的错位?是否会因为他对先锋及众多同龄人作家 (素素、王彪、尤风伟、刁斗〉的过分情感关注，而走向文学批评的判断失真?是否会因谢有顺个性化批评的过分强调而拒绝了从更大的批评背景视野中进行解读?在此书的“现象学”’1辑中，谢有顺的《文学身体学》中提出了文学身体学，“它不是灵魂的虚化，也不是肉体的崇拜，而是肉体紧紧拉住灵魂的衣角，在文字中自由地定居”。这是文学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折中，但我们也看出谢有顺在为先锋作家寻找出路的遁词，然而我们在真正的写作实践中，这个中庸之“度”谁又能把握得火候适中呢?谢有顺的现象学批评还停留在--厢情愿的自我设

计中，与写作还是隔了…层。在《大历史散文内部的陷阱》中，他在提醒众多的从大散文角度从事写作的散文家们，“历史里还有太多的资源没有被发掘出来，否则，我们的精神援助不会显得这样的贫乏”，但是否有了谢有顺的善意警示，大历史散文就会“柳暗花明又--村”呢?要知道，文学批评的功用除了警示，还应该为写作提供思想的丰厚资源，提供充实的能源，提供被作者忽视的“盲医”。谢有顺一直想让批评的心脏跳动起自己的心音，他东鳞西爪式的批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