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

晋商文化

山西素有“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之称。全省现存有大量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它们大多集中在晋中的祁县、平遥、太谷、介休一带，如祁县的乔家大院（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拍摄场地）、渠家大院（电视剧《昌晋源票号》的原型）、太谷的曹家大院、孔祥熙故居等。这些深宅大院不仅是当时富商大贾的宅第也是显赫一时的晋商的历史见证。这里，我们着重谈谈这一批民宅建筑中反映出来的明清时期的晋商文化。这也是山西人文景观中独树一帜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商巨富留下的老宅大院像史书一样，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无论用什么眼光来解释这一种文化现象，它们作为晋商的故里，本身就是物化了的文化，体现的是山西商人数百年艰苦努力创造出来的令人赞叹的经济奇迹，是实实在在，永不磨灭的。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恐怕再也找不到这些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特殊文化的大院了。那么，我们就先从曾经辉煌的晋商文化谈起，看看山西商人的成长历程、作风及精神。

一、文化概述

明末清初，山西商人号称“海内最富”。如果不仔细查阅史料，大家可能不会想到这海内最富，富可敌国，像乔家、渠家、曹家只是众多晋商的几个代表而已。这些家族在鼎盛时期，每家资产都在千万两白银以上，很多商号一年的贸易额就在千万两白银左右。而鸦片战争前后，号称“大清帝国”的清政府全年全年的财政总收入也不过七千万两，即使到了十九世纪末清政府的年税收总额也仅有八、九千万两。从这些简单的数字对比中，大家便可想而知，晋商的资产令人咋舌。

谈到现代的中国商人大家多会想到是温州人、广东人和福建人，山西人并不能沾上边。但山西自古有经商的传统，到了明清两代，山西商人被称为“晋商”是国内三大商帮（晋帮、徽帮、潮帮）之首。晋商的经营范围很广，有盐、粮、茶叶、绸缎、布行、药材、颜料、木材、钱庄、票号等等，真是“南来烟酒糖醋茶，北来牛羊骆驼马，点点面面行行业业都离不开山西帮。”

山西各种商号的数量多得不胜枚举。著名的有祁县的乔家，在包头开的复字号，派生出了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等，总称为“复字号”，分别都冠以“复”字，意思是万变不离其宗，让人一眼便知是财大气粗的复字号分店。二十世纪初期，复字号支垫包头二十几家商行的用款，资金十分雄厚。当时，有一句广泛流传的民谚“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乔家几代的奋斗不仅发达了一个家族，而且还奠定了整整一个包头城的商业基础。

太谷曹家生意最盛的时候有640多个商业字号遍布全国各地，雇员达三、四万人，有人称曹家为“明清首富”。这里还有件有趣的事情，据记载，曹家有一件稀世珍宝——由黄金、乌金、白金铸造而成的重达42.1公斤的一个纯金的火车头钟。这钟表本是法兰西作为贡品献给清王朝的，做工非常精致，走时准确。它的正面装有6个轮子，车头、烟囱、铃铛、水容器、气压表一应俱全，另外还有一段长1.5米的用乌金造的铁轨，把火车头钟放在铁轨上，用手一推，火车头就在铁轨上转来转去。水容器用来加水，烟囱“扑扑”吐白烟，火车运行产生的动力推动钟表走时，分秒不差。那么。清王朝的贡品怎麽会流落到曹家呢？据说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逃往西安，回京时却缺少盘缠，只好像曹家借了10万两白银，屈尊把价值连成的纯金火车头留下，以作抵押。结果就留下了个“金钟今尚笑西后，无有曹家怎北归”的笑柄。

还有太谷王相卿创办的“大盛魁”商号，是当时北方最大的贸易商行，在蒙古地区是相当有名的。极盛时期商队的骆驼就有几万头，每年浩浩荡荡的运输队伍穿越戈壁大漠，首尾难望，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蒙古的很多牧民，连同王公贵族都是他的债务人。“大盛魁”的活动范围遍及全国，除蒙古外，还有新疆和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它的资本周转金额，

仅在外蒙的就有一千多万两白银。有人说，全部家产加起来，可以用五十两的银元宝从蒙古的库伦“蒙古乌兰巴托的旧称）到北京铺一路。

清代的中俄边贸，榆次常家的大商号占到百分之四十，也成为中俄贸易的主力军。当时，太谷的灯笼（其实太谷花灯也是太谷商人去苏杭做生意是从那里引进的）、榆次的大布、平遥的颜料，都是风靡全国的紧俏商品，而晋中也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到1836年，全国商号多达45，000多户，晋商足迹遍天下。

那当时的平遥城来说，是商贾云散之地。清朝时，古城里的工商字号林立，经营项目无所不包，店铺商号有240多家。不少店铺以大宗批发业务为主，还在全国的各大城市、码头设了分号，经营都是大进大出，被誉为“填不满、拉不完“的平遥城。说到平遥古城，就不能不涉及到山西票号，票号不仅是山西坐商之冠，而且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它是由山西人首创，总号都设在山西，因此历史上称”山西票号“。票号始兴于平遥城的”日升昌“，建于1821年，是中国现代第一家金融机构，也是今天中国各类银行的“乡下祖父”。随着它的创办，平遥的金融业飞速发展，六年之后，在县城内不到一公里的地段上，就云集了当时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十几家大票号和十几家大钱庄，至此奠定了平遥在全国无可争议的祁县、太谷、介休也开设了一定数量的票号，使山西票号一度控制了全国的金融命脉。

二、晋商的兴起

晋商的兴起大体是在明朝初年，到明中期以后开始迅速发展，清朝中期是它的黄金阶段，清末民初走向衰败。

客观的讲，山西商人致富，既不是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也不是靠祖辈的世袭遗赠，他们无一不是经过一场场超越环境的严酷搏斗，才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的。有些人是就地取利做买卖，但更多的商号是远涉他乡，在异地发家致富的。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差，历史上土地贫瘠，老百姓生计困难。明万历《汾州至》中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乾隆《太谷县志》说太谷县是“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自然条件并不好，家乡既贫困又拥挤，怎么办呢？可以你争我夺，蝇营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饥挨饿，可以埋首终身，聊以糊口，当然也可以破门入户，抢掠造反。按照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过去一切的贫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称颂的道路也只有让贫困的农民投入政治性的反抗。但是，在山西竟然有这么多农民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以上任何一条道路的选择。他们不甘受苦，却无从政为官的欲望，他们感觉到了拥挤，却又不愿倾轧乡亲同胞，他们无意不劳而获，却又不愿将一生的汗水都洒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他们吧迷茫的目光都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试图用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

他们首先选择的是走西口。口外，在当时的北方边境，明朝政府派驻重兵把守，以防伺机南下的金元残余势力，在长城内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消费区。为数不小的驻军需要粮草，大片的土地需要有人耕种，军人和蒙古游牧民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期待着一支民间贸易队伍。在明政府一些政策的引导下，山西商人最先来到了塞北边镇，来满足这里消费市场的需要。那时，商人可以把粮食运到边境的粮仓，向政府换取盐引，凭盐引到指定的地方提取食盐，拿到规定的地方出售。当时盐业的获利是十分可观的，后来商人又采取了就地在边区招募劳力垦田，就地换取盐引的办法。这些最初的商业活动使明初边镇商业日趋活跃，晋商也由贩粮，贩盐开始积累资产，渐渐崛起与商界。

另外，在当时的北方边镇有很多的茶市，马市，历史悠久，明朝政府对这些茶市、马市限制并不很严格，这里也是山西商人频繁活动的场所。山西本是土地贫瘠，但处于一个北方游牧区与中原农业区的中间地带，晋商利用了这一地理位置，进入了南北物资交流领域，以内地的粮食、布匹、药材、铁器、手工艺品等杂货与牧民交易。这样，山西农民走西口的队伍就越来越大。发展到后来，就不仅仅是走西口了，他们开始东南西北的无处不往。从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