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公文中的歧义问题

歧义是指语句有两歧或多歧意义，可同时形成两种或多种可能解释的一种语言现象。

比如，“我们要学习文件”这句话，就有三种理解一是我们打算学习一下文件；一是我们索要供学习的文件；一是我们应当学习一下文件。

对于自然语言而言，歧义本是一种正常现象，难以简单地说好与不好，更不能一概视为语病，全面禁绝。

在一些文体中歧义甚至被作者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如在相声作品中，歧义就常被用来制造包袱。

一些日常口语交际、书面交际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修辞格，如“双关”之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在积极地应用“歧义”。

但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歧义现象确实有害。

这在主要用于事务处理的应用文体中，特别是公文中，其危害的程度尤深。

公文的语言是一种非常讲究精确性的语言，因为公文的使用目的就是要使对方接受作者的影响，而且是对对方行为的强制性影响。

要使这种影响有效，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使意思的表达高度精确，每一个词，特别是每一个句子必须保持意思的唯一性，以避免对方“见仁见智”，按各自的理解而不是作者的意图去行事。

从这样的意义上，歧义对公文当然就是百分百地有害。

能对这一点提供证明的实际例证举不胜举。

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战败局面早定的日本之所以挨了两颗原子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之一，就与日本政府针对“波茨坦公告”发表的声明中存在歧义有一定关联。

日本政府称自己对“公告”的态度是“默殺”。

“默殺”这个词在日语中是多解的，可以理解为“不予理睬”，也可以理解为“暂不作评论”，声明没有对此作出限定。

如此，美国自然可以作第一种理解，也当然可以用“任何战争手段”，包括用原子弹了结战争。

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公文中的歧义，同样不断给人们带来麻烦，诸如在保险合同中将保险范围写作“包括家用电器、床具、卧具等各种生活资料”；在政策规范中将惩戒规定写作“我们要严厉打击少数犯罪分子”等带歧义的表述，就经常把公文作者“等”到被动局面中，甚至“等”到自己的利益白白遭受损失的境地；经常使公文作者的真实意图令人费解，甚至使作者尴尬地被认作“只打击少数，对多数则……”。

歧义对公文是有害的，是撰写者所不需要但又往往在无意之中造成的，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公文中的歧义呢？笔者认为，克服歧义的方法并不复杂，有针对性地对句子成份予以调整，创造必要的语言环境等做法都十分有效，困难的和起关键作用的是要能发现歧义的存在。

为此，我们必须了解歧义的发生规律，对歧义保持警惕。

一般情况下，当公文中出现选词不当，词序失当，滥用省略，错用数量词，语句中有词性不明的成份，语句成份间的语法关系不明，语调附加的语义不能被准确读出，忽略对含义不确定的词、词组的有效限定修饰，错用标点符号，滥用修辞格等现象时，都会形成歧义。

（一）选词不当，造成对概念的歧解，引起歧义。

与歧义出现有关的选词不当，主要表现为滥用方言词、口语词和土俗俚语，使用不规范的简称，误用褒贬词语等。

我国的当代公文在文体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现代汉语的书面形式（即白话文）作为标准的符号系统，除极特殊情况外，禁绝使用
未列入普通话规范的方言词、口语词和通俗俚语。

如果我们在撰写公文时不懂得，或者不尊重这一规律，滥用这些词语，就经常因此而使公文出现歧义。

因为这些词语不仅应用范围窄，词义不为多数人所理解，而且往往与普通话中的规范词形同义异。

如长沙话中的“蚊子”还兼指“苍蝇”在内；吴、粤方言和客家方言中的“脚”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腿”；口语词中的“咬耳朵”除了有普通话书面词语中的真真切切地用嘴咬住耳朵的意思之外，还可以表示窃窃私语。

如果我们在公文中随意使用这类词语，当然难免使阅文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者的本意就会被一部分人歧解，甚至是曲解。

不规范简称给公文带来的歧义主要源于这些简称词本身在脱离语
境和精确背景资料情况下的高度不确定性。

“人大”在没有精确交代语境的情况下可理解为“中国人民大学”，也可以理解为“人民代表大会”；“南大”则需要在更精确交代背景的情况下才能被界定清楚是指“南京大学”还是“南开大学”。

不规范简称给公文造成的歧义，往往不仅仅是出点笑话，如果用“国家人事部”去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在法律意义上，公文作者对其所作的有关意思表示就将是无效的，因为在法律上不存在这样一个“部”，谁也不能、不需要用这样的名义去承担责任，履行义务，行使权利。

公文中错误地选用了褒义词或贬义词也会造成歧义。

公文中使用带褒贬色彩的词语是为了更鲜明、简洁地表达作者的立场，如果出现误用，将使阅文者难以准确理解作者的真正立场。

如“小王革新了工作方法，许多人知道后纷纷效尤”一句，“革新”与“效尤”一褒一贬，阅文者对作者的态度的理解，就既可以看作肯定，也可以看作是否定。

而作者的真实态度很可能是肯定，或者是否定，甚至是目前不必、不能置可否的中性态度。

这种歧义带来的当然往往是相应的错误行为。

（二）语序不当，造成被限定说明的对象不明，引起歧义。

语序是指各级语言单位在组合中的排列次序。

语序不当，特别是在有多项定语存在的语句中不恰当地排列了语序，常常会有歧义产生。

请见以下例句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几个技术革新小组的代表。

这里，定语“几个”的位置不当造成歧义，既可以理解为就座的有若干个小组的代表，也可以理解成就座的是一个小组的几个代表。

（三）语句中个别词的词性不明，也会产生歧义。

请见下面的例句
作者分析了a企业集团和b企业集团在各个时期进行竞争时所采取的竞争策略的特点。

在这里，由于“和”字的词性究竟是连词还是介词很难分辨，因此语句就同时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思如果作连词用，其句义就是作者分析了a、b两个企业集团双方的竞争策略特点；而如果作介词用，则句义为作者分析了a企业集团的竞争策略特点。

（四）忽略对含义不确定的词或词组的限定修饰，引起歧义。

自然语言中总有一部分词或词组的含义是非确定性的，但在公文语句中如果不能以有效方式对它们加以限定或说明，就很容易因此而出现歧义。

如在公文中常常因界定事物不同性质、不同程度和范围的需要使
用“以上”“以下”“以内”之类的词语。

实际上，这类词语的含义就很不确定，处理上不讲究，就会出歧义，而且往往是关系是非界限、政策界限的歧义。

这些歧义主要出自人们对“以上”“以下”“以内”是否包含本数在内的理解不一。

请见下面例句
参加工作15年以上的职工一年可享受1天以下的带薪旅游假。

对这一规定，至少两处不确，执行过程中很可能会因此有纠纷15年以上是否包括15年？1天以下是否把1天也包含在内？
了解了上述现象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会有第九十九条的规定“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

”
（五）滥用省略，造成语句成份残缺，引起歧义。

语言运用过程中，恰当地应用省略确实可使语句简洁明快，但如果超过必要限度，滥用省略就会走向反面，成为语病并可能因此而形成歧义。

与歧义有关的不恰当省略主要是
1·省略必要的虚词。

请见例句
经研究，县政府同意a乡政府报告。

这里，“报告”前的助词“的”被略去后，句义至少有两个一是同意a乡的那份报告；一是同意a乡作出报告。

2·省略必要的关联词语。

请见例句
受托单位误期，委托单位罚款。

这里，因为省略了表示复句内部关系的关联词语，句义就既可以理解为因为误期，所以罚款；也可以理解为如果误期，就要罚款。

而这种差别会给文件执行结果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

3·省略必要的主语、宾语。

请见例句
局里调拨给市纺织工业总公司一台小型计算机，又拨给了精纺分公司。

这里，由于主语或宾语的残缺，使句义至少有三种局里拨给总公司一台，总公司又转而拨给了分公司；局里拨给总公司、分公司各一台；局里拨给总公司一台，又调回拨给了分公司。

4·盲目套用口语中的省略句式。

人们在口语中常使用一些结构简单的省略句式，在面对面交际的特殊语境条件下，这种省略并不影响表意的精确，但如果盲目将它们套用在书面交际的公文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歧义。

如口语中可以把“我非去一趟不可”省略为“我非去一趟”，但如果把“非坚决按市政府的指示办不可”在公文中省略为“非坚决按市政府的指示办”就会有歧解。

（六）多义词、多义词组造成语句中有关成份间的语法关系不明，引起歧义。

本文开头列举的“我们要学习文件”一句所以有至少三种句义，其原因主要在于“要”“学习文件”都是多义的，它们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形成多种语法关系，按不同的关系去解释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

“要”作一般动词表示“索取”，作能愿动词则表示“应该”“打算”；“学习文件”可以是偏正词组，表示供学习的文件，它也可以是述宾词组，表示学习和学习的内容。

多种关系相互搭配，七个字就同时有了三种不同的意思。

（七）错用数量词，产生逻辑错误，引起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