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良心”——纪录片《归途列车》

“中国电影的良心”——纪录片《归途列车》

“如果农民工有选择的权利，他们不会只在春节回家”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李宏宇发自广州

2009 年岁末，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出炉。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身后，是“Chinese Worker”。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2009年中国的“保八”目标看似白日梦，但中国最终做到了，并且由此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复苏。这该归功于谁？《时代》认为是“数千万背井离乡且多数是抛下家庭，去高速发展的沿海城市打工的中国工人”。从这段描述来看，《时代》周刊所指的“Chinese Worker”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中国农民工。

就在《时代》年度人物出炉前一个多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归途列车》获得了最佳纪录长片奖。这部制作近3年的纪录片，主角是一对离开家乡去广州打工多年的农民工夫妻。导演范立欣管他们叫“张哥和陈姐”。12月初，这部影片在广州的国际纪录片大会上展映。

老张夫妇从1990年就离开广安回龙村的家，到广州的制衣厂打工，几年才回家过一次春节。外婆在农村老家照看他们的孩子，张琴和张阳姐弟俩。夫妻二人没日没夜地工作，只为一个目的：供两个孩子念好书，将来离开农村，也不要再像自己这样辛苦打工。但正值叛逆期的张琴不听父亲劝阻，辍学到了广东的另一家成衣厂工作……

车票·路子

“中国有1.3亿外出务工者。他们只在每年的春节返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人口。”《归途列车》的引子，这样的字幕配着2008年初广州火车站拥挤的人群。

2006年冬天，广州的一处城中村，赤膊的工人把一个个纸箱堆在街边，镜头停在纸箱上的“MADE IN CHINA”；在张哥和陈姐打工的车衣厂，嘈杂的机器声中，两个孩子躺在一边工作台上的衣料堆旁酣睡。

2007 年初，三年没回家的张哥陈姐，连着好几天去火车站，却还是买不到座票。老张脸上是竭力克制的焦虑。《归途列车》摄制组有四个人，因为拍摄得到广州火车站的协助，他们早已买到车票。但他们不能帮这对打工夫妻解决车票，必须跟着他们一次次去排队。老张夫妇知道这些“电视台的人”其实有路子。“他们太老实了，从没有向我要过任何帮助，尤其是爸爸，他的自尊非常令人敬佩。”导演范立欣说。因为不知道张哥哪天才能买到票，摄制组其实在很早之前就买了同一车次连续三天的车票，确保能和他们一起上火车。

火车站售票处的拍摄让摄制组非常头疼。拍纪录片的总希望别引起注意，但在火车站他们总是引来围观，拍摄老张夫妇排队买票，还险些点引起骚乱。春运期间，排了两三天队的人到了售票口总是被告知没票，可是黄牛手上却有

发往各地的车票，人们一肚子怨气。他们很自然地把摄制组当成了电视台的记者。“被误认为官方媒体的我们很容易成为失控情绪的发泄口。最后还是警察把我们从上百人的包围里解困出来。”摄影师孙少光自述道。

《归途列车》里，正值叛逆期的女儿张琴，因父母长年离家感情疏远，不听父亲劝阻，辍学到了广东的另一家成衣厂工作图/范立欣

工厂·禁忌·肥婆裤

媒体始终是工厂的禁忌。老张夫妇所在的小工厂大约有四五十个工人，老板最早也是四川打工仔。“第一年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去工厂里面拍。”范立欣带着摄制组每天在工厂外徘徊，费尽口舌解释拍摄不会有任何伤害。差不多说了一个星期，最后让他们进去拍一天。

2007年，老张18岁的女儿张琴辍了学，到了广州新塘一家更大的制衣厂打工。范立欣几次请工厂主吃饭喝酒，甚至把当地市委书记也请到饭桌上“公关”。最后软磨硬泡，范立欣终于在张琴的宿舍拍摄了三次，在工厂拍了一次白班和一次夜班。

纪录片的画面充其量只能表现出简单而繁重的工作和简陋的工作环境，并没有深究到这些工人有没有社保，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一个小伙子坐在地上一堆牛仔裤旁做最后的修剪，他比划出肥大的裤腰，告诉摄影机这些裤子是出口的。“中国人两个都穿得进去，这种肥婆裤。美国人又肥又大。”

范立欣要求摄制组像工人一样按时上班下班，即使没有可拍的内容也在车间里呆着。“他们还在工作，我们经常倒在他们的衣服堆上就睡着了。”摄制组用时间换取工人和老板对摄影机的适应，直到最后老板连发工钱也不避讳旁边的摄影机。

雪灾·兜圈子

“爸爸读的书比你们还少，有的事想得到也说不出来……尽量为自己的学习着想，将来能出人头地。”2007年春节的年夜饭，老张尽可能努力地叮嘱一对儿女。但这一年女儿还是辍学了，这让老张夫妇忧心忡忡。他们离家太久，连亲情意义的沟通也显得脆弱和笨拙。每一次去新塘看女儿，他们都小心翼翼地劝说她回家上学。

2008年春节前他们带着女儿一起回家，在广州火车站挤进了已经滞留4天的人海。

南方雪灾造成的铁路电力中断赶上了“春运”。范立欣记得当时报纸上说，还有60万人滞留在广场。铁栅栏把人海分隔成若干个格子，每隔几个小时让人群动一次. “那个镜头很痛苦，就像放牲口一样。其实哪儿也去不了，没车了，

但是你没办法跟他解释清楚。”范立欣说，“人家一年就指望这一次回家看看，你告诉他没有车回去了，你说得了吗？他也不会听。但是也不能让他们老站着，会乱。所以就兜圈子，兜了几天几夜。这个办法很让人伤心，但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摄制组也挤在人流中，不敢开灯，只能很小心地偷偷拍。“一开灯大家知道记者来了，那个情况一旦失控真会出人命的。”

60万人的茫然和焦虑，即便是中国人，未曾亲历也很难想象。范立欣在广场上遇到了BBC、CNN等国外媒体，他们更难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他们老问我，怎么会有警察？怎么部队在那里？我就跟他们讲这些警察是在帮助他们。”

一个中年男子和他的女儿走散了，他想翻过一道栅栏去找她们，武警战士拦住了他。“你今天在那边站岗，明天你也和我一样走到社会上……”男人疲惫地论理。栅栏那边同样疲惫的小战士没有话，只是轻轻拍着栏杆上男人的手。

危机·别管我

女儿与父母间一直遮掩的矛盾，在火车站的煎熬里越来越露出苗头。一路坎坷地回到家，进门第一件事就是问儿子的学习。母亲说起考虑回家，专心照顾儿子张阳上学。女儿却很不屑。她的冷嘲热讽终于激怒了老张，父女二人厮打起来。

这是纪录片里最激烈的一场。女儿张琴甚至对着摄影机喊：“你们不是要拍真实的我吗？这就是真实的我！”

范立欣在另一间屋，闻声赶来，被摄影师和录音师拦在门口。“摄影师认为这个场景很重要，拦了我一秒钟。”范立欣说，“进去的话，我是不是一个好的纪录片导演，是不是干预了我的角色生活？但是我们又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像是一家人，你能看着不管吗？”

这场架并没有打完，女儿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还嘴，导演终于在眼看又要打起来时冲进了房间。在剪辑时，范立欣仍然犹豫是否把这一段放进影片，他怕这家人将来看到，会格外难受。《归途列车》的剪辑师是薛美莲（Mary St ephen），这位从1992年开始与法国新浪潮导演侯麦长期合作的电影人给了范立欣肯定的鼓励。“她说她能够理解，这对一家人来说会非常痛苦。但你已经拍了，在那一刻已经做了决定，虽然很难判定它的对错，你应该尊重这个决定。”

这一场爆发之后，一家人还是围坐在了年夜饭的桌边，格外的无奈。每个人的面孔，比片刻前的冲突更令人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