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方(经方)派人物吉益东洞传奇的一生

日本古方（经方）派人物吉益东洞传奇的一生

吉益东洞被誉为日本经方派的祖师，其一生充满传奇。

古方派的代表人物吉益东洞

吉益东洞①（元禄十五年～安永二年，1702—1773）名爲则，字公言，通称周助。其一生所爲之奋斗与追求的目标可以概括爲一句话：复兴具有两千余年之历史，但自《伤寒论》之作者张仲景死后即绝而不行的“疾医”之道，使医学回归正道！在“学”与“术”两方面，吉益东洞均表现出与衆不同的鲜明特色，故可谓古方派中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艺备医学会会长、医学博士吴秀三在评价古方派诸多名人谓：“于是等诸家间而拔其群、萃其精、爲其岱宗者，即东洞先生也。”②

一、历尽艰辛的成名之路

生于安艺广岛的吉益东洞，本姓畠山。以身爲足利

家“管领”而闻名的畠山政长乃其先祖。政长的弟弟名义就，

世代以金疮、産科爲业。其四代孙义益改用自己的名爲姓，其子又将义字改爲吉；并整理家传之方着成《换骨抄》，此

即吉益姓氏以及所谓“吉益流金疮産科”的由来。而东洞的爷

爷、与《换骨抄》作者吉益助秀同辈的畠山政光后来也因仕途险恶而以医爲业。

东洞幼时，因闻祖上乃一代名族，故欲重振其雄风。

遂习兵书、驰马弄剑，对于祖父相袭的医业毫无兴趣。年稍长，思太平时节欲以武术复兴家业实属不易，始效古人“不爲良相但爲良医”之说，决心学医。时年十九岁，先随祖父的门人习吉益流金疮産科之术。一日忽谓：“怀孕者，妇人之常也；金疮者，外伤也。无病则无药而可，有病则随证治之，何分科哉？”乃从家传之方中采择二三有奇效者，而置其他于不顾，专心于内科之研究。“寒夜避炉，以慎其眠；蚊蛰攻身，以戒其睡”，遍阅《素问》、《灵枢》以降百家之书，至三十岁时又大有所悟：“万病唯一毒，衆药皆毒物，以毒攻毒，毒去体佳。”此即有名的“万病一毒”之说。又因他极力反对当时医家普遍

习用的中国宋明医学，所以常说：“非医天下医，救疾之功也不多焉；非出京师，授教之业也不弘焉。”

注：①吉益东洞早年号“东庵”，移居京都东洞院后，

始以“东洞”为号。

② 吴秀三广引现存史料写成相当于个人传记的长文“吉益东洞先生”，载艺备医学会所编《东洞全集》中（京都：思

文阁出版，1970 年复刻本）。本文中有关东洞生平事迹的叙述，多取材于此文。又《东洞全集》所收吉益东洞以及出自其门人之手的着作计有13 种，本文所引文献未另注明版本者，均系据此。

为了治疗众医之病和弘扬自己的主张，三十七岁的东洞于元文三年携父母和妹妹来到京都，以“古医道”爲旗号开业行医。当此之时，耻于自己不能复兴家业而隐于医的东洞，认为不应玷污本姓，始改用同族的吉益之姓。

虽志向远大，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医业不兴旺，几乎没有弟子入门，仅有的一点积蓄亦被盗，所剩唯有一个“穷”字。不得已只能在店中学着做人偶、烧钵皿，卖几个钱糊口度日，如此景象长达三年。（图2）据森立之《游巷医话》记载，此时东洞的家境是“贫居陋巷，但有一炉一锅。满堂尽是造偶人之木屑堆积，唯座右《伤寒论》一部时时披阅。”

东洞之友邨尾氏，仕于威震四方的佐仓侯，因公事入京而顺访故友。见其潦倒之状，故荐东洞于佐仓侯。佐仓侯乃允招其爲侍医，邨尾大喜，告知东洞。孰料东洞却谓：“始以子爲知我者，今识子非知我者。吾虽贫而老亲在，岂降吾志污辱祖先乎？贫者士之常也，穷达者命也。假令术

不行，天未丧斯道也，吾果饿死耶？穷则必有达，行道乐道，贫困何忧？”辞而不仕。

延享元年，东洞四十三岁，贫益甚。囊中空空一贫如洗，真正是“家无隔夜粮”。于是斋戒禁食七日，诣少名彦庙告曰：“爲则不敏，过志古医道。不顾衆惧，推而行之。今也贫穷，命在旦夕。我道非而天罚以贫与？爲则知其是，而未知其非也！假令饥且死不敢更辙矣。大明神吾邦医祖也，请垂照鉴：道非其道，速断吾命！若推而行，则必害万人。诛一夫而救衆，固吾之所愿也。”①

一日，某经商的友人过东洞寓所，见其贫而赠以金银。东洞以日后无加倍报答之能力而谢绝之。其友谓：“余赠金于先生，非爲先生，而是爲天下万民，不必念偿还之事。”东洞始拜受。由是可见其志操高洁之一斑。在继续靠制做偶人糊口的生活中，使其声名大振的机遇却突然降临——

一日，东洞照例将自己制做的偶人送到销售的店铺去，适逢店主人老母患伤寒病笃，乃自荐爲其诊治。临病榻细细诊看之际，得知已经帝室典医山脇东洋诊治，故索其处方观之，谓：“当去掉石膏用之。”稍后，东洋先生来到病家，诊察之后正当稍事思考时，店主人告之东洞之语。东洋

先生乃额手称叹曰：“我近日亦正在究心思量是否当去石膏，即闻其语，则今日去之。”离开病家，东洋先生即前往陋巷之中拜访东洞。其后，店主人因老母痊愈而重谢东洋，然东洋先生却谓：“彼时若无东洞之言，陷于误治而不自知。全治乃彼之功也，谢金自当他受。”从此二人之交渐厚，东洞之名亦渐爲人知。正所谓：“先生名所以益显者，东洋扬之也。”②

延享四年，东洞四十六岁时，医业已相当发达，弟子也逐渐增多，与松原维岳、香川修庵、山脇东洋等知名医家的交往也渐深，乃集这些共尚古医方的同道一起研读《伤寒论》。以松原年长而爲讲主，而东洞则每每与之争论。

宝历元年（1751），东洞五十岁时，选《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所载张仲景的药方，加以分类，编成《类聚方》公诸于世。世人由此始明古医方的方意。然后又从中择出173 个药方，附上论证治效，是爲《方极》。此乃其门的“方鉴”，目的在于阐明：在张仲景的药方之外，无可

取之方也。明和年间，又就当时所用药物，推其实际功用、究其药物之能，做成一书名《药征》。复以问答体将自家的

学问写成《医事或问》。另外，其弟子鹤元逸于宽永元年（1748）着《医断》，严恭敬于宝历二年（1752）着《建殊录》。前者述东洞的学说，后者爲东洞的治疗验案。正是因爲这些着作

的流传，东洞的学说才广爲世人所知。一时间公卿缙绅、远近之人或求诊，或问道，云集门下好不热闹。但反对其学说者亦大有人在。

① 《东洞遗稿·行状》。

② 《东洞遗稿·行状》。

图2 东洞制做的偶人

3

宝历十二年（1762），东洞邀门人故旧宴于京都东山，举杯而言：“吾今年六十一也，胤子幼弱（长子猷，年13），弟子中尚无达于其道者。若大开家塾教授生徒，当有杰出之人生于其中。然资财不足，自今志于货殖，以果此事。”从此东洞节衣缩食并经营药材生意，数年后以所积之钱财开设一大私塾作爲医学讲习所，收留那些有远大志向的贫穷学生，以助成其愿。

东洞晚年在京都西门外购地建屋，爲速成此事以至折戟商场。明和六年（1769），以“其年既老，恐志愿之

不达，欲速其功，反失计划，大亡赀财，于是百事皆坏，鞅鞅不乐。家事悉任长子猷。”并欲游历各地，以救患病不能来京师者。此后，多有各路诸侯聘请之事，皆辞

而不就。

安永二年，东洞年七十二。九月卒然目眩、舌强不语而亡。

二、复古大旗下的医学革新

自藤原惺窝于文禄二年（1593）初窥南京船载来的程朱之说，以往根据汉魏注疏解释经义的学风便开始发生变化。宋儒的学说，最终成了德川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官学。然而恰当此时，又有世称“古学先生”的伊藤仁斋（1627—1705）出，以为体用理气等皆爲佛老之浮辞，非圣人之教；其子伊藤东涯、弟子并河天民（1679—1718）继之，大振其学于关西。同时，初奉洛闽学、驳仁斋，但终尽弃宋儒之说，以修古文辞爲阶梯，研究经典，锐意复兴圣人之学的物徂来（1666—1728），也与弟子太宰春台（1680—1747）、服部南郭（1683—1759）、安藤东野（1683—1719）、山县周南（1687—1752）、平野金华（1688—1733）等共同树

立起所谓复古之学的大旗，成为德川时代极具影响的一大学派。18 世纪上半叶，乃是复古学派最

为昌盛的时期。

在医学领域中，当以商贸爲主要通道的文化交流开始活跃时，知识的传播便随之出现了从宫廷向民间的转移。这时，代表着中国当时最新医学水准的“宋明医学”首先爲日

本医界普遍习用。此后，随着复古之风的兴起，日本医界才出现了研究与信奉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所谓“古方派”，并将前此即已形成的接受与使用宋明医学的医家称之爲“后

世派”。

追溯古方派的兴起，当时中国医界对于《伤寒论》的重视与研究可谓原因之一。例如始倡其说的名古屋玄医（1628—1696），在儒学复古之风兴起之前，已然因为读清代喻昌的《伤寒尚论篇》而发愤研究古代医经，从而主张摒弃当时医家所普遍习用的李朱之说①，直接以仲景为师。其后，后藤艮山（1659-1733）又是在名古屋之说的影响下，认为阴阳、脏腑皆属不足取的后世之说，而致力于研究与临床治疗密切相关的方书；并将医学理论简化为：“能识百病生于一气之滞留，则思过半矣。”其学说通过弟子香川修庵

（1683-1755）、山脇东洋（1705-1762）而大扬于世。

古方派兴起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儒学领域复古之风的影响。例如后藤艮山在经义方面颇仰慕伊藤仁斋，遂使弟子香川修庵入其门下学习，故修庵唱“儒医一本”之说；以古医方雄视一方的儒医并河天民（1679-1718），及其弟子松原维岳（1689-1765），也是出自仁斋的门下。仁斋之学使得这些人皆致力于阐明医经之古义。而吉益东洞则是以宗徂来之说的周南为师，一心钻研其道。他认为：“儒医虽不同也，其复古一也”②；“时哉命哉复古之秋也”③。

又说：“不学古文辞者，不能读（伤寒、金匮）也”④。足见儒学复古之风与古方派的兴起具有密切的关系。

正是由于当时日本社会中的儒学与医学存在着这样

的共性与可比性，所以东洞才将先于自己倡导使用《伤寒论》方药的山脇东洋比作伊藤仁斋，而将自己比作后来居上的物徂来：

① 李朱之说：指享誉“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和朱丹溪。前者认为万病多由脾胃损伤所致，“胃气”即“元

气”；后者认为人身“阳常有余，阴恒不足”，故治病重在滋补阴血。

② 《东洞遗稿·与秦与一书》。

③ 《东洞遗稿·寄长门县次公书》。

④ 《东洞遗稿·送谷子荛归赤穗城序》。

4

“我医方譬之今之儒流，东洋伊藤仁斋也，先衆啓其端焉；吾业不敢让，物徂来焉。”然而，古方派所提倡的究竟是什麽，其道理又何在呢？吉益东洞在《医事或问》中是这样说的：“古昔医有三，曰疾医、曰阴阳医、曰仙家医也。《周礼》所谓疾医见定病毒所在，视其毒处方取去病毒，故尽愈诸病疾苦。扁鹊仲景所为是也。阴阳医不视病之所在，唯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尅论病，皆臆见，故非明白之治。汉之太仓公是也。仙家医炼气，或服炼丹，为人而习功同造化之事，故行者少、害亦少。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是也。……扁鹊仲景之道绝，其后未闻一书一人论疾医之道。其根源在汉之太仓公。”

概言之，东洞是将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历程分为性质不同的三个流派，从时间先后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三个阶段：

其一，是出现最早的“疾医”。在《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述当时的宫廷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种。从其掌管的治疗范围和后代医学分科的角度看，所谓“疾医”，大致相当于内科医生。但在东洞眼中，“疾医”的特点在于：

没有那麽多的理论学说，仅仅是根据疾病之所在（病毒所在），处以方药，从而达到“取去病毒，故尽愈诸病疾苦”的目的。

先秦时代的名医扁鹊和东汉时期的张仲景，都属此类医家。

其二，是汉代才出现的“阴阳医”。东洞认为：以西汉太仓公淳于意①为代表的此类医家，以及成书于该时代的今本《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等等，都是“唯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尅论病”，纯属脱离实际的“臆见”，而不是针对疾病之所在的“明白之治”。日本流感疫苗供不应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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