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为国以礼”的礼治论。

“礼治”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法律文化思想。“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的习惯，起源于原始人的祭祀。但一经儒家渲染之后，“礼”已不是最初始祭神、拜祖意义上的礼了。而成为“治天下”的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这样的礼，实质上是法。以礼为根据，衍生出各种行为规范，老百姓必须严格遵守。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西周的“礼治”要求以“亲亲”、“尊尊”原则来立法，严格维护“礼”所规定的井田制、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以及贵族的各种世袭特权，同时主张“明德慎罚”，“罪疑惟轻”等等。到了春秋时期，儒家坚持和发展了“礼治”思想，他们视“礼”为根本的国家制度和主要统治方法，作为制定法令的指导原则与基本纲领，从而；使“礼治”具有了法律的性质和内容。儒家的这种改造，经历了五个阶段：1，孔丘以仁入礼，突出了礼的伦理性和强制作用；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实行礼治，使“君子”与“小人”各自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为了维护宗法等级特权，在法律上孔子主张“为亲者隐”，“为尊者讳”，并反对使贵族的法律特权受到一定限制的“铸刑鼎”。2，孟轲倡导仁政，使礼成为国家意志的表现；他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主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各守其礼，他的理想社会仍然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宝塔式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强调维护封建贵族的特权。3，荀况对儒家的礼

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以封建等级制的内容。他认为；礼是“强国之本”，人们都顺严格按照礼所规定的等级各分分享权利和物质利益。“使有贵贱之等”，“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他引法入礼，将礼治系统化、理论化、制度化。4，董仲舒根据儒家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仁义道德心及“阳尊阴卑”的理论，提出了一套维护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论，董仲舒用阴阳学说对“三纲”加以附会和解释。在他看来，“三纲五常”论是天意的体现。“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三纲五常论体现整个封建统治的各种关系，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5，礼学发展到宋代，融入当时的佛道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朱熹。朱熹认为“存天理，灭人欲”而三纲五常即是理的最主要内容。他认为，三纲五常是“天理”的体现，谁要是违背它，或违犯以它为指导原则的封建法制的制度。就是“逆天”，就为天理国法所不容。

（1）以“五伦”为中心，强调“正名分”

儒家熔伦理与法律于一炉，一方面赋予主要的伦理原则以法律的性质和效力，另一方面强调法律为维持论理原则服务，使伦理凌驾于法律之上。儒家归纳的伦理原则，主要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孔丘首倡“正名”，主张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名分，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要求立法必须“名正言顺”，用强制手段纠正各种违反等级名分的混乱现象。孟轲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荀况则明确指出：“贵贵、尊

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2）以家族为本位，强调“孝”、“忠”

礼调整家庭内部的关系，礼同样调整国家内部的关系。礼不仅视“家”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而且视“家”为“忠君报国”的基础。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孟子所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而孝和忠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主要思想表现。儒家礼治要求人们在家庭中要孝，孝就是对父系家长的绝对遵从，主要表现为：子女必须孝顺父母，弟妹必须恭敬兄长，卑幼必须服从尊长。同时强调人们在国家中“忠”，即对于君主的忠诚和服从。这是孝的扩大和延伸。儒家认为“孝慈则忠”，作到孝就能作到忠。而且孝本身就等于从政。这样一来，家族被国家化、政治化，而国家又被家族化、伦理化，从而形成了家族伦理的法律化，家长成为支配家族权利的法律主体。

（3）以等级为基础，强调“别贵贱”

等级差别是儒家之礼的本质特征。儒家认为，礼就是专门用来区别和规定亲疏贵贱、上下等级的行为规范。儒家的这一思想，成为封建等级特权法的理论基础。儒家强调“正名分”，强调“忠”、“孝”，无外乎在严格区分上下等级、高低贵贱。孔子说：“礼乐征发自天子出。孟子说：“天下有道，大德役小得，大贤役小贤。”荀况说：“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少事长，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

<二>、“为政以德”的德治论

儒家主张以刑辅德，以德去刑，恤刑慎杀。首先要明白

“德”指的是什么。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既包括具体的行为要求，又包括基本的原则。儒家继承了西周的“德”，同时也对它进行了改造。主要表现在：（1）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将德上升为政治统治的方法，如宽惠使民、实行仁政等。（2）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主的权力，高于国家和法律。为什么这样说呢？儒家把德看作是“人君”与“暴君”的标准，

（1）德刑并用，以刑辅德

儒家认为统治应以德为主，刑罚只是德教的辅助。孔丘主张“为政以德”，孟轲强调仁义原则是制定法令和政策的依据，更明确地反对单纯使用刑罚等暴力手段，荀况认为“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足，死乎由足，夫是之谓德操。”[6] 儒家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但从不否定刑罚的必要性，当教化不起作用时仍主张诉诸暴力，使用刑罚。孔丘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孟轲也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董仲舒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朱熹的德、礼、政、刑说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思想提出来的“愚谓政者，主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出政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

（2）注重教化，以德去刑

“教化”是指向人们灌输宗法伦理和等级观念。儒家注重“教化”是建立什么伦理基础之上呢？孔、孟从性善论出发强调教化的功能。孔孟主张“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

不教，性乃迁。”而董仲舒所创造的性三品也是进一步发挥了儒家的人性论。君子小人的道德区别是后天习染而成的，可以通过教化使小人弃恶从善，成为君子。因此，教化与刑罚相比，（1）教化可以保持人善的本性（2）教化可以预防犯罪（2）犯罪之后，教化可以让罪犯良心发现。这就达到了“以德去刑”的目的。这种“以德去刑”的教育预防思想，是儒家的创造和贡献教化。在儒家看来，教化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防止和消灭犯罪现象，巩固封建统治。

（3）恤刑慎杀，先教后刑

“恤刑慎杀，先教后刑”实际上是“注重教化，以德去刑”的延伸。儒家主张“注重教化，以德去刑”，就要求“先教后刑”，即先教化后刑罚，如果因为没有教化而施用刑罚，则是“虐政”，即他们所讲的“不教而杀谓之虐”。儒家的恤刑和慎杀，主要表现于按照礼义原则对于犯罪行为从宽处理。例如，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儒家提倡“仁政”反对酷刑滥杀。儒家的恤刑和慎杀，主要表现于按照礼义原则对犯罪行为从宽处理。

<三>、“为政在人”的人治论。

在一个国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在支撑着一个较为和平的社会的生死存亡？有人说是统治者的道德感化，有人说是法律强制。自古以来，这就是“人治”与“法治”争论的焦点。儒家是“人治”论者。他们注重并强调“为政在人”强调人起着决定法的作用。儒家主张“人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解说。孔子和孟子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入手，认为政治就是道德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