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司马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浅谈司马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北方民族大学支晓亮摘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司马迁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的贡献卓著、影响深远。

他以恢宏的气势,旷代的奇才,惊人的意志,毕生的精力,完成了千古不朽的《史记》,谱写了中华民族光辉的历史篇章。

司马迁作为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极为深刻。

本文探讨司马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主要从以下二个方面阐述，一是司马迁接受儒家思想的原因；二是司马迁《史记》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三是儒家思想对司马迁人格精神产生的影响。

通过对以上三方面的阐述，来具体探讨司马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关键词；司马迁；儒家思想；《史记》一、司马迁接受儒家思想的原因司马迁接受儒家思想主要有两个因素，首先，受其父司马谈的影响和从小接受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关系。

其次，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思潮决定的。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思想在其编写的《论六家要旨》可以看出，虽然倾向于道家的的黄老思想，但是他对儒家和儒家思想是十分尊重的。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例子中看出，其一就是其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十分的尊重，高度评价孔子的历史功绩,并且以继承孔子的事业为荣。

《史记》就是效仿《春秋》而作。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明白无误地透露了这一真情,这就是司马谈临终的遗命。

遗命的中心意思是表达了自己的未竟之业。

遗命中也透露了两点意思，第一说自己所从事的撰述工作是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事业的继续,是以孔子为楷模。

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孔子的崇敬。

第二是说自己所撰述历史的路子同孔子不同,要着力去写“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

司马谈虽然说自己撰述历史的路子同孔子不同，但他着力去写“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这些却都是体现了《论语》中的思想。

其二就是司马谈让儿子司马迁拜拜孔安国和董仲舒两位儒学大师为师,，跟随他们学习儒家思想。

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司马谈对儒家思想的尊重。

司马迁从小就跟随两位儒学大师学习儒家思想，自然而然，儒家思想给了他最基础的知识和启蒙。

所以，不管后来他如何发展，都难以摆脱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

当然，司马迁接受儒家思想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思潮有关。

司马迁生活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时期，大汉王朝经历了前几位皇帝精心治理，国家实力空前强盛，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汉王朝已经达到鼎盛状态。

因此前代统治者推行的“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道家的黄老思想，已经不适合盛世统治的需要，统治者因此放弃道家的黄老思想，寻求适合自己统治需要思想。

汉武帝因此下诏，“举贤良对策”，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和轮廓,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为汉武帝所采纳。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融合阴阳、黄老、法等各家思想,建立一个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代替黄老，成为汉代的统治思想。

由于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期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所以在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想上的一大特点就是儒学与政治相结合，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权威.当时，公孙弘因通《春秋》而由布衣成为了宰相，董仲舒因宣扬君权神授，而成为一代宗儒.董仲舒迎合汉武帝的政治需要，在《春秋》中为汉家朝廷的权力、制度、法律、政策寻找依据.于是《春秋》便是孔子为汉制法，成为封建国家治理天下的纪纲和法则。

唐晏在《两汉三国学案》中，对当时《春秋》的地位有精当的概括:“凡朝廷决大疑，人臣有献替，必引《春秋》为断”，自然而然，这种独尊儒术的社会风气对司马迁必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上述这两大原因，从而使司马迁与儒家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使司马迁的终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二、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司马迁的《史记》“上序轩黄之往事，中述战国”，后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尤详于战国、秦、汉，深刻反映了这一急剧变革的时代风貌。

《史记》体大精深,思想深刻,通过分析《史记》的思想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史记》对那个时代的积极回应，也透视了孔子、孟子、荀子和董仲舒等人的儒家思想对司马迁著述《史记》的深刻影响。

政治观上，司马迁受儒家思想最深,主张实行仁政，提倡任人唯贤和反对分裂,主张大一统的社会。

“仁”的学说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但孔子的“仁”停留在伦理道德的层面。

孟子发展了仁的学说并把仁引入到政治活动中,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

荀子则提出理法并重的主张，有法家思想的倾向。

董仲舒吸取秦亡的教训,向汉武帝提出改变秦朝严刑峻法的做法，以德和刑并用，重视德治的统治原则，用礼义教化代替惨酷的刑罚。

司马迁吸收了上述学说中的优点,其“基本倾向是提倡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实行仁政，以德服民的尧、舜、禹、商汤、文王和武王大加赞扬,而对实行暴政的桀、纣、幽、厉王等大加鞭挞。

这一褒一贬，高下立判，显示出司马迁提倡“仁政”的儒家政治的立场。

在人才观上，孔子首倡重贤的观点,提出要“选贤于能, 讲信修睦”, 选拔一些有能力的人来参与政事。

荀子也强调尚贤使能，把“隆礼”与“尊贤”并提，主张由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去代替旧有的世官世禄制度。

司马迁人才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得贤才者得天下，主张用贤相良将以治平天下。

他认为，秦国的崛起，高祖得天下都是得人以兴的典型。

在《史记》二十一传中，秦国人物就占九传。

司马迁给这些人作传时不遗余力，而对那些“无所发明，唯唯喏喏，备员而已”的官僚则是一笔带过。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大一统观则是直接继承了其师董仲舒公羊学说中的大一统理论。

在《史记》中，从宏观的角度讲，上下三千年，民族互相融合和统一是主线，贯穿着全文；从微观的角度，司马迁虽然批评了秦始皇的残暴，但也客观评价了他“功过五帝，地广三王”的“维偃干革”的统一的功劳。

这些都表明了司马迁推崇儒家的选贤任能的思想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

在历史观方面,，司马迁《史记》改造了董仲舒的循环论思想并把民心向背作为国家兴亡的重要因素, 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论把朝代分为黑统、白统和赤统，三者依次循环，改朝换代，其道是不变的。

司马迁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高祖本纪赞》云：“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若”者，象也，似也。

司马迁的历史观与“三统循环论”貌似相类，实则是有所区别的。

《史记·天官书》云:“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

为国者必贵三五。

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司马迁的“三无往复”仍带有循环论的框架，但重点是讲变：而且只有究这种“天人之际”才能“通古今之变”。

这种“三五之变”就是司马迁对董仲舒循环论的改造。

把民心向背作为国家兴亡的决定因素则是司马迁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民为邦本”的仁政基本观点。

孟子有言：“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就是对孟子这一理论的高度概括。

在《史记》中，司马迁的贡献在于“他第一个真正用这一观点考察了历史的变迁，生动地描绘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从正反两个方面贯穿全书。

”武王灭商,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则是周得人心而商纣失人心的明证。

秦之速亡，陈涉发难是因为天下苦秦久矣。

楚王是“子羽暴虐”，汉兴是“汉行功德”。

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儒家思想提倡的以民为本，民贵君轻思想的正确性。

在道德观上,，司马迁《史记》继承了儒家的礼仪制度和道德准则,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

儒家思想强调仁义, 重视伦理道德。

“仁”是推动“复礼”的道德动力和思想保证，“仁”从属于礼，礼是道德的最高表现。

孟子要求统治者用他们的“恻隐之心”去实行仁政，荀子也提倡礼法并重。

董仲舒将礼的观点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根据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和仁义道德思想，提出了一整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学说。

司马迁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他基本上拥护儒家的礼仪制度和道德准则。

首先在体例上，司马迁把《礼书》作为八书之首，说明他对礼制的重视。

其次在内容上，《史记》大量记载和表彰了那些忠孝结义之士的事迹和美德，给予了他们高度的评价。

再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司马迁在这里面也同意儒家思想在义上维护等级秩序的重要作用。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司马迁是赞同儒家思想中的礼义道德观的。

三、儒家思想对司马迁人格产生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主导思想，特别是在西汉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作为统治者大力提倡的官方统治思想，对文人士大夫的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

生活在这样时代下的文人司马迁，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其史记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体现在对其人格精神产生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司马迁的人格精神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其身上所体现的“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精神；二是其身上所体现的儒家的“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

儒家思想对司马迁人格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它能够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发奋著书。

这种精神具体体现在他《史记》的创作过程中，司马迁因替李陵抱不平，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成为他心灵上一道永远无法弥合的创伤。

司马迁的悲愤之情和内心的沉痛在他写给好友仁安的《报仁安书》中的这样一段描写我们可以看出。

“顾自以为身残处秽，欲盖反损，是以独郁悒而谁与语。

悲夫!悲夫!事来一二为俗人言也。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也！”（《报仁安书》）。

《孝经·明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对汉代的封建士大夫而言,保住父母赐予的身体发肤不受丝毫损伤,这是最起码的孝,否则,便无从言孝了。

而司马迁身受缧绁,被处以宫刑,在他自己看来,也是受尽了侮辱,而且辱没了祖先,经历百世也洗涮不清。

面对这样的奇耻大辱，司马迁并没有通过寻求死亡去解脱身上背负的耻辱，而是秉承父亲的遗训，决心续修《史记》，舍“小孝”而取“大孝”,以告慰老太史公在天之灵。

儒家思想中崇尚人生最大的理想是立德,立功,立言,即司马迁所说的“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并以此为安身立命之道”。

立德，立功，对此时的司马迁来说已无能为力。

因此只有“立言”才是它能实现的。

故而，司马迁以孔子、屈原、左丘这些前贤先哲为楷模，隐忍苟活，忍辱负重，发奋著书立说，并以先父遗志为精神支柱，一步步完成《史记》的著述。

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司马迁受儒家思想中“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精神的影响，才使他能够在遭受如此巨大的人生挫折之后，依然能够忍辱负重，坚定自己的信念完成历史巨著《史记》的创作，最终扬名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