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里达_文字学_看解构主义

・哲学研究・

从德里达《文字学》看解构主义

李东兵

(复旦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433)

[摘要]　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和旗手已广为人知,解构主义理论产生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和时代背景,它是

自尼采开始到海德格尔以来对西方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进行清算的哲学运动的继续,它试图更为彻底地颠覆本质主义与逻格斯中心主义,改变长久以来文字对言语的从属和被压抑地位,以解放蕴藏在文字之中的无穷活力,但是理论本身的矛盾使这一目标的实现困难重重,并常常不免陷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泥坑,因此有必要审慎理解解构主义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作用。

[关键词]　解构;文字;能指;逻格斯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4)03-0084-03

　收稿日期:2004-02-05

德里达是当代法国杰出的新生代哲学家,他所提出的“解构”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社会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的学者们所引用、解释、争论着,德里达的名字作为当代的为数不多的思想家的代表,成为后现代思潮的标志之一,读懂德里达也似乎成为了解当代人类世界思想成果的必修课程。然而像许多研究者已经提出的,德里达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晦

涩的思想家之一”

(李秀林语)甚至比号称古希腊晦涩哲学之最的赫拉克里特亦有过之,德里达的晦涩人所公认,因此解读德里达本身就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按照德里

达的说法解读就是符号的延异(difference ),这一过程本无一个终极趋向,或者一个确定的目标,而是一种无向性延伸,这就使得对德里达的解读呈现出一种活跃而异彩纷呈的局面。

德里达著作甚丰,已刊印的有《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别》、《言语与现象》、《哲学的边缘》、《撒播》、《绘画真实》、《丧钟》、《明信片———从苏格拉底到弗洛伊德等》、《符号海绵》、近期对中国读者印象尤深的《马克思的幽灵》等等,其中多部已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并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德里达最广为人知,也最能体现其思想特征的就是解构主义,这一思想同时也成为后现代思潮的主要特征。解构的英文译名是deconstruction ,从字面上说就是对原有的结构作破散和拆解,这一构词很好地说明了解构的意义,德里达说,解构首先是一种方法,一种策略。其应用的领域涵盖整个人类知识总体,这一领域及其广泛,甚至我们对解构的意义的解释也当在解构之列,因此这一方法本身便蕴涵着一个矛盾,如果一切都在解构之列,那我们拿什么去实现这种解构,这可能是导致德里达哲学晦涩的原因之一,因此德里达不得不一再说明“解构在一定程度上居住在这种结构中,只有居住

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才是可能的”[1]

然而“由于必须从内部入

手,由于要从旧结构中借取破坏工作的所有策略上和结构上的办法,解构工作始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自身工作的牺牲品。”我们当然不能以形式逻辑来说明这一方法的不可能性,但是这在一开始便提醒我们这种方法的复杂、困难、甚至是危险性,解构的对象是人类知识,我们当然不可能事无巨细,一一进行,只能从它的基础做起。人类知识的载体是文字,我们不可能离开文字来谈人类知识,因此德里达非常重视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像《文字与差别》、《言语与现象》、《符号海绵》都属此类,其中《论文字学》是其解构主义思想的主要策源地,本文就试图以对《论文字学》的解读来一窥解构主义的脉络。

首先,文字学grammatology 一词的译名来自希腊语字根gramma ,有字符、字母的意思,德里达正是想从字符这一语言

最基本的构成因素开始,来解读整个西方文化。在西方哲学史中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一种对一、本源的情有独钟的追寻,泰勒斯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一种元素,其后的恩培多克勒、德谟克里特虽然对世界元素稍有扩展,但是一个基本的思维取向就是认为世界是有本原的,因此对本原的诉求始终贯穿着西方思想史,柏拉图可以说是这种追寻的一个界碑,本原不再是某种可触可感的实体,而是只有思想和灵魂才能接近它的观念(idea )或者有译作理念,在赫拉克里特那里叫做逻格斯(logos ),逻格斯是世界的本原,也是思想的目标和对象,是灵

魂的家园,但是,逻格斯并不像水、或者火那样可触可感,他要行诸于世,为人所知则必须通过语言,这样语言问题从西方哲学诞生之日起就是同哲学不可分离的重要命题。广义的语言按照其表现形态分为口头语言(或者又作言语,discourse ,oral )和书写语言(verbal ),他们的作用是相同的,就是作为逻格斯

　2004年　第3期兰　州　学　刊

No.3　2004　总第138期

Lan zhou xue kan G eneral.No.138

(soul)的外在表现(body),这样人类接近逻格斯(相当于本原,本质,或者在上帝的无限理智中被思考的意义)的方式有三种,首先是灵魂,其次是口头表达,再次是书面纪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灵魂最接近本质,口头语言是对心灵情感的直接表达,而书写纸是对口头语言的纪录,这种分析在整个西方古典哲学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在洛克、莱布尼兹、黑格尔那里都有论述,其中尤其以古典语言学的集大成者索绪尔那里表现得最为集中。索绪尔对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把语言学归入符号学之中,对文字的作用索绪尔有一标志性论述:“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惟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2]这一论述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文字相对于语言所扮演的角色,这正是德里达所不以为然的。

德里达要建立的文字学目标明确,那就是针对“处处支配着文字概念的人种中心主义”,或者是“罗格斯中心主义”,颠覆这种支配了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的精神钳制,从而建立另一种代表了人类未来趋向的新的“世界的文字概念”,这一概念具有比拼音文字更悠久的历史,但却被拼音文字的产生所掩盖,并且“受隐喻、形而上学和神学的钳制”,这里德里达的文字概念已大大不同于我们在人种中心主义背景下所习见的文字,也就是说这一文字已不仅仅是对言语的符号化记录,不再是能指的能指,而是对应着一个“未来世界的思维方式”,至于这种未来的方式究竟如何对德里达来说“已经在望,但是无法预知”,可见德里达是要在今天的范式中建立一种未来的哲学(或许这一称呼并不符合德里达的原意),这就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把德里达们所要建立的哲学称为后现代了,但是这一努力所要克服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德里达觉得即便做最好的打算,这一工作可以克服一切技术上认识上的障碍,砸烂一切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桎梏,文字学也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并且以这一名称出现,无法确定其计划和对象的统一性,甚至既不能阐述他的方法,也不能描述其适用范围”[3],那么在这样一种冒险的工作中德里达究竟要干什么呢?

德里达的问题是放置在语言在信息时代的爆炸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上的,如德里达所言,语言问题从来就是思想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到柏拉图的《巴门尼德斯》对话无不如此,但是它“过去从未像现在这样渗透到形形色色的全球性研究领域以及在意像、方法和思想体系方面千差万别的话语之中”语言在今天的特征就是“膨胀”而且是符号本身的膨胀,各种各样自觉不自觉的观念包裹在各色语言华丽外衣中,形成诸如时尚、前卫之类的诱剂,甚至语言本身就构成了对人的控制与引诱,而作为历史———形而上学的固有目标即找寻关于真理、目的的终极体系并未呈现,人们依然生活在不确定性的游梦之中,真理与逻格斯作为无限所指的承诺并未兑现为语言的确定性。德里达用一段颇具隐喻性的描述展现了历史———形而上学语言观的窘境:“一个历史———形而上学时代必须最终将整个上不确定的领域确定为语言,它之所以必须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欲望试图从语言游戏中夺取的东西又被这场游戏所夺回,而且是因为语言本身的生命同样受到了威胁,它茫然无措,在无穷无尽的恐惧中随风飘荡,他在自身的限制似乎消失之时,在不再心安,不再被看来超越它的无限所指包容和环绕之时,被抛回到自己的有限性。”[4]

德里达认为伴随着这一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文字的崛起,而且新时代的文字已经远远超越了历史———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文字的范围,也就是说文字已经不仅仅充当一般语言的特殊形式、派生形式、附属形式,不再是能指的能指,或者主要能指的不一致的复制品,文字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再是语言的支系,而是反过来语言被包含在文字之中,文字的应用已经大大超过语言的范围,在人们无法用音义结合语言来表达的领域,文字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德里达提供的例证包括理论数学、控制程序、生命细胞中最基本的信息过程,这些显然都是传统语言所无法表述的领域,同时在这些领域之中的使用的表达式也无法转译为音义同一体,在语言无能为力的范围之外能保证理性的正常运作的是文字,当然德里达的《文字学》中的文字也迥异于或者说涵盖了现存的我们称之为文字的一切形式:“我们通常用文字来表示这些东西:不仅表示书面铭文(inscription)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表音文字的物质形态,而且表示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的总体”[5]。

在德里达看来文字对语言的超越早已开始,比如手势语可以用来表示行为、情绪、思想、反省、意识、无意识、经验、激情等(显然手势语也包含在德里达的文字学的范围之中),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原因就在于旧的逻格斯中心主义的长期蒙蔽。

德里达虽然试图推倒逻格斯———语言统一体的神话,但他仍然逃脱不了另一个神话的支配,即理性的神话,不管怎么说文字(不管是传统意义上还是德里达意义上的文字)总是在理性的支配之下,当然这一理性已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被追逐和无限趋近的逻格斯之图。德里达写道:

“理性支配着大大推广和极端化的文字,它不再源于逻格斯———也许正因为如此,它应当被抛弃。它拆毁所有源于逻格斯的意义,但不是毁坏,而是清淤(desedimentation)和解构(deconstruction)。”[6]

至此德里达的目标和计划已经充分展现给了我们,那就是超越传统的语言文字观念建立一种更适应现代人类理性发展状况的崭新的符号学(本人认为叫做符号学可能更妥帖一些),对与文字一道潜藏在语言(应该是更加广泛意义上的一般语言)之中的旧形而上学残余加以清理,还文字以本来面目,还文字以更广阔的施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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