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审判

苏格拉底的审判

西方文明源于古罗马文明，古罗马文明源于古希腊文明，而古希腊文明的一个精品，则是以万神之王宙斯的女儿智慧女神雅典娜之名命名，并尊其为城市保护神的雅典城邦。

直至今日，雅典城邦连同她的故事，不仅是许多历史学家，也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及哲学家们研究的对象。关于雅典城的故事记载，可谓是汗牛充栋。

在雅典城建立后的数百年间，这座以智慧、勇敢和民主体制著称的城邦经历了无数的刀兵和天灾，却在智慧女神和说理女神的荫护下，始终屹立不倒，然而，在公元前399年，雅典城却开始走向了衰落了，而且是从精神上被彻底打败了，对手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一位被称为“西方的孔子”的哲人，因为一场审判。

两千多年后，历史学家对于这场审判所做的评价是：在西方文明史上，除了对耶稣的审判和处死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的审判和处死，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了。

没人反对这个观点或者可以说是结论。甚至有人说：基督耶稣的审判和处决，是《圣经》中的记载。而《圣经》毕竟是一部宗教经典而不是历史。或者说，基督耶稣被审判和处决，其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从宗教意义上而言是为了完成神的使命，并以其复活证明神迹的存在。而作为一个肉体凡人的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那场审判中，刻意而决断地选择了死亡，坦然与微笑后面，隐匿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弘

扬学说而杀身成仁，还是嘲讽所谓雅典城邦民主模式的虚伪？

假说与推理，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大多是隔靴搔痒，雾里看花，臆断古人。

1989年，一位80岁的老人，美国新闻记者I.F•斯东，在临死前出版了他生命中最后十年的研究结果，做出了最大胆的假设与推理：七十岁的哲学家、雅典城受人尊重的老人苏格拉底，感受死亡将至，在无法忍受病痛和悍妻折磨和自己的学术结果不为世人所接受的情况下，策划了自己的死亡方式，以一场浩大的审判，以法律正义的名义，判处自己死刑。把自己生命的余烬，凝成一个死亡之谜，给后人留下了一道人文学科的“歌德巴赫猜想”，人们将因为好奇而探寻他的死亡的原因，也正因为探寻而发现并惊叹于他的哲学理念的先知力，如同一群寻宝者，不辞辛苦进入溶洞，根本没有宝藏存在却发现了一处史前人类文明遗迹一样。

这场谜一般的审判从一开始，就是一次场面壮观的人民审判。

说其壮观，一点也不过火，因为这场审判仅法官就有500名，是从雅典城中享有公民权的市民中通过随机方式抽选出来的，其中有贵族，有哲学家、但更多的是“漂洗羊毛的、做鞋的、盖房的、打铁的、种田的、做买卖的……”，（苏格拉底的原话，记载在苏格拉底弟子色诺芬所著的《言行回忆录》中）其中有苏格拉底的朋友，也有他的敌人，似乎代表着最广大雅典城人民的利益，当然，妇女和外邦人除外，因为他们没有公民权。我在这里，没有提到奴隶，因为在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法律中，奴隶并不是人而是一种财产，采用法律的格式语言说，

他们是物，是会说话的财产，是法律关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

在这场审判中，法官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没有一幢建筑所能容下所有人，特别是数量更为庞大的旁听者，因此审判是在露天剧场进行的，在这里，苏格拉底的一个朋友，古希腊最著名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所创作的喜剧曾经给市民们带来欢乐，也正是在这里，雅典人审判并最后决定处死他们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下面，笔者打算以导游解说的身份带大家进入法庭，聆听一下这场古老而扣人心弦的审判。

合议庭组成：法官数量：500名。

裁判方式：无记名投票。

裁判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公诉人：三名雅典城普通市民，主公诉人为一名鞋匠，苏格拉底是他的客户之一，苏老对其手艺评价甚高，当然是指制鞋而不是指公诉艺术。在古希腊法律中，市民不仅可以就受侵害的个人利益提起诉讼，也可就公众利益提起公益诉讼。

罪名：不敬神祗和以歪理学说腐蚀青年。

被告人：苏格拉底，男，七十岁。

职业：无业（因为哲学家在当时显然并不是一个可以赖以谋生的职业）。

政治面貌：雅典市民，享有公民权。

兵役状况：已服。（年轻时曾为雅典城邦而战，且因为作战勇敢而受到战友的尊重。）

不良记录：经常在雅典城的路上及市场中拦截他人而并与之探讨生命的意义，只有在人们不堪其扰并承认对于人生意义一无所知时才停止纠缠，不顾及别人为了谋生而忙碌烦躁的心情。

口头禅：其实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诉讼代理人：许多人争当他的辩护人，包括他的得意弟子柏拉图（就是以精神恋爱法和《理想国》闻名于世的那一位），但苏老觉得还是选择自行辩护的好，将这份展示口才的机会留给了自己。

诉讼背景及形势分析：总体对于苏格拉底比较不利，因为当时的雅典城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历史阶段。雅典城一向以民主作为自己城邦的信仰和价值构建体系，并蔑视同是希腊文明的另一个城邦代表斯巴达的存在价值，这是一个以纪律、尚武精神、荣誉甚至严酷的优胜劣汰生存法则为基础构建的城邦，也是希腊半岛中唯一能与雅典争夺霸主地位的城邦，在审判发生之前，爆发在两者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希腊大大小小的城邦几乎全被卷了进去，要么站在这边，要么站在那一边。

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争夺希腊霸主地位的战争，不仅说是两种城邦组织模式的竞争，套用一句时尚的话，就是不同意识形态间的热战。公元前399年，也就是我们这场审判发生的那一年，雅典城正面临空前的政治危机。

雅典城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城邦的民主传统和智慧。正如这个城市以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为自己城市的保护神一样，这个城邦供奉的另外神祗是说理女神倍多和议会之神宙斯阿戈拉奥斯，这也是雅典

城理性和民主代议的象征。

但是，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雅典城却面临着斯巴达强大战争机器的所带来的生存压力。战争期间，郊区大量的难民逃入城中，剧增的人口给城市设施和公共卫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导致瘟疫流行，雅典城最著名的统帅伯利克里也在瘟疫中染病身亡，此外还有大量的青壮年男子，包括自由民和奴隶，这一切，都严重削弱了雅典城的实力。更可怕的是信仰的丧失和对于雅典城传统民主制度怀疑情绪的泛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之后，公元前411年和404年，雅典城发生了两次政变，政变者以寡头政体的方式组建了城邦新的领导体制，但由于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暴力而不是来源于选举，在历史上，他们被称为“僭主”，其意即为谋权篡位的人。

更要命的是，这些政变者中有几位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们在夺权成功之后，也曾经邀请苏格拉底加盟，一来是想借用他的知名度和号召力，二则苏格拉底对于雅典城传统的民主制度也颇有微辞，长期持嘲讽批判的态度，这让人们误以为他也反对民主政体。

两次僭主统治的时间都不长，有着深厚民主传统文化底蕴的雅典人民很快就推翻了他们，政变者受了审判，被处决或是流放。

但雅典仍余悸不安，败给斯巴达后，雅典城需要一个内部敌人，确切地说，雅城需要一个替罪羊来承担失败的责任。

苏格拉底对此一无所知，他仍沉醉在扮演着“雅典牛虻”角色中，大街上、树下、澡堂里，谈论生命、艺术、哲学和政治，批评着他所看不惯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