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分裂的经验教训

中苏关系分裂的经验教训中苏关系历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领域，就目前研究看，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的讨论涉及到诸多方面，既有对具体事件的考察，如苏共二十大路线、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停止核援助、苏联对人民公社的反应、中苏边界冲突等，也有抽象角度的分析，如意识形态的对立、方针政策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乃至个人性格的差异等。

展现了中苏关系错综复杂甚至有些诡异的变迁过程。

对于这个复杂过程，本文从中苏各自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构成和选择等角度，探讨中苏关系分裂对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影响，重点在于揭示国家利益对中苏关系分裂的影响及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

首先，我们阐述国家利益的界定及中苏关系变迁过程简述。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衡量国家对外政策的标准，其内涵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一是逻辑上必需的利益，相对永久存在，如领土完整、政治制度延续、文化认同等等，是国家构成性的核心利益；二是依环境决定与变化的利益，依据环境变化而不断更新自己内容的利益。

这种环境主要指外部国际关系背景，特别是指直接影响到国家主权事项的重大外交关系。

从现实上看，这种重大外交关系不仅影响到依环境决定与变化的利益，对国家实现逻辑上必需的利益也会产生影响，例如邻近国家交恶，经常直观地表现为领土边界争议和边境上的冲突，甚至演变为局部重大武装冲突和战争。

回顾中苏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变迁过程，简单归纳如下：第一，20世纪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

国家利益的一致构成了两国关系的蜜月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结盟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选择发展模式这一国家构成性的核心利益具有关键作用。

但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苏条约也是不平等的。

第二，20世纪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时期。

分歧的焦点，一般观点认为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利益的矛盾。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中国首先跳出了苏美两极对恃格局，摆脱了苏联模式影响，对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20世纪70年代的对恃时期。

中国的反帝反修，到建立反修统一战线，表面上是思想意识分歧，实质上是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对撞。

第四，20世纪80年代正常化关系十年谈判时期。

中国与苏联围绕消除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进行谈判，为国家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苏各自围绕国家利益的界定、构成和选择等所作出的不同判断，既是中苏关系变迁的一种体现，也反映了这种体现对中国国内社会变迁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第二，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界定方式决定了中苏关系的变动。

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国家利益大相径庭也是导致分歧的重要原因。

例如对于和平共处原则的分歧，绝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是革命理念上的区别，苏联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和文化，控制着大量历史上也和它有过特殊关系的东欧卫星国，还面对着德国、法国、土耳其等国的压力，这些状况都让苏联成为一个欧洲国家。

虽然它拥有半个亚洲，但经济、人口、文化、政治重心仍在欧洲。

对于苏联来说，冷战的前线是柏林墙和达达尼尔海峡，而不是朝鲜半岛三八线或是中国福建省的海岸，苏联要想有和平的建设环境，与欧洲的西方国家缓和就不可避免。

而中国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

中国的邻国除了苏联外都是交往已久的亚洲国家，且除朝鲜外全是战后建立的民族主义政权。

中国外交的重心是对苏外交和处理和与周边亚洲小国的关系。

中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和美国正处于军事和政治上全方位敌对的状态，对中国来说社会主义阵营如果能和美国开战自己的压力就减轻了，因此中国并不热衷于和西方国家缓和关系，反而希望用战争的方式向其他落后地区输出革命。

第三，中苏关系破裂及其对中国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中苏关系变迁既影响到国际关系，同时国际关系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格局的变化也影响到中苏关系，进而影响到中国国内社会。

只有在这一框架中审视和考察中国所采取的外交和内政政策，才可能得出较为全面客观的解释。

中苏关系影响国际关系格局。

中苏关系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直接影响和改变了整个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

1950年代初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最终决定了美国远东战略的走向，于是冷战从欧洲扩展到亚洲；1960年代初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导致中美关系趋向缓和及正常化，以致中国退出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为标志的冷战舞台。

中苏关系与国际环境变化之间存在互动。

中国在1970年代对中苏关系的双边藩篱的跳出和跃迁，改变了国际关系环境。

197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局面和外交上的被动态势，中苏关系几乎是中国外交关系中的主要内容。

朝鲜战争、中印边界争端，乃至在左倾思想下和三十多个国家之间的外交紧张，造成中国不仅被迫依附于苏联划定的发展轨道，而且中苏之间的外交回旋空间极为有限。

为改变此不利的国际环境，中国首先跳出了苏美对立的两极格局，使中苏关系反而有了回旋的空间和博弈的机遇。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

尽管中国并不是独立的一极，但这也是中国走独立自主外交道路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毋庸讳言，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所迈出的重大步伐和最大收获就是开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使中国重返联合国等，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从历史承继性来看，冷战结束前，中苏、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和外交实践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核心地位。

顺延这一轨迹，在现阶段以至未来发展中，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依旧是我国外交当中两对重要的双边关系。

即使中俄美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三国之间事实上仍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牵动作用，尽管当前这种三边互动关系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中苏美三角的互动。

第四，中苏关系的历史启示及对中俄关系的展望回顾中苏关系从同盟到分歧、对抗，从同志到反目为仇，历史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中苏同盟对新中国的建立、选择社会发展模式具有重大作用；中苏对抗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影响深远，改变中国经济结构及布局。

如“三线建设”、“备战备荒”等。

中苏之间由意识形态一致到意识形态纷争，本质上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反映。

在处理国家关系时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混淆，各方出于对各自国家利益考量，均要求对方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苏方在处理两党关系上还存在命令主义，不能平等对待中国。

处理21世纪中俄关系，必须是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界定方式决定了中苏关系的变动，而这种变动正源于中苏各自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界定方法。

当时，中国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

及至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

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

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

其表面的弊病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而深层次的弊病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综观共产党之间及共产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

实际上，苏联正是其始作俑者。

苏联1918、1924、1936、1977年宪法都规定苏联“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掌握”，但事实上苏联共产党是国家权力最基本、最主要的承担者，党的各级组织构成了苏联社会的实际政治权力体系。

以人民福祉为根本确立国家利益。

1990年代初期，震惊世人的苏东剧变使中国进一步考虑如何正确界定国家利益，以及以此为基础处理继之而来的中俄关系。

反思苏联成立、发展和解体的悲喜剧，以及其在中苏关系乃至国际关系中的利弊得失，可以看出，国家利益当然是国家应当明确和维护的首要目标。

但是，与此同时，国家利益的维护和追逐，应始终注意到人民福祉。

只有彻底从意识形态转变到国家利益为目标，并在国家利益的实现中始终高度关注人民福祉，才是现代国际关系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中国家的现实选择。

正如诸多研究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文献表明，对人民福祉的忽视甚至践踏，是其中最主要的根源之一。

应当指出的是，与国际关系联系层面更多的国家利益和与国内社会联系更多的人民福祉具有微妙的区别，尽管两者经常是重叠的。

一方面，国家整体的某些公共利益事项，就人民福祉而言经常涉及时代、地域、部门之间的差异。

而在实现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有可能损害其中部分群体的利益。

更因为作为实质决策者的执政党，更要克服不民主、不科学甚至少数特权群体的决策方式。

另一方面，特别是出于变化多端的国际社会背景，国家现时的和中长期的国家利益与当下的人民福祉具有一定的不对称性。

这就特别需要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真正建立以人民的利益为基础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在经历了两国关系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之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和中国在苏联解体后都成熟起来了，双方都很现实地看待各自的国家利益，并在双边关系的正常化中正当有效地实现这种国家利益。

从1992年中苏相互视为友好国家，经1994年确立为建设性伙伴关系，到1996年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2004年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最终解决边界问题，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持续、稳定、日臻成熟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进入了历史上双边交往的最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