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人格特征与领导行为的研究述评

【人格心理学研究】

政治家人格特征与领导行为的研究述评Ξ※

朱金卫,　张　锋,　李春茂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092)

[关键词]　政治心理学;政治家的人格;政治领导行为

[摘　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心理学有关人格与政治行为的研究从公民转移到政治家,主要从认知方式、动机与领导绩效、一般人格特征与行为方式等探讨了政治家的人格特征对其领导行为的影响,取得了重要进展。最近的研究表现出两个基本趋势:一是力图将公民的人格与政治家的人格特征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二是改变了过去对政治行为的宽泛理解,而集中探讨政治家的人格特征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B848;C91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4)06-0020-06

一、从公众的人格到政治家的人格

政治行为与人格的关系问题是西方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传统课题。这个领域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个人稳定的心理特征的人格是如何渗透到人们的政治活动中去的?在西方国家,参与政治活动的人群一般被划分为三部分:一是普通公众,例如选民;二是政治家,例如总统;三是政治活动家,即在普通公民与政治家之间处于中介地位的政治人物。因此,有关人格与政治行为的关系问题又被细分为3个具体的问题:[1;2]第一,普通公民的人格是如何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的?第二,政治家的人格是如何影响其政治决策行为的?第三,政治活动家的人格是如何调节其政治态度和行为的?20世纪70年代以前,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普通公众的人格特征与政治行为的关系,这有两方面的原因:[3]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研究者对于战争期间德国公众为什么普遍屈从于希特勒的纳粹统治感到迷惑不解;二是以公众为对象研究人格与政治行为的关系实施起来容易,其基本程序是对一组公众在实施标准化人格测量的同时进行政治态度方面的问卷调查,然后分析两组

数据之间的关系。这个方面的经典研究当数对权威主义人格的研究。[4]研究者在广泛访谈的基础上,设计出一系列被认为能够反映法西斯主义者政策和实践的人格测验项目。例如,最初设计的“反犹太主义量表”(The Anti2Semitism Scale)用于测量一个人是否具有反犹太人的极端偏见性刻板印象。由于反犹太主义者通常对其他种族也表现出敌视态度,因此后来设计出更广泛的“民族优越感量表”(The Ethnocentrism Scale),用于评定坚持传统主流文化价值的偏见。另外,“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The Political2Economic Con2 servatism Scale)则更直接地测量个人对政治现实的态度取向。然而,对于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影响最大的当推F2量表(The F Scale),该量表不仅用于评价个人“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倾向”(potentiali2 ty for fascism),而且可以评定广泛意义上的权威主义综合症(authoritarian syndrome)。体现在F -量表中的基本假设是,那些拥有权威主义信念的人具有某种形式的人格失调,由此研究者试图整合政治行为中认知和动机两个方面的因素,用来解释具有权威主义人格的人的政治信念与政治

2004年11月

第36卷第6期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Nov.,2004

Vol.36No.6

Ξ[收稿日期]2003-09-22

[作者简介]朱金卫(1973—),男,陕西子长人,云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现为陕西教育学院教育系教师),研究方向为人格心理学。

　3　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农村直接选举中选民选举行为的社会心理问题研究”(云哲社通2003)成果,项目负责人:张锋教授。

态度。F-量表是当时人格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工具之一。

一般地说,非权威主义派强调公众应享有较多的行为和信念自由,而权威主义派却强调对权威人物的绝对服从。一些研究者考察了权威主义人格与其他政治行为变量的关系。例如Sales的研究表明,在社会面临严重威胁时,权威主义作为一种防卫机制或者自我保护性应对行为而起作用。因此,当一个民族面临严重威胁或危机时,公众权威主义的水平就会迅速提高。[5]这一点在美国“9・11”事件前后公众对美国总统的支持率的巨大变化得到印证。在“9・11”事件之前,在任美国总统的公众支持率在40%以下,而在“9・11”事件之后,公众支持率立刻上升到80%以上。这说明在公众受到压力威胁时,普遍具有一种渴望得到权威政治家的保护的心态。Sales还考察了经济发展对美国权威主义派和非权威主义派力量消长的影响,发现经济繁荣往往促使非权威主义派成员的增加,而经济萧条则常常促使权威主义派占支配地位。后来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了Sales的结论。例如,混乱的经济往往与美国人对权威主义电视节目的高收视率有关,甚至激发人们对心灵学研究(即对迷信信念的推测性探讨)的流行。这说明,威胁性的环境状况给权威主义的表达提供了温床。

但是,局限于对政治参与者人格特征的研究难以说明政治家在重大政治事件中的作用,也难以阐明政治参与者与政治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70年代以后研究者则把侧重点转移到探讨政治家的人格特征与其政治决策行为的关系问题上来。这个方面的研究沿着两条思路展开。一是质化研究,即对政治家传记资料进行心理分析。在70～80年代有许多研究者热衷于对诸如希特勒、甘地、威尔逊、尼克松等政治人物的人格特征及其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方面的研究是由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完成的。在主流心理学家看来,他们缺乏当代人格理论与方法学方面的正规训练,因此研究结果难以获得主流心理学家的认可。所以80年代以后,这种研究思路在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倾向两个方面都被削弱,未能成为当代主流人格研究中的中心。二是量化研究。要对政治家的人格特征和政治态度进行直接的量化测量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主要的困难在于研究者难以获得政治家人格的直接的测量资料。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对政治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定量分析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个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始于Winter及其同事的研究,他们采用间接评定技术测量了美国总统的动机类型,并客观测量这些动机对其工作绩效的影响。[6;7;8;9]此后,有的研究者开发了用于测量政治家认知风格的技术,[10;11]也有研究者尝试把标准人格测验工具和技术(诸如Q分类和形容词检测表)扩展到对政治家的研究上去,[12;13]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对政治家人格的客观性研究的发展。

二、政治家人格与领导行为的主要研究

(一)政治家认知方式的研究

个人在思维复杂性方面具有显著差异。面对复杂的国内与国际事务,要求政治家具有高度复杂的思维方式,这种能力既需要对环境进行很好的分化,也需要对环境进行充分的整合。政治心理学家应用整合复杂性(integrative complexity)的概念来表征政治家的认知方式,认为政治家在整合复杂性方面的差异对于政治事件和政治家的工作绩效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Suedfeld和Rank通过考察5次革命中19个主要政治人物的整合复杂性证明,失败者的显著特征是坚持其简单的思维习惯,而成功者为了制定更加现实的方针政策而设法改变其思维模式。[10]有研究表明,如果政治家在处理国际争端的关键问题时能够避免思维的简单化,就可以避免通过战争来解决国际危机。[14;15;16]政治家的综合复杂性特征也影响他们的政策偏好。Tetlock通过对美国第82届国会的35位参议员的演说词的内容分析,认为那些鼓吹孤立主义的议员在综合复杂性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那些主张美国应继续参与世界事务的议员。[11]Tetlock还进一步证明,保守派参议员在综合复杂性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温和派和自由派议员。[17]

(二)政治家动机与领导绩效关系的研究

人们的差别不仅体现在信息加工能力和方式方面,而且也体现在行为的动机方面,此种差别同样存在政治家的政治行为中。在政治舞台上发生的每一事件、决策或者行动的背后都必然涉及政治集团的某种动机力量,因此仅仅依靠认知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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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期 朱金卫等:　政治家人格特征与领导行为的研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