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国学中的重要地位

11护本2班41号罗潋雯
儒学在国学中的重要地位
所谓国学，就是中华传统治学方法，最初分为象数派自然科学和义理派人文学术，就是今天的自然国学和人文国学的雏形，道家和儒家分别是两大学派的代表和核心。

其中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那么首先，我们必须对儒学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有一个很鲜明的了解。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

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

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

《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

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

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

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

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

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

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8）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9）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

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10）清初：
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

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

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

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

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如此可见，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

然而，儒家的特征也很明显。

其一、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其二、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其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其五、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而且，儒家思想也对人有很对的鉴借。

比如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已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已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已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等。

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值得人深思。

有人将儒学定位为“伦理本位主义”或“泛道德主义”，我是很不赞同的。

在十七年前出版的《儒家哲学片论——东方道德人文主义之研究》一书中有批评这些偏见的作者，从本质上把儒学定位为“确立普遍内在的人类道德主体性同时极为重视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对人生意义价值的肯定因而富有人文主义精神”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

之所以要对儒学作这样的定位，是因为我认为儒学尽管重视外在的人际关系之理，但在本质上是道德的、人文的，而非伦理的。

在儒学系统中，伦理讲的是外在的人际关系秩序（所谓“伦者，序也”）。

道德则是一种内在于人的心理自觉，是发自内心的东西（所谓“为仁由己”），如三纲五伦是伦理，仁、义、忠、信，温、良、恭、俭、让等等是道德。

如果我们承认儒学在本质上是“道德人文主义”哲学，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并不在于“三纲五常”，而在于儒学“以德为体，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文精神。

在我看来，构成这一道德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四大范畴。

所谓“仁爱”，按照孔子、孟子的说法，就是“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强调人的道德自觉、普遍的仁民爱物精神，由此而发展出从民本走向民主的人文精神。

像明清之际文学家张岱说的“予夺之权，自民主之”，像同时代的思想家黄宗羲说的“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思想，就是先秦儒家“仁爱”精神的发扬光大，是朴素民主思想的体现。

“和谐”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的共生、共处、共荣的精神。

这是对人类社会理想境界的追求，是人类永续性发展的生态需要。

《礼记礼运》宣传的“大同”理想，实质上是提倡“多元和谐”的“太和”社会理想。

因为儒家一向是重视“和而不同”、“和为贵”的。

所谓“太和”，就是最高的和谐境界。

正如《礼记中庸》所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
“诚信”体现了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和守信、守礼、守法的精神。

“诚”指的是真实无妄，“信”就是守这个“诚”。

儒家历来以“诚”为道德之本、行为之源，而以“信”为德目之一，并且重视“诚信”的实践，强调言行一致、知行合一。

“诚信”之德，对个人而言是立身之本，对企事业而言是立业之本，对国家而言是立国之本。

“民无信不立”，指的就是当政者要取信于民，才能成就大业。

东汉思想家王充的“实事疾妄”命题[４]就是典型的实事求是、批判虚妄的诚信思想。

所谓“中庸”，其实就是“用中”，即推行“中道”，强调的是不走极端，体现了公正、务实、协调的精神。

这种思想极为高明，走的是“执其两端，用其中”的道路，是一种辩证的、和谐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

但是，最能让我们陷入思考的是下面的一些有关儒学的情况。

众所周知，儒家之所以能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

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儒学有二千多年历史，至今海外犹有传人。

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梁任公曾指出："......所以我们可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诚然儒家之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

"（《饮冰室书话》〈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任公所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这话或者稍过了点，但中国几千年文化史是以儒学为主流则无庸置疑。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是以儒家做主的一个生命方向与形态"（《从儒家的当代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牟宗三）。

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主体。

但五四运动以来，今人对儒家已是疏远地厉害，且有着一种莫名的反感，一些偏激谬论充斥于世并混淆视听，在社会上也渐趋形成了一种影响。

事实上，肯定儒家是国学主体，决不是只凭现代新儒家、某些学者的主观情感，而是有着客观依据的。

儒家之所以是为国学主体，是由儒学的基本精神、广博范围、历史发展客观地确定的，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

因此，再兴国学，可以说便是重振儒学。

而重振儒学却绝不是某些人所误解的"复古"，更不是什么开倒车，而是本着马克思主义对待古代学说"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去理性地解剖它，应用它。

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完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现代化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扬弃、赋予新解。

中国现代化还需要儒学，之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它之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在于有它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干；其次，我们今天要实现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个中国特色，当然少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色彩。

所以，儒学在经过历史的锤炼和现实的洗礼之后，虽然经历了一路的风风雨雨，但最终还是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支持，也让它在国学的领域中占了很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