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_海洋国家_意识的发展演变及其现实影响_戚文闯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二○一六年第十四卷第四期︵总四十五期︶日本“海洋国家”意识的发展演变及其现实影响戚文闯（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摘要：新世纪以来，日本“海洋国家”意识愈加强烈，把海洋看做是立国之本，意图实现由“岛国”向“海洋国家”的转变。

这种海洋国家意识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并对当今日本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三大方面：加强与其他海洋国家的联盟关系；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挑战；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构建对中国的包围圈。

深刻认识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日本今后的外交战略和日本对华、对美政策的走向。

关键词：日本；海洋国家；中国；美日同盟中图分类号：D83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JL08-0027（2016）04-0071-05日本领土四面环海，可谓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国家。

近年来，日本在领土周边海域活动十分频繁，在南千岛群岛（俄国控制，日本称“北方四岛”）、独岛（韩国控制，日本称“竹岛”）、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不断趋于强硬，呈现出北争、西夺、南控的全面出击态势。

[1]在南海问题上，日本也是极力插足、推波助澜，并积极配合美国在南海所强调的航行自由口号。

日本之所以在周边海域及亚洲如此大动干戈，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以避免在中日两国海洋权益争夺中处于劣势。

而其中的深层原因则是日本近代以来所逐步形成的海洋国家意识。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已经深入骨髓，日本政府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把海洋看作是发展日本的立国之本。

但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轻视海洋到以海洋立国的过程。

一、日本“海洋国家”意识的发展演变早期日本人的海洋意识并不强烈，德川幕府时代，日本曾数次颁布“锁国令”，仅保留长崎一港与中国、荷兰等国进行有限的海外贸易，此时的日本仍然只是把海洋看做是保护本土的一道天然屏障，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与其他国家交流的通道、桥梁，“海洋围绕四方，唯有西部稍可停泊外国船只，且无袭来之虞”。

[2]21这种消极的海洋意识严重阻碍了日本吸收外来先进思想文化的渠道，也间接造成了近代日本的落后。

（一）近代日本海洋国家意识的萌芽与发展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学者林子平就提出了“海国论”，他认为日本是一个典型的“海国”，“海国须拥有与海国相称的武备，不同于中国的兵法和日本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各种军事学说的军事思想，不懂得这一点就难以建立日本的国防。

”[3]1同时强调海防中要重点关注对大炮的利用，把大炮“编制于日本全国滨海各地，以作为日本长期之武备，奠定与天地共存之准则。

”[4]17-18但如此有远见卓识的建议却并未被幕府将军所采纳，结果却以破坏锁国政策为名让林子平闭门蛰居，由此可见日本幕府统治者严守锁国政策之一斑。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政府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作者简介：戚文闯（1989-）男，汉族，河南开封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日关系史。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二○一六年第十四卷第四期︵总四十五期︶戚文闯日本﹃海洋国家﹄意识的发展演变及其现实影响改革政策，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随着国力的日益增强，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也日益增强，明治政府极力强调发展海军的重要性。

“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而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

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要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

”[3]57到了1872年，明治政府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海军省的建立为此后日本对外军事扩张提供了近代化的领导体制。

与此同时，日本又主要把清朝新组建的北洋舰队作为假想敌，大力购买新型战舰和加强军事训练，提高日本海军的战斗力。

据统计，在1880-1893年间，日本军事费用占每年财政支出总额的19%-30%，并且逐年增加。

[5]64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日本海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也是近代日本海洋国家意识提高和重视海军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日本政要也从海洋权益上着眼来为其对外侵略扩张寻找借口。

日本陆军元老兼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了主权线和海上利益线理论，“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

主权线者，国之疆域之谓，利益线者乃与主权线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是也。

”[6]152并将琉球群岛、台湾岛划入日本的利益线之中，而朝鲜则是日本海外利益线的新焦点。

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吞并琉球王国，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控制直至合并朝鲜等一系列侵略活动，都是日本极力扩大其海上利益线的具体反映。

（二）马汉“海权论”的影响19世纪末，美国的海军军官马汉提出了著名的“海权论”，指出了掌握制海权对海洋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和海洋国家建立霸权的优越性，“海权论”的提出对于英、美、德等欧美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亚洲国家--日本的影响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马汉认为“亚洲问题”的实质就是海权国家（主要是日本、英国）与陆权国家（主要是俄国、中国）对东起朝鲜半岛，西至小亚细亚这一“条形地带”的控制权的争夺。

同时夺取制海权的方法主要是实施海上封锁和舰队决战，关键在于海军舰队决战的成败。

1896年，日本东邦协会将马汉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翻译成日文出版。

该会的副会长副岛种臣在序言中强调:“我国是海洋国家”，[7]如果国民都能熟读这本著作，并能掌握马汉所提出的“制海权”，那么日本的海外贸易不仅可以称雄于太平洋，并且在国防上也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副岛种臣还把该书献给了明治天皇和皇太子，明治天皇观后大为赞赏，并发布手谕，诏令日本中学以上各学校的学生熟读此书。

秋山真之和佐藤铁太郎两人可谓得到马汉海权思想真传。

[8]秋山真之于1897年赴美留学，并就读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导师就是马汉。

回国之后，秋山真之加入了海军，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曾担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的第一参谋，并最早提出了在海军作战中应将战略和战术区分开来，他也是日本海军“八·八舰队”的倡导者之一，在日本海军的现代化和制度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佐藤铁太郎则被誉为“日本的马汉”，其在1892年便撰写了《国防私论》一书，极力强调发展海军的重要性，他认为日本应当采取“海主陆从”战略，海军应优先于陆军，日本的国防应以海军发展为主导。

1908年，佐藤铁太郎又撰写了《帝国国防史论》一书，该书是反映日本早期海权战略的重要代表作，也是日本基于自身的历史和地缘特点所构建起的海权观，这些著作都直接推动了日本海军力量的扩张。

此后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同时，也展开了蓄谋已久的“南进”战略，夺取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辽阔地区，构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但随着日本的战败，这种对外扩张型的海洋国家意识也走向了衰败。

（三）二战后对海洋国家身份的追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奉行保守主义的吉田茂内阁上台，针对战后日本百废待兴的局面，提出了“以出口求生存”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走上了一条“轻武装，重经济”的贸易立国道路，最终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固，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9]41与此同时，美国出于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考虑，极力扶植战后日本的重建，并通过签订条约与日本建立了同盟关系，此后的日本开始在美日同盟的保护下，逐步实施其陆海兼备的国家发展战略。

冷战时期，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虽然在战败后曾一度沉寂，但很快随着吉田茂、高坂正尧等政界、学界代表性人物对海洋国家身份的重新定位，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又重新高涨起来。

吉田茂认为“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日本在通商上的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二○一六年第十四卷第四期︵总四十五期︶联系，当然不能不把重点放在经济最富裕、技术最先进、而且历史关系也很深的英美两国之上。

”[10]10-11此后日本各界（包括学术界）也开始了对海洋国家身份的追求。

已故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是日本学术界主张日本是海洋国家的重要代表，他认为：“日本国民是‘通商国民’，日本的边疆在浩瀚的海洋，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是海洋国家，日本的未来在海洋。

”[11]250进入新世纪之后，国际上也都认可了21世纪是海洋世纪只说，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更加重视海洋权益，并提出了“新的海洋立国战略”，将海洋问题视为立国之本。

在近半个世纪，日本国内各方的推动下，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身份认同已逐渐深入人心。

二、日本“海洋国家”意识的现实影响从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角度来看，海洋国家论者，如吉田茂、高坂正尧等人都十分强调海洋国家日本的安全战略需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要加强与其他海洋国家的联盟关系，主要加强与美、英、澳等国的关系；二是海洋国家会面临位于亚欧大陆心脏地带强国的挑战，主要是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的挑战；三是海洋国家有必要在亚欧大陆边缘地带建立一个战略包围圈。

以上三点也是日本海洋国家意识不断增强的反应，近年来，日本也主要依照这三点来实施对外政策。

（一）加强与海洋国家的关系，尤其加强美日同盟关系二战后所逐步确立起来的美日同盟关系，一直被视为是美国谋取世界霸权的重要产物。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要想在东亚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就必须借助日本的力量，可以说日本是其核心支点之一，被美国视为“亚洲联盟的基石”。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美日同盟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通过建立军事同盟，日本可以获得美国方面的安全庇护。

“美日两国深化同盟关系的根本原因是具有核心利益的交汇点，这来源于美日对中国快速发展产生的对自身实力、地位的深深忧虑。

”[12]美日同盟作为冷战的产物，初步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经过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其军事同盟关系进一步凸显。

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消亡，反而在新环境下同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强化。

尤其是2015年4月美日两国最新修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令日美同盟的合作机制更为明晰，合作空间更为拓展，合作内容也更加广泛。

此外，2016年5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日本首相安倍陪同下，对广岛进行历史性访问，这也是美国在任总统首次访问被美国原子弹轰炸的日本城市。

[13]日本之所以一再邀请美国高官和总统访问被美国核弹轰炸的城市，目的在于一是以“受害者”姿态博取世界同情和国内民众的支持，淡化对外侵略的历史责任；二是为给修宪创造符合其预期的国内外舆论环境；三是进一步推动美日两国在政治上的交换与媾和。

其实质是美国重返亚太搞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日本追求修改和平宪法以成为正常国家的一次政治媾和。

在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日本积极谋求政治大国的双重背景下，美日同盟关系进一步加强以应对中国的崛起，如何趋利避害，减轻这种负面影响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