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人物：诸葛亮再度显圣 展示时空三层次的美

三国人物：诸葛亮再度显圣展示时空三层次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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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汪宏华在北京交通大学的讲座）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一个诸葛亮，但笔者以为就思想境界和创新能力总水平而言，当代一百个庸碌无能的专家、教授加在一起也难抵一个诸葛亮。诸葛亮的魅力远不只是表面的智多星或节操高尚，而是时空全方位、多层面的，极不寻常。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既能在民间被无限“拔高”，又能受到他的“仇家”陈寿以及超级天才罗贯中十二分的敬仰，称其为人中之龙、人中之神。

随着现代社会思想的进步与开放，许多人认为对于诸葛亮也应重新评价。所以一会儿有人说他好战，一会儿有人说他是簒汉奸臣，一会儿又有人说他愚忠、分裂华夏……在笔者看来凡此种种指责不过是应了一句话：龙游浅水遭虾戏。“浅水”就是当今“假语村言”盛行的学术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企图凌驾于诸葛亮之上的人恰恰都犯了同样一个错误：心理明亮不及孔明，眼界高远不及孔明，思想开放不及孔明。殊不知孔明心中是始终装着整个华夏民族的利益，并认为她的前途和发展要重于一时的安定。正由于他的理想宏大，手段新颖，所以要暂时假以匡复汉室之名，要火烧赤壁，要促成三足鼎立，包括“隆中对”密谋和“出师表”远征。这些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现国家发展和统一两个战略目标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和必须承受的

阵痛。实际上睿智的司马家族在这一点上也与他不谋而合。但司马氏即便获得最后的成功也仍然比不上诸葛亮，是失败反向成全了诸葛亮超越其时代的美。

所以，对于历史上很多名人我们都可以去重新质疑，惟独在诸葛亮面前要格外小心谨慎。他不但是“三国”时期的精神圣者，还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从古典儒、法政治到现代法治社会转换的中枢人物，其重要性超乎于孔孟。笔者认为对他的思想和言行，需要重新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如果有人在此前要草率地做出评判，那么轻则会“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耳书生气”；重则会身败名裂。不仅过去的人不同意，现在和未来的人也不同意；不仅抑恶向善的主流意识不认可，锐意思变的新生代以及补天济世的贤士高人也不认可。原因就是诸葛亮的精神品质兼具时空各三层次的美，即时间之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美，空间之下层、中层和高层的美。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称得上是无懈可击的“完人”。

此前我们都没有看到，诸葛亮在法家之秦、儒家之汉以后，是连续实践了“性三品”和“儒法混”哲学。在他看来性三品是达成儒法混的台阶，所以在统一全国之前须先将天下三分。就像他答张昭曾说过的道理一样，给人治病前需先给他调理，待其气脉和缓再下猛药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即一边用性三品理论将曹、孙、刘三大旧势力均衡分立、关系和缓，一边暗自从中蜕变出来，待时机成

熟后再将他们分而灭之，建立新的王朝。这一观点笔者在《破解〈三国演义〉之“三国五方”结构》中已作阐述。这里还需简要说明的是，诸葛亮从来就不曾誓死效忠刘备，他对刘家的刘表、刘璋是深恶痛绝，当然也不会突然偏爱比他俩强不了多少的刘备。他曾当面斥责刘备的仁是“妇人之仁”，而在他看到马良送来的彝陵布阵图之后更是明知故问地说：“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可斩此人。”继而说：“汉朝气数休矣。”他之所以不去帮助刘备伐吴，要的就是这个结果。难道谁还奢望“智术浅薄”的刘备能创造奇迹？不过能拼将一老命找回些许兄弟之义名而已。他对付“三刘”的手段其实是大同小异。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他们“三刘”都只是诸葛亮实施新旧蜕变的不同阶段的躯壳。包括他们的儿子。《三国志》中类似的证据也不胜枚举。

自昏君刘协到“三国”，到明君司马炎表面上是1——3——1的一分一合的过程，实际上只有从一盘散沙到稳固金字塔的合并（塔尖是司马炎）。中间的三国只不过是合并进程中出现的暂停、和缓，而实力重新分配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合并。而在“三国”分立的阶段，各国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扩张、兼并。所以既不能说诸葛亮好战，也不能说他分裂华夏。仅以“过程”评定一个人是错误的，就像曹操以华佗开颅的医治手段而判断他有行刺之心一样荒谬。至于说他是篡逆之奸臣就更不正确了，既然汉末的几代帝王已经将国家带入了四分五裂、阴盛阳衰的境地，那么他们刘家还有什么资格和理由继续执政呢？而既然应当以武力禅让方式推倒重来，为什么又不遵循推陈出新

的原则而让曹操倒退至秦朝，或让刘备苟延汉室呢？诸葛亮就是不愿看到国家在秦、汉之间徘徊，不愿看到华夏民族被外族超越直至吞没，才义不容辞地抛弃闲适的生活挺身而出。尽管这里面他也有为自己和家族利益着想的因素，但儒法混的新思维决定他在得天下之后还是主观利他，客观利己的。可叹如今这滑稽世情，一个连“篡逆”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都搞不懂的人也敢出书品评诸葛亮。

具体而言，诸葛亮的儒法混是主张先用“外儒内法”逆取天下，然后转用“外法内儒”顺守天下，而且逆取是手段，顺守是目的。儒法混最突出的特点是，其中的儒和法不再是矛盾对立，而成为了统一的关系，即相反相成、刚柔并济。与西汉末扬雄的善恶混或性三品中的中性都大为不同。它具有多方面的新优势，比如它既能迎合当时统治者及民众独尊儒术的外在要求，又能实现国家之生产关系更新，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比如它既可以在逆取时将社会动荡与人员伤亡降到最低，又能在顺守时将安富尊荣的现象极大程度地遏制。这种复合态的儒法混就是诸葛亮第二层次的渐变美。

很显然，诸葛亮在逆取和顺守的道路上都只实践了一部分，即只建立了蜀国就开始走向失败了，所以第二层次的美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不过也是由于它的不完全发挥才让诸葛亮有了向古典美和警世美两端延伸的余地。在遭遇失败之后，他是一方面退保忠义、贤相之名，以稳定军心并回护自己的“异志”；另一方面又将最终“安天下”的

重任托付给遥远的后人。也就是说，他不但预测到了当时的人不能理解他过于先进的儒法混理念，而且还预测到了这一理念对国家也只具有中期疗效，很快又会落伍，安天下的道路永无止境，并非如司马徽说的那么轻松。果然，与他理念一致的司马氏在创造了短暂的繁盛之后，又将晋朝带入了无休止的战乱。

那么是谁最先揭去诸葛亮表面的儒家“回护”，还原他儒法混这一本质的呢？是陈寿。他通过许多客观存在的史实推导出了他真实的内心。陈寿更难能可贵是不仅不批判诸葛亮的篡逆异心，还因此而捐弃世仇仰慕于他。这其中除了陈寿心胸宽广、才智过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在晋朝真切地感受到了朝代更替以及儒法混新政的好处。可见中期之美也只有中期之人才能认识到，在“三国”统一之前是不会有人理解的。只是陈寿对此也不敢明说，仅能以事实代替雄辩。

那么又是谁最先发现了诸葛亮寄托于未来的长期之美、警世之美呢？是罗贯中。他从晋朝及后面历朝历代的兴衰往复中，意识到儒法混确实也不能带给国家长治久安，哲学和政治理念还需要谋求新的突破。所以在罗贯中看来，诸葛亮是祸兮福所倚，失败不但让他免于陷入王朝治乱的终极轮回，还让他向后人提出了一个难似补天的疑问。而作者由于自己也无力回答，所以只好将它假托于“茫茫天数”，并慨叹：“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实际上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