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中的作用

宗教在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中的作用

摘要：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复杂的但划时代的文明，他奠定了现代西方高速发展的基础。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有很多因素，而宗教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宗教改革以前的天主教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打下基础，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铺平了意识形态上的道路。但宗教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必要因素，因为宗教改革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资产阶级的需求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伴生品。而且宗教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到18、19世纪已经逐步弱化，资本主义也走上了背离宗教的道路。

关键字：宗教改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14-15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悄然兴起，之后再欧洲发展壮大，并以其特有的优势取代了欧洲封建制度，开始主宰世界经济，一直延续至今。而与此同时的中国，同样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却被无情的扼杀，重新进入帝制的轨道。这种区别除了地理、经济、制度等因素外，还有宗教的影响。

宗教在中国与欧洲的区别在于中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而欧洲的教会却是西欧的实际统治者，是西欧最大的土地拥有者，教会拥有与国王分庭抗礼的力量，教皇要为国王加冕，教会的思想影响着欧洲的意识形态。中世纪的欧洲，教会虽然不能算作国王的敌人，但却必然和国王产生利益上的竞争，竞争则带来改变。中国则缺少宗教这第二种力量，帝制给予皇帝无与伦比的能量，统治者中国，控制着意识形态，一切进步但不利于皇帝的因素都终将被扼杀，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即如此。

但我们这里提出的教会是宗教改革以前的天主教，并非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天主教这时已经是欧洲社会发展的阻碍，教会首先控制着欧洲民众的意识形态，反对普通民众学习知识，灌输给民众神学的思想，例如天主教特别重视用圣礼仪式来“驱邪避灾”，教会甚至鼓动教徒用购买赎罪券的方式获得灵魂的救赎，天主教还主张禁欲，在天主教那里，幸福仅限于来世和天堂，现世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人要获得拯救，就必须禁绝俗世的一切欲望。教会试图用这种愚民的方式获得其自身的利益。其次教会在经济上除了卖赎罪券，还通过向各个国家的民众征税，无疑加重了各国民众的负担。这些与兴起的中产阶级和国家君主制是格格不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受到了教会的限制，所以他们亟需一个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宗教，而与此同时宗教改革也开始了。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表面上看，宗教改革可以解释对教会某些腐败落后现象做出的反应，其中包括：在传教士中普遍存在文盲现象、部分牧师包括教皇的放荡生活、出售宗教场所、不受教会法律约束的特权和豁免。尽管这些很能激起人们的抗议，但他们仅是清教徒进行宗教改革的借口而不是根源。……大众对教会收税和遍布西欧的土地财产十分憎恶，这成为宗教改革的最终力量。”宗教改革大众对腐败的教会抗争的结果，是国王和教会争夺利益的结果，所以宗教改革后的宗教思想就必然会代表着新时代人们的利益。传达的也是这部分人的思想，所以宗教改革是依附于资产阶级产生的。但它对资产阶级的发展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宗教改革后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伦理有了很大变化，“路德教强调‘因信称义’，即靠虔诚的信仰得救，不需要通过教会中介或巫术一样的仪式；而加尔文教的‘预选说’，干脆把拯救看成是上帝在造物时既已完成的选择，个人根本无法改变。……此外，新教改变了天主教教理想和尘世生活水火不兼容的二元道德观，把神与人的世界统一起来，使现世的合理生活成为能。新教剔除了天主教中不合理的禁绝，缩小了禁欲的内涵，同时却放大了禁欲主义的外延，圣界禁欲主义延伸到俗界，人们可以在世俗生活中遵行上帝的戒律。为了获得拯救，新教徒必须注重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随时‘计算’自己的行动是否符合选民的标准。”“在新教那里，世俗生活中的职业具有了神圣的意义，成为‘天职’，是上帝安排的任务，

所有诚实的工作都是在履行上帝的‘召唤’，……谋利赚钱意味着职业活动的成功，也是人获选蒙恩的明证。这样，新教用禁欲主义的信仰造就了一种把劳动和事业当作目的本身的全新的工作态度，确认了追求财富的合理性”（来自《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宗教动力》--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张爱东，唐山师范学院政史系，河北唐山063000）。

从这些宗教教义的转变中能够很清晰的看见生活中的因素或者说资产阶级的因素对新教的影响。路德教强调的“因信称义”让人们不必再进行圣礼仪式祈求赎罪，也不需要购买赎罪券来洗涤罪恶，只要心中有虔诚的信仰就能赎罪。而加尔文的“预选说”更是认为人的命运是上帝早已决定了，无法更改的，这实质上削弱了上帝或者说天主教的权威，也减少了民众在生活中受到的约束。其次新教缩小的禁欲的内涵无疑更加符合当时民众的根本要求，他们需要自己的权利，不希望欲望被压抑，解放了过度禁欲，他们的积极性也会别激发出来。而新教不仅缩小了禁欲的内涵，还扩展了禁欲的范围，将其延续到生活的细节中，让人们在生活中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至于做出违法等行为，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而新教所宣称的最重要的一条或者说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最重要的一条是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它让人们走出修道院参加劳动，与社会接轨，并且允许人们拥有财富和财富的升值，甚至表达出一种民众应当去追逐财富的观点。这些意识形态上的解放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再无思想上的束缚，民众开始放手去劳动，去积累资本，从而获取利润，获得财富。正如韦伯所说“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他认为新教是培养资本主义的摇篮。

所以可以说宗教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并非是唯一作用。宗教改革以前的教会与国王两种势力的分庭抗礼为宗教改革打下了基础，为资本主义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而宗教改革后的新教更像是资本主义出现时的伴生品，“它更多地代表着一种更具现代性的精神，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新教是披着宗教外衣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与典型的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更有亲和力。”（来自《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宗教动力》--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张爱东，唐山师范学院政史系，河北唐山063000）新教如同后来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一般，作为革命的理论指导，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新教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是一种理论指导的作用，是一种接触意识形态的枷锁，铺平思想道路的作用。

当然新教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指导不是永远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到18世纪的英国和美国，由于资本主义自身对财富、对利润追求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无法指导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再有效指导人们行为了。“因为追求财力的欲望被抬高到主流社会认可的价值观的地位，”这种强烈的经济欲望开始侵蚀人们内心的道德，为了追求财富为不择手段，不惜牺牲别人的尊严和自由，甚至生命。而“基督教对于财富的核心看法是道德诉求高于经济欲望”，资本主义的发展到这是，已经与宗教背离了，宗教已经无法解决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而现在的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法律来解决。宗教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这时也已走到了尽头，只能以对个人产生影响，并在某种不强的程度上规范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