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与政治稳定

・政治学・行政学研究・

中产阶层与政治稳定

张　星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经济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阶层分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阶级阶层关系的转换对政治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中产阶层正是在社会

阶层大分化这一历史和时代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采取条件促进中产阶层发展对未来中国的政治稳定具有极其重大而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中产阶层;政治稳定;发展壮大

[中图分类号]D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4)03-0039-03　

收稿日期:2003-12-20

政治稳定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而全面的发展,社会结构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成员在利益结构分化的基础上构成了不同的阶级阶层,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冲突,这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的政治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文拟从中产阶层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入手,论证壮大中产阶层的重大政治意义。

一、现阶段阶层分化对政治稳定的不利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和变革,我国阶级阶层也处于一个分化、组合和调整的过程中。传统一元化的利益结构趋于瓦解,向着多样化的利益格局转变。在利益格局转换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对政治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第一,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之所以从事政治活动,其根本的动因在于实现自身利益的要求。利益是人们政治活动的主旋律。利益的不同决定着各阶层政治倾向及思想意识不同,直接导致其政治行为的差异,从而产生现实的矛盾和冲突。现阶段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收入差距拉大,焦点在于分配不公。“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冲破了平均主义的利益分配模式,而另一方面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建立尚需一个过程,在这一过渡时期,利益分配往往会超出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各个利益群体的实际付出与所获取的利益分配之间并不具有等同的关系,有时甚至

出现付出远远大于获得或获取大大超出付出的情况。”[1]

这

样,利益受损的群体就会感到不满,从而与既得利益群体产生矛盾。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导致贫富分化历来就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的国度里,公众承受能力极其有限。更何况,如果有些

暴富者是靠钻政策法律的空子,靠权钱交易,靠非法经营而致富的话,必然会使其他群体内部的社会成员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从而可能导致行为失范,对政治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政治参与愿望的增强与政治参与渠道匮乏的矛盾。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和阶层结构的分化,传统体制下的利益一致性被打破,人们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要求参与政治体系,了解政治活动的运作过程,关心政治活动给自己带来的后果。人们参与政治生活以更好地维护和促进自身利益的愿望将会越来越强烈。各阶层的人们由于有相似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心理上有彼此的认同感,在行动上也就有可能取得一致。例如,在利益格局变化中出现的新兴阶层迫切要求介入政治过程,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利益受损群体则希望通过利益表达使政府注意到他们的利益要求,并扶持其利益的实现。这时,政府如果不能及时通过制度改革和建设有效的满足民众的参政要求,人们的情绪得不到渲泄,愿望无处表达,利益难以保障,就会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导致人们的政治冷漠,或是采取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要求,从而对政治稳定构成威胁。大量的研究表明,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同制度建设的滞后之间的矛盾,常常是导致转型期社会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暴乱和动荡“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

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

[2]

第三,政治权威合法性受到怀疑。国家政权问题是政治的核心问题,现代政治发展研究表明,政治社会的稳定性与政治权威的能力密切相关。后发超大型的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加需要稳固政治及行政系统的权威,强化政治一体化功能。和传统政权合法性的获得不同,在现代政治发展中,政权的合法性再也不能建立在暴力和强权的基础上,而要

　2004年　第3期兰　州　学　刊

No.3　2004　总第138期

Lan zhou xue kan G eneral.No.138

有社会主体对其存在合法性的自觉认同和接受,在总体性社会时代,依靠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性控制,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以及民众的革命热情,中国社会的政治认同程度是相当高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育,个人利益普遍觉醒,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世俗化和理性化。昔日意识形态所积聚起来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和给政权以广泛合法性的能力已经逐渐削弱。政府所掌握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逐渐向社会流散,致使执政基础遭到削弱。尤其是工人和农民中一部分人相对地位大幅度下降,甚至沦为“贫困阶层”,这些利益受损群体的政治认同度收缩较大,对政治稳定带来一定程度的威胁。

二、中产阶层对政治稳定的积极作用

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就从理论上论述了中产阶层在政治稳定方面的作用。他认为,“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3]在现阶段,中产阶层在维护政治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产阶层自身的特征决定它是维护政治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中产阶层介于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其划分标准主要是收入水平和财富拥有量,同时兼顾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社会心态、价值观念等因素。根据这些因素,可以看出我国中产阶层具有如下基本特征:职业分布广泛,工作方式以脑力劳动和轻体力劳动为主,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中高级知识分子、国家垄断行业职工以及外商独资、合资企业中的白领员工等;拥有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生活条件,收入水平方面的明显优势使他们具有独特的消费特征和较强的消费能力,成为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具有不断开拓的进取心和事业心,敢于干大事业,求大发展;多数人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较高的学识水平和个人素质;组织形式是网络结构,易于各阶层间的沟通。

第二,中产阶层的壮大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中产阶层的壮大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根本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实现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标,下一步就是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向大部分人、大部分地区富起来。具体来讲,就是要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并使之逐渐在人口中占多数,离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就越来越近了。从世界各国的统计来看,在社会阶层的各层次中,上层群体仅是社会的少数人,中间阶层和下层阶层呈现互为消长的关系,即一个所占比例较大时,另一个所占比例必定较小。当中间阶层构成社会多数时,由于只有较少的人

处于社会的下层,有利于社会保障政策及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从而缓解有可能产生的社会对立。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市场因素的渗透范围日益扩大,各种身份制度对人们的流动所造成的影响和制约正在逐渐减弱。但在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社会流动性还不大,城市化水平有限,从而制约着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向社会上层的流动。“教育的普及使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均等,就职和晋升的机会也均等,尤其是出自于低阶层的人,职业流动和晋升的机会也增多,极大地减轻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摩擦与纠葛,社会流动率的提高和社会筛选制度的建立,是形成‘中间阶级’的有益机制,也是削减社会张力,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的‘安全阀’制度。”[4]中产阶层是联系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中间通道,从而起到缓冲调适矛盾的作用。

第三,中产阶层的扩大有利于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民主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中产阶层中多数人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高等教育创造了更富有思想、更富有理性和更具有科学精神的人,其结果是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强和活跃。有学者认为,从总的趋势来看,“中产阶级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制、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制民主的核心力量。”[5]政治民主化与政治稳定并不是对立的,相反,政治民主化发展不够会导致出现许多不利于政治稳定的问题。中产阶层参与政治的方式是冷静的、理智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他们主张政治改革,但反对激烈剧变,不赞同通过革命或政治运动去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从理论上看,以自由为导向的法制民主制度是最稳健的民主制度。亚里士多德认为,“平民群众和财富阶级之间时时发生党争,不管取得胜利的是谁,那占上风的一方总不肯以公共利益和平等原则为依归来组织中间形式的政体,他们把政治特权看作党争胜利果实,抢占到自己的手中后,就各自宁愿偏向平民主义或寡头主义而独行其是。”[6]也就是说,在贫富之间的战争中,富人取胜会建立寡头制,穷人得势则会建立极端民主制。惟有以中产阶层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才会是民主的、法制的,从而“较为安定而持久”。

第四,中产阶层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支持者。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适当的权威是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因此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而且他们今后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进展密切相关。中产阶层拥有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生活条件。这种状况决定了他们满足于现状,珍惜已经得到的一切。他们从切身利益出发,反对社会动乱,要求政治稳定,希望在稳定有序的环境中开拓事业,发展自己。他们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支持其不断深化,普遍都有一种强烈拥护既有政治体系的倾向。中产阶层的成员对社会主导价值观有较强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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