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当代表现

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之所以能够在当代改头换面粉墨登场，原因有二：一是随着“冷战”结束，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策略也随之改变，不再以军事遏制为直接手段，而是以接触与合作为幌子，通过文化交流与大众传播的方式，向社会主义国家输送西方价值观，以达到和平演变之目的。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成果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今世界的旺盛生命力。基于此，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必须找到一种貌似“全球话语”的表达方式，用话语转换的外在形式来掩盖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为此，“普世价值”这种本身就蕴含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鲜明特征的所谓“全球话语”便应运而生，而西方非意识形态思潮论者就是试图通过“普世价值”这种非政治性话语来实现他们的政治意图。“普世价值”争论的背后潜伏着巨大的现实政治意蕴，它预示着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历史心结从未松解，其本质目的是促使世界社会制度趋同并期望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达到“意识形态”默化的效果。
弗朗西斯?福山和贝尔的思想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文发表于1989年，恰在1990年前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达到了高潮。福山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福山借用黑格尔的历史概念，把历史理解为普遍与连续的，而最终终结于自由民主社会的普遍建立。福山认为：“如果目前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完全满足了人的最基本需要，历史就走到了尽头。”其意思是，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满足了“人的最基本需要”而具有普遍性，为此，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没有存在的必要，历史的发展形态就此可以终结了。
“普世价值”：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当代表现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来源：中国民族报
发布日期：2013-08-23
仲阳
非意识形态化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始于20世纪初期，泛滥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中后期。其代表人物有丹尼尔?贝尔、弗朗西斯?福山、维尔纳?桑巴特以及李普塞特、布热津斯基、雷蒙?阿隆等。代表性著作有：桑巴特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等。
由此可见，贝尔和福山等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代表人物的思想中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而主张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的“普世价值”就是价值观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表达，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话语转换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当代语式，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福山等鼓吹的历史终结论完全是为了确证性”以及“优越性”，而这种意识形态就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改头换面后的当代表现——普世价值。
在历史背景、理论旨趣上，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都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价值诉求，并主要以“超阶级性”和“价值普世性”的面目出现。从哲学基础上看，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和形而上学倾向，强调所谓普遍的人道主义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用抽象的“共同人性”、“人类本性”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否认人的阶级性及社会历史性；在政治倾向上，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历史的最高形态，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不可超越的终极存在，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点，也是人类统治的最后形式；在实践诉求上，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致力于用强大的精神武器摧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堡垒及其价值观念体系。
（编辑：剧艳光）
同时，“普世价值”也是丹尼尔?贝尔等人所鼓吹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在当代的改头换面和再次粉墨登场。1960年，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出版。在该书中，贝尔用当时西方世界部分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某些政治共识和价值追求来论证意识形态的终结。他认为：“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对如下问题达成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他还说：“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由知识分子来倡导的；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导创造出来的。”
主张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其哲学基础也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强调民主、自由、平等的超阶级性，否认人的现实阶级性、社会性及历史性，强调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其实践追求是将人类文明纳入资本主义所建立的所谓普遍文明的轨道。因此，“普世价值”具有鲜明的非意识形态性以及“去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终结”的价值诉求和政治倾向，与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是一脉相承、渊源相连的关系。因此，“普世价值”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当代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