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欧阳修俗艳词成因

试论欧阳修俗艳词成因作者:权木水[内容提要]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词家之一,他的词情意缠绵,风流深婉,写了大量“聊佐清欢”的綺罗香泽之语,构成了俗艳词的主体部分,后世文人学者或否定,或为之辩护,争论不休。

本文认为这些俗艳词确为欧阳修所作,并将从他所处的社会条件、生活方式及词中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等几个方面的原因进行具体论述，力求给读者一个答复。

[关键词]欧阳修俗艳词社会条件生活方式女性意识引言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在诗歌、散文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同时他也写了很多的词，在宋词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欧阳修词收集在《六一词》、《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编》中的有240首，其中近70首俗艳词与诗风格迥异，可谓“诗庄词艳”历来评价不一。

南宋初期的王灼，在《碧鸡漫志》中亦高度赞赏道：“风流蕴籍，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

”曾慥在《乐府雅词》序中说：“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缈，世所矜式。

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

”这70首词作反映作者闲暇遣玩的生活情趣，内容上多涉及恋情艳遇、幽期密约、风花雪月等等。

在古代正统词评家看来，素来著文作诗态度严谨，作品风骨峻肃的一代文坛盟主欧阳修，竟以“低俗”、“鄙亵”的格调填词，使他们无法接受，遂认为“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①，加以删削。

直至唐圭璋编《全宋词》，这些词才得以归入欧阳修的名下，让世人了解到欧阳修风流多情的一面。

本文试从欧阳修当时所处的社会条件，生活经历，和其女性意识方面，来论证这些艳词都确为欧阳修所作。

一、欧阳修俗艳词形成的社会条件词本是一种配合燕乐歌唱的歌词，它的流行，与社会文化生活息息相关。

北宋之词之所以勃发于江西，就在于南唐词人奠定了良好的根基。

南唐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由于统治者“生长兵间，知民厌乱”，故“兵不妄动，境内莱以休息”“薄赋轻徭、奖励农桑”，因而境内“比他国最为富饶，山泽之利，岁不入资”②江西属当时发展得最快最好的地区，豫章成为仅次于金陵的第二大城市，中主李璟在公元961年曾一度迁都于豫章并终死于此地的长春殿，冯延巳也于公元948——951年间在抚州担任节度使达三年之久。

因此，南唐君臣早已在江西这边大地上播下了词学的种子。

恰如叶嘉莹所言：“若从词史论勋业，功在江西一派流。

”欧阳修诞生之时（公元1007年）距南唐亡国（公元975年）不过32年，其诞生和早年生活之地的江西，是南唐故土，南唐文学及其移风对他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

从词的发展变化来看，被誉为“开北宋一代风气”③的南唐词人冯延巳的词，风格大多难脱艳词范围，只是较花间派香软浓艳写得“思深词丽，均律调新”④。

即所谓“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深”⑤就是说欧阳修与南唐冯延巳这种继承关系的。

欧阳修生于北宋前期，这时的社会安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城市贸易空前繁荣，出现了汴京、钱塘这种规模空前的大都会。

据史料记载，当时首都汴京勾栏瓦舍遍布全城，夜间依然营业，街道宽阔地面还允许“拉场子”搞杂耍、唱参军戏。

这就形成了白日喧闹，夜晚笙歌，熙熙攘攘，酒绿灯红的景象。

宋代文化生活最值得的方面是，乐曲的创造极为繁盛。

上至皇族，下至士大夫及普通富户，喜好曲子，蔚成一代之风，这与宋太宗亲自示范有直接关系。

史料记载太宗“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总三百九十”，至仁宗时期更出现了“歌台舞榭，竟赌新声”的局面。

这里说的新声，就是突破晚唐五代以来小令形式限制的曲子词，变得更活泼、更音乐化、更能反映生活情态和适应市民口味了。

新声的流播，促使倚声填词日益繁荣。

太宗、仁宗、神宗皆通晓音律，每于禁中度曲以赐教坊，至于后来徽宗、高宗所作之词尤擅胜场。

上行下效，君臣士庶大都追求风雅与声色之娱，所以才有《宣和遗事》记载，连一名普通女子也于上元灯节之夕即兴口占成词、并由此获得皇帝的雅事。

至北宋中前期，当经济渐趋繁荣、“百年无事”的太平局面开始出现、适宜于词体创作的气候逐渐形成时，词也便在这里开出了繁盛的花朵。

以欧阳修、晏殊为代表的江南词人在男唐词风的濡染、熏陶下成长起来。

他们继承着南唐词人词学观和词风而加以发展，延续着“五代词风”。

宋初文人词也多因袭五代南唐之风，绝大部分都涉及艳情游冶内容，其作用在于娱宾谴兴、赠别酬答。

因词句流利，曲调动听，故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士大夫文人，甚至市井黎民都甚为喜爱。

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载：宋仁宗“颇好其（柳永）词，每对宴，必使侍坐歌之再三。

”足见当时词风之盛。

不过，那时的士大夫文人均视词为小道末事，与经时济世无关，纯是为了娱乐消遣，故对写作艳词并不讳言。

由此可知，词，是宋代最为时尚的、富于情趣的艺术享受。

就词学而言，这是一个浪漫的“笑筵歌席连昏昼”⑥的时代。

二、欧阳修的生活方式宋代是一个讲求实际、重视享乐的时代。

宋初，久处高位的士大夫都极尽享乐之能事且毫不遮掩。

晏殊“性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张先官位不算高，也一生与歌酒相伴，晚年归隐后，仍畅饮乡里，一再纳妾，“啸歌自得，有酒辄诣”，以至苏轼戏噱他“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

欧阳修也是一个追求声色和“人生行乐在勉强，有酒莫负琉璃钟”⑦的文人。

他自己也承认“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盏常恨无娉婷”，晚年犹感叹“有酒醉嘉客，无钱买娇鬟”。

欧阳修早年曾有过一段“游饮无节”的时期，那时天圣九年他25岁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之时，家中蓄有八九个妙龄歌妓。

梅尧臣曾赋诗调笑：“公家八九姝，鬓发如垂鸦。

朱唇白玉肤，参年始破瓜”。

⑧欧阳修虽为一代儒宗，私生活却放浪形骸。

在宋人的笔记里，也记载了许多欧阳修与歌妓交往并留赠诗词的韵事。

《宋裨类钞》记欧阳修与歌妓风流之约：欧阳修闲居汝阴时，一妓甚颖，而文公歌词尽记之。

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

后数年，公自维扬果移汝阴，其人已不复见。

视事之明日，饮同官湖上，有诗留“撷芳亭”云：“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

”这些在欧阳修的词中也时有表现，如其《临江仙》词：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

小楼西角断虹明。

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

凉波不动簟纹平。

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

众所周知，词兴之初是歌儿舞女在酒席筵宴间演唱的艳曲。

无独有偶，陈世修在《阳春集序》中记述冯延巳时也说：“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歌之，所以娱宾遣兴也”这些记述说明了晚唐五代词是在怎样的环境氛围、怎样的观念支配下创作出来的。

那么受此词风影响的欧阳修又是如何看待词的呢，且看下面的论述：并游或结于良期，乘兴有时而独往。

……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

至欢然而会意，亦旁若于无人。

……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

敢陈薄伎，聊以清欢。

——【采桑子●西湖念语】欧阳修等身居高位的士大夫，物质生活十分优裕，因此酒筵歌席既伴随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又成为他们作词的场所。

他们视作词为友朋宴集、游赏时呈现、表演的“艺”、“伎”，是夸耀才思的手段，其目的则是“相佐谈笑”、“聊佐清欢”，从中获得欢娱和享受。

此时人们的词体观与五代相似，视词为艳科，是在筵席之中浅斟低唱娱宾遣兴之具。

从欧阳修《归田录》所录钱惟演的话：“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词）”，可见当时视词为末事的比较性说法，看来欧阳修本人也并不反对这一论调。

欧阳修受冯延巳词的影响，把词看作是樽前花间酒酣耳热之际的娱乐性创作的小道末技。

他作词不用去考虑政治家‘道德家的重任，不用拔高自己的政治襟抱、社会理想，听任性情的驱使，尽情展露自己属意遣玩的兴致，在歌舞酒肆间挥洒出风流多情的性格。

如《玉楼春》词：樽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这首词写离别，所别之人当是一歌妓，写出两人的深情缱绻。

词人为了告别情人，想说出一个“归期”，却见对方猜中自己的心事而“春容惨咽”，因为这实际上是一次永别的别宴。

短短两句，写尽了两人的深情与相知。

既已无话可说，词人转而深沉地感叹：“人生自是有多情，此恨不关风与月”。

下片接写眼前的离别，离歌一曲已经令人肠短，不须再唱第二曲了。

末二句却突然扬起，写出了“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的遣玩的意兴。

可以看出，欧阳修是“有情痴”，他的词表现出他的多情。

欧阳修在仕途上，也几经坎坷。

由于当时的宰相吕夷简抱残守缺因循守旧，所以欧阳修坚决地站到改革派范中淹那边并极力支持范中淹变法。

不幸的是两年后范中淹被贬官远谪，欧阳修马上书《与高司谏书》为范中淹辩解却得罪了保守派，所以欧阳修也遭贬官被贬为峡州夷陵县令，后面又把他调为光化军乾徳县令，再后来又再次调为武成军节度判官。

之后，欧阳修又一次再被贬谪，心情抑郁不欢而耽于歌儿舞女，寄情于花下樽前是可以理解的。

陶慕宁先生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书中谈到宋代文人心态时说：“即使是那些胸怀大志，渴望济世安邦的杰出人才面对日益衰敝的国势，党同伐异的政局，也很难有作为。

像欧阳修、苏轼和南宋陆游、辛弃疾等人的纵情声妓就是由于政治抱负不能莎实现，心理失去平衡而采取的自我调节，自我宣泄的手段。

”⑨可见，欧阳修作俗艳词也是心理压抑的一种排遣手段。

三、欧阳修女性意识探析欧阳修俗艳词产生的原因，上面已从他的所处的社会条件、个人生活方式作了论析。

接下来笔者想从女性意识的视角切入，从宋代女性的地位和女性观、欧阳修生活中对女性的态度以及其率直任情的秉性方面进行补充。

1、欧阳修词中思妇、怨妇形象的出现与宋代婚姻观念的联系宋代人，特别是高门贵族择婚贵进士，不重门第，于是男的“未第决不许娶”，女的则有因择不到进士，竟发誓不嫁。

如程颢女儿因择不到进士，竟发誓不嫁，如程颢女儿因“择配欲得称者”，“访求七八年，未有可者”，终身“未得所归”。

这就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岂有处子终不嫁人者乎？”范中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云：“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

”这说明男女嫁娶失时已成为社会的普遍问题。

有的士子因屡试不第，不能归家谈婚论嫁，家中思妇只有独守空房，哭哭等待。

也有的士子因科场登第，被高门选为女婿，背弃前约，终成薄幸男儿。

宋代诗词中大量思妇、怨妇的痛苦哀吟，薄幸男儿的频繁出现，都与宋代社会时尚、婚姻观念有内在的关联。

欧阳修词中对思妇怨女的生活、情感状况有着独特的关照，她们痛苦的境遇和孤苦的心灵世界的揭示正是宋代妇女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2、欧阳修词中的女性意识与他生活中对女性的态度有关欧阳修四岁而孤，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的女性形象在他内心中是伟大的，在《泷冈阡表》中云；“太夫人恭俭仁爱而有礼。

”在与母亲的相依为命中，养成了欧阳修仁慈、多情和细腻的品格。

欧阳修一生结过三次婚，饱尝生离死别，悲欢离合的甘苦。

天圣九年（1031年）娶胥氏，两人感情很好，可是第二年“胥氏生子未逾年，以疾卒，享年十有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