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简史

·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简史
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和中国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化。

据说，距今10万至4万年之前遍布欧、亚、非散三大洲的“古人”（尼安德特人），并无体质、毛发、肤色等差别，直到距今2万至4万年前的“新人”时代，才逐步分化为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

说明了人类自身及其文化深受所处环境的影响，这个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经济结构和政治生态环境等。

这种人文基因层面上的根源性差异对东西方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思维特点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都是根深蒂固的，也就是说，生活环境、发展模式与文化心态有着同构关系，所谓“得江山之助者”，各民族的文化，是“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地理环境给予人类文化的创造提供了某种特定的历史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了人们文化创造的发展趋向，从而塑造了各种不同文化类型和文化特性。

导源于自然崇拜的古典园林亦如此，世界各民族在驾驭地形、地貌，选择构园素材、经营山水与建筑、创造艺术意境等方面，都各有不同的文化表征，因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世界三大园林系统：中国、西亚伊斯兰与欧洲。

中国为自然山水写意式园林，西方园林和西亚园林则都以几何式园林形态为基本特征。

即使同属于中国造园系统的日本园林，也呈现出同源异质的文化特征。

中国古典园林作为一种高级文明的园林文化基因，源自先民对原始生态环境的长期生活积累，源自对自然的恐惧、敬畏、神秘的心理，并由此产生的自然崇拜和对最佳生活环境的幻想，诸如产生了神话中的天宫、昆仑神山和蓬莱仙境的构想等。

秦汉帝王宫苑，主要模仿幻想中的天上世界和神话仙境。

汉代私家园林开始模山范水，至魏晋，既富且贵的门阀士族，侵淫于玄佛之中，“玄对山水”，逐渐从青山绿水中找到了任人啸傲的“仙境”，于是挖池堆山，乐于丘亩之间，出现了“有若自然”的人士山水园林。

中庸士大夫们找到了可供人日成趣的宅园这一园林样式，开中国文人写意园的先河。

宋代则是世俗地主阶级在整个文化思想领域内多样化地全面开拓和成熟时期，园林主题园大量出现，文人将绘画所用笔墨换成山石花草，完成三度空间的立体画。

元代带有不同于汉族的异域文化因子的皇家园林放出异彩，随着经济文化的恢复，江南私家园林在城镇星罗棋布。

明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王学左派的高扬人欲，明末清初迎来了中国园林文化的最后辉煌，文人将园林作为“地上之文章”。

但随后逐渐出现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鼎盛后的滞化现象，园林趋向定型化和程式化。

西学东渐，在中西文化交融和碰撞中，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异质文化因子逐渐增多，出现了以传统为主、中西合璧的园林，或以西洋园林为主，辅之以传统艺术手段的园林样式。

·发展简史
·上古时期
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对于上古时代的人来说，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等一切自然现
象都充满神秘性，于是人们便对自然中的一些现象产生了某种精神崇拜。

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都是先人们心中的图腾，都是他们祭祀的对象。

古人对祭祀活动非常重视，部落首领的更换、丰富的收获以及祈祷来年丰收等大小事宜都要举行或大或小的祭祀活动。

祭祀之后通常还会有宴乐活动，气氛由庄严肃穆转向欢娱，随之祭祀的场所也便带有了娱乐的性质。

而用于摆放贡品的神台也逐渐向登高远望和观赏风景的方面发展，其最原始的用途逐渐淡化，而成为中国园林中最早的建筑形式。

中国的园林滥觞于这种原始（自然）宗教的祭拜形式。

首先跃上人类祭坛的是自然崇拜，天地山川是其崇拜的核心。

（1）天和日月崇拜
（2）山岳灵石崇拜与昆仑神话
（3）灵水崇拜和蓬莱仙岛
（4）动物、植物崇拜
这一时期殷商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囿”字，囿是在一定自然范围内放养动物、种植植物、挖池筑台，然后供皇家打猎、游观、通神明之用。

囿中有三台，各有其不同功能：“灵台”用以观天象，“时台”以观四时，“囿台”以观走兽鱼鳖，囿中还建有璇宫、倾宫、琼室等大规模的宫苑建筑群。

所以，园林界认为“囿”乃是中国园林之根。

这样，供人登高眺望的台，成为最原始的园林中的主要形式（这种高台也是古人对山岳的崇拜）。

囿台以满足“人王”精神需要为主要特征，它已经超越了人类社会中产生的第一种价值形式——功利价值，逐渐演变为具有审美价值的建筑了。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文王筑的灵台、灵沼就是这种“囿”的典型代表。

周文王之囿，方圆七十里，并允许老百姓在里面打柴和捕猎野鸡、野兔，所谓“与民同乐”。

周文王的灵台是展示他的“仁义”、推行礼乐文化的载体。

同时，“灵台”的娱人色彩更加明显，所以梁思成称其“为中国史传中最古老之公园”。

狩猎与通神是中国园林最早的两种功能。

·秦汉
随着国家型态的日益成熟，礼制、政务、生活等社会活动日益清晰，原始宗教的迷雾日渐消散，使得山水之美呈现出本来的面目，人们渐渐从超自然的崇拜中抬起头，开始领略和赞美水光山色。

秦汉时期迎来了造园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秦汉园林以山水宫苑的形式出现，离宫别馆与自然山水环境结合，范围大到方圆数百里，营建的思想原则是“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班固《西都赋》以天体地貌作为象征的外化）既是象征着天帝所住的“天宫”，又是人间帝王居住享乐的“人间天堂”。

宫苑是秦汉造园的主要样式，崇尚空间的广大，追求风格的壮丽，讲求景象的充盈，注重装饰的精巧，是皇家园林固有的美学品质。

秦汉宫苑开创了后世皇家园林的基本型制，形成了皇家园林崇尚壮丽、象征写意的美学思想和造园技法。

秦始皇灭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建都咸阳。

他集全国物力、财力、人力将各
诸侯国的建筑式样建于咸阳北陵之上，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形成规模庞大的宫苑建筑群，建筑风格与建筑技术的交流促使了建筑艺术水平的空前提高。

在渭河南岸建上林苑，苑中以阿房宫为中心，加上许多离宫别馆。

还在咸阳“作长池、引渭水，……筑土为蓬莱山”，把人工堆山引入园林。

中国园林以人工堆山的造园手法即肇始于此时。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开始修复和扩建秦时的上林苑，“广长三百里”，是规模极为宏大的皇家园林（面积约为36平方公里，为明清紫禁城约0.72平方公里的20余倍）。

苑中有苑、有宫、有观。

其中还挖掘了许多池沼、河流，种植了各种奇花异木，豢养了珍禽奇兽供帝王观赏与狩猎，殿、堂、楼、阁、亭、廊、台、榭等园林建筑的各种基本类型的雏型都已具备。

建章宫在汉长安西郊，是个苑囿性质的离宫，其中除了各式楼台建筑外，还有河流、山岗和宽阔的太液池，池中筑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岛。

自此，由秦始皇开其端，而汉武帝集其成的“一池三山”（通常中央有一池塘，象征大海，在池塘的中央有三个小岛，象征海外三座仙山：蓬莱、方丈和瀛洲。

）布局纳入了园林的整体布局，从而成为中国人造景观的滥觞，也成为皇家园囿中创作宫苑池山的一种传统模式，称为秦汉典范。

这种摹拟海上神仙境界，在池中置岛的方法逐渐成为我国园林理水的基本模式之一，还对日本的园林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汉代后期，官僚、地主、富商营造的私家园林也开始发展起来，并开始形成以自然山水配合花木、房屋的风景式园林的造园风格。

其中的园林建筑为取得更好的游息和观赏的效果，在布局上已不拘泥于均齐对称的格局，而有错落变化，依势随形而筑。

（相对于帝王宫苑，私家园林在汉代虽已开始，但并未形成气候。

）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连年的战争使原来的社会体系逐渐瓦解，而这一时期人们思想却最为自由。

儒学失去了支撑社会心理的功能，带来了文化的多元走向。

佛教的传入，打破了中国接收外域文化的障碍。

由老庄无为学说与佛学糅合而成的玄学（道家与易学、儒家、佛学结合产生的一种学说，作为一种哲学思潮，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它以道统儒，思辨精密，上纠两汉经学之流弊，下启隋唐佛学与宋明理学。

），成为社会思潮，玄学在社会心理失衡时给人以新的心理支撑，“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道家“名士”、心存“济俗”的佛教“高僧”反而更能体现“士”的精神（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精神，并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根据文化的分殊具有不同的层面，包括官文化，士文化和民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审美的内在结构，分别对应着雅俗文化。

这在中国传统绘画、文学、音乐、建筑中得以外现。

）。

他们主张毁弃礼法，追求自然。

他们深情于人生，慨叹、悲哀、迷惘、彷徨，“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人们的宇宙观、宗教观都发生了变化，开始漠视天国，更加关注人生。

也恰在此时，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形态中，迅速发展着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庄园；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保障了士族阶层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与创新，他们除了畅游自然山水，还设法在自己的住所营造出山林的景象，以
求山林野趣、田舍风情，由此产生了私家园林的最初形态。

于是，远离城市与风景优美的庄园，逗留在有若自然的小园，成为士族进行游赏活动的人化环境。

反映了人的意识的觉醒、人的本质力量的觉醒。

士人“以玄对山水”，从自然山水中领悟“道”，唤起了人的自觉、文学艺术的自觉，在这种时代精神气候下，士人中出现了为后人所艳称的“魏晋风度”，讲究艺术的人生和人生的艺术，诗、书、画、乐、饮食、服饰、居室和园林融入到人们的生活领域，特别是幽远清悠的山水诗，潇洒玄远的山水画和士人山水园林，作为士人表达自己体玄识远、高寄襟怀的精神产品，呈现出诗画兼融的发展态势。

创作实践上的繁荣也促进了文艺理论的发展，象“心师造化”，“迁想妙得”，形似与神似，“以形写神”，以及“气韵生动”为首的“六法”等理论（“六法”是中国古代品评绘画的基本原则，是南北朝画家谢赫提出的。

“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

都超越了绘画的范围，对园林艺术的创造也产生了深刻、长远的影响。

文学艺术对自然山水美的探求，促使了园林艺术的转变。

·私家园林
在上述精神气候的沐浴下，士人、官僚、富商的私园如雨后春笋，绽芽破土。

特别是时代文化的代表士大夫门，更是领时代潮流之先，普遍追求“五亩之宅，带长阜（fu，土山，表示地势升降），依茂林”的高品味的精神生活。

私家园林有位于郊外、宅内者，有供豪门士族“肥遁”（《周易》，《易经》的《遁》卦的卦象，义理对仕和隐的原则、时机、方法、途径做了全面的剖析。

《遁》卦中的“遁”为隐遁、退隐之意。

《遁·上九》爻yao辞所说的“肥遁无不利”。

“肥”，通蜚，即“飞”。

此爻辞以“飞遁”比喻上九居《遁》之极致，高飞远引，遽ju然退避，畅飞无阻，逍遥已极，是君子隐逸时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的宏阔庄园，也有“少寄情赏”的一壶之园，但都以有若自然为宗旨。

这一时期私家园林以城市山林和庄园化园林两种形式出现，前者精致高雅，后者淳朴自然。

金谷园，一称河阳别业，是建于郊外的别墅园，位于洛阳城西十三里金谷涧中，太白原水流经金谷，称为金谷水。

石祟（sui）因川谷西北角，随地势高低筑台凿池，楼榭亭阁，高下错落，金谷水萦绕穿流其间，郦道元《水经注》谓其“清泉茂树，众果竹柏，药草蔽（bi）翳，（yi）”，金谷园是当时全国最美丽的花园，每当阳春三月，风和日暖，梨花泛白，桃花灼灼，柳绿袅袅（niao），白花含艳，鸟啼鹤鸣，池沼碧波，楼台亭榭，交相辉映，犹如仙山琼阁。

石祟结诗社24人，史称“金谷二十四友”，朝夕游于园中，饮酒赋诗。

寓人工山水于天然山水之间，是生活，游赏和生产于一体的庄园式园林。

·帝王宫苑
士人园的书卷气和文化的高品位，对皇家宫苑都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冲击波，帝王园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魏晋六朝时期帝王宫苑的发展处于转折时期，在布局和使用内容上既继承了汉代苑囿恢宏壮阔的某些特点，又增加了较多的自然色彩和写意成分，规模较秦汉山水宫苑小，开始走向高雅，同时也增加了若干世俗的生活内容。

如后赵石虎役使十于万人修御园，最著名的是华林苑，苑中三观四门，其中三门通漳水。

北齐武成帝时，又增饰“若神仙居所”，改称仙都苑。

武成帝又于仙都苑内“别起玄洲苑，备山水台观之丽”。

顾炎武《历代宅京记·邺下》云：“苑中封土为五岳。

五岳之间，分流四渎du为四海，汇为大池，又曰大海。

海池之中为水殿。

其中岳嵩山北，有平头山，东西有轻云楼，架云廊十六间。

南有峨嵋山，山之东头有鹦鹉楼，其西有鸳鸯楼。

北岳南有玄武楼，楼北有九曲山，山下有金花池，池西有三松岭。

次南有凌云城，西有陛道，名曰通天坛。

大海之北，有飞鸾殿。

其南有御宿堂。

其中有紫微殿、宣风观、千秋楼，在七盘山上。

又有游龙观、大海观、万福堂、流霞殿、修竹浦、连璧洲、杜若洲、蘼mi芜wu岛、三休山。

西海有忘秋观、临春观，隔水相望。

海池中又有万岁楼。

北海中有密作堂，贫儿村，高阳王思宗城，已上并在仙都苑中。

”筑五岛以象征五岳，四个水域必四渎，已经开始容天下于一园，模写山水，有写意象征的意义。

其次，六朝佛玄道兴盛，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融，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出中国式的寺观园林。

对神仙境域的想象性模仿的“秦汉模式”，到南北朝自然山水园林对大自然山水的“模山范水”，“宛若自然”成为品评园林的重要美学标准，这是中国园林发展的第一次质的飞跃。

园林建筑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和文化两个因素。

经济和文化是园林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物质条件，一个为精神条件。

经济的发展，决定着园林的数量多寡，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不可能建造园林；文化的发展程度，影响着园林的质量，中国古典园林的特点之一就是文化意蕴丰富，而文化意蕴无疑直接来源于社会文化。

·隋唐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重要历史时期，特别是唐朝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最灿烂辉煌的历史阶段之一社会安定、政治清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文坛艺苑的百花齐放局面。

书法、诗歌、绘画等艺术成就蔚为大观，艺术上的不断创新，促使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和艺术标准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

隋至盛唐，是中国封建社会辉煌灿烂的时期，隋唐统一大帝国，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特别是唐代最高统治者视“华夷如一”的文化心态，对外交通和商业的发展，远远超越前代，在中国的都城里定居的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与吐蕃人等，形成了开放的文化环境。

隋唐时代不仅继承了南北朝文化发展的水平，而且，广泛地吸取了外来文化的营养，西方宗教诸如摩尼教、伊斯兰教、拜火教等传入中国，与盛行的道教、佛教、儒教并存，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灿烂辉煌的繁荣时代。

雕版印刷、天文历算、医学、地理学都有发明和发展，文学艺术更是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文学、史学、音乐舞蹈、建筑雕刻、绘画书法交相辉映，画论诗论交融渗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艺术家的思想，扩大了艺术家们的视野。

吴门画家张噪在《绘境》中提出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八个字概括了客观现象
——艺术意象——艺术形象的全过程。

这就是说，艺术必须来自现实，必须以现实美为源泉。

但是这种现实美在成为艺术美之前，必须先经过画家主观情思的熔铸与再造。

必须是客观现实的形神与画家主观情思有机统一了的东西。

）的著名艺术创作观点。

运用到艺术上，则强调了“心悟”、“顿悟”等心理体验，艺术成为一种“自娱”的产物、或成为寻求内心解脱的一种方式。

唐人将晋人在艺术实践中的“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形似”发展为“畅神”（“畅神”是宗炳《画山水序》中所提出的。

它是山水画创作要求的一个著名论点。

在创作思想上，要求画家要体现自然内在的精神运动，而不是自然影物的机械摹拟。

画家必须融会贯通地把自然的现状集中概括成为更理想、更完美的艺术形象。

其次，还要通过山水画的面貌抒发自己心灵的情感，并达到使山水画观者“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

）指导下的“神似”，自此，“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成为中国艺术包括构园艺术创作所遵循得原则。

园林成为文人名士风雅的体现和地位的象征。

诗人画家直接参与营构园林，讲究意境创造，力求达到“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从美学宗旨到艺术手法都开始走向成熟；大体上都是借助真山实景的自然环境，加上人工的巧妙点缀，诗画意境的熏染，虽然依然属于自然风景庭院的范畴，但已经呈现出园林艺术从自然山水园向写意山水园过度的趋势，为中国传统园林艺术体系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帝王宫苑
隋唐皇家园林趋于华丽精致，隋之西苑和唐之禁苑，山水构架巧妙、建筑结构精美、动植物种类繁多，呈现出新的时代特色。

隋炀帝在洛阳兴建的别苑中以西苑最为宏丽。

《大业杂记》上说：“苑内造山为海，周十余里，水深数丈，上有通真观、习灵台、总仙官，分在诸山。

风亭月观，皆以机械，或起或灭，若有神变，海北有龙鳞渠。

屈曲周绕十六院入海。

”可以看出，西苑是以大的湖面为中心，湖中仍沿袭汉代的海上神山布局。

湖北以曲折的水渠环绕并分割了各有特色的十六个小院，成为苑中之园。

”其中有逍遥亭，四面合成，结构之丽，冠于今古”。

这种园中分成景区，建筑按景区形成独立的组团，组团之间以绿化及水面间隔的设计手法，已具有中国大型皇家园林布局基本构图的雏型。

唐长安禁苑，在长安城东北三华里之龙首原最高处，原大明宫正殿含元殿北面。

苑内共有宫亭24处，禽兽疏果莫不具备，凡祭祖需用供物，各族朝贡来京都宴会，果肴可以自给，似比隋朝的十六院自产方式，组织和规模上更为严密和庞大。

内苑有鱼藻宫，南北望春亭、春坛亭，青门亭、樱桃园、临渭亭、桃园亭、梨园、南北昌国亭、流杯亭、洁绿池和咸宜宫、未央宫等。

西内苑有冰井台、大安宫等。

大安宫内，多山村景色。

东内苑有龙首殿和龙首池等。

隋唐宫苑都规模宏大，气势磅礴，隋唐宫苑中的宫殿与园景紧密结合，愚变化于严整之中。

宫苑本身仍袭仙海神山的传统格局，但吸收了私家园林追求诗画意境的构园经验，以山水为骨架，尤其以缅邈（mian miao）的水景为主，讲求山池、建筑、花木之间
的合理配置，注重建筑美、自然美之间的和谐，将人工美融于自然美之中。

·私家园林
唐代的自然山水园也有所发展，如王维在蓝田筑的“辋川别业”，白居易在庐山建的草堂，都是在自然风景区中相地而筑，借四周景色略加人工建筑而成：由于写意山水画的发展，也开始把诗情画意写入园林。

园林创作开始在更高的水平上的发展。

王维隐居的“辋川别业”，原为诗人宋之问的“蓝田山庄”，位于今陕西蓝田县西南10公里处的辋川山谷。

当时辋谷之水，北流入霸水。

园林就建在山岭起伏，树木葱郁的冈峦环抱中的山谷之中。

王维以画设景，以景入画，使辋水周于堂下，各个景点建筑诸如孟城坳（ao）、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砦（zhai）、木兰砦、宫槐陌、临湖亭、南坨、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坨、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都散布于水间、谷中、林下、隐露相合。

王维营造的辋川别业，将诗画禅理互渗互融，辋川的空山、深林、云彩、鸟语、溪流、青苔，乃至新雨、山路、桂花、斑驳的色泽等，统统都浮动着空灵与恬静。

山川草木为无情之物，但在诗人笔下，却都具有了喜怒哀乐。

诗中的山水，乃为心中的山水，物色带情，“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王维《鹿柴》）恬静而幽深，冷、暖色相映，诗歌交响。

《山居秋瞑》，雨后秋山充满着生机与高洁的情趣，在恬静优美流爽自然的景物描写中，蕴涵着诗人归隐山林的热望。

王维对大自然中的声音、色彩特别敏感，他用身心去体验自然美的内涵，并进行了审美的选择过滤，再经过主观情思的熔铸，融化进辋川的山水之中，使其情韵悠长，形神兼备。

“自然美与心境的美完全融为一体，创造出如水月镜花般不可凑泊的纯美诗境”，“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王维《文杏馆》），是山野茅庐的构筑，极富山野趣味。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王维《辛夷坞》），芙蓉花显然有着诗人孤寂的心境，而充分理解那位“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王维《竹里馆》），的高人雅士的“知音”，不就是主动来“相照”的“明月”吗！这些诗，或景以情观，或缘景生情，或移情于景，达到了物我交融、情景融浑妙合无垠的境界。

辋川诗和辋川别业已经融浑为一，诚如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所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者。

辋川别业是天然山地园，具有湖山之胜，诗人融自然美与艺术美于一体，成为一幅淡雅超逸的山水画卷，王维的《辋川图》就以之为无上粉本。

据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载，《辋川图》“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开创了后世写意式山水园的先河。

北魏的孝文帝元宏曾提出园题的“名目要有其义”，但真正有深刻思想内涵的题名出现在中唐。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园景题名作为一种点景的方法，应用极为广泛，它既是古典园林中不可缺少的构成元素；与西方园林相比又是中国园林特有的内容。

古代造园家大都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追求寄情于山水园林，并以匾额楹联为媒介来表达。

因此，园林的题名、题词往往成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