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与共性

时候,我写下此文,作为一个老作者兼编委的回顾和展望。并以此祝愿《学术研究》不断提高质量,多出精品佳作,以巩固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让我们共同努力,使这家全国知名的优秀刊物青春不老,迈向21世纪,更上一个新台阶。

感谢,还有祈盼

ù朱宝信

(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卫校副教授)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让人非常惊异、兴奋和狂喜的时刻,当得知我与友人合作的文稿《现代辩证法:矛盾论和系统论的统一》拟在《学术研究》1993年第6期上刊出时,对我就是这样的时刻。《学术研究》,这一享誉全国的南国理论论坛,对当时的哲学初学者的我来说,真的是仰之弥高、望之弥远,就像一个丑陋的小伙子面对一位玉洁冰清、光彩照人的美女一样,自惭形秽又不忍离去,黯然神伤又流连忘返。然而,《学术研究》品位高精却不高傲,她向我发出了会心的微笑,接纳了我那还显得稚拙的作品。欣喜若狂之后,我克服了自卑和怯弱,走在深远漫长的哲学学术研究之路上,我也多少有点自信和勇气了。

于是,似乎没有想到,我脑海中关于辩证法现代化的一些零乱想法,竟陆续在《学术研究》上表露出来了。传统辩证法是矛盾论,它讲的是对立统一规律,本世纪40年代出现了系统论,它讲的是普遍联系规律,若将矛盾论与系统论相结合,辩证法不就呈现为现代形态了吗?以这一最初的动机为契机,我又在《学术研究》发表了《辩证法的困境和出路》(1995年第3期),深感辩证法研究中面临着经典作家认识的不统一、传统哲学体系的肢解、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系统论的冲击和实践辩证法的挑战等困境。出路何在呢?我猜想应从实践辩证法的研究开辟道路,于是我又在《学术研究》发表了《论辩证法的三种形态》(1996年第8期)。通过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传统教科书的唯物辩证法和哲学改革中提出的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的比较,我得出了以下自以为很有趣味的结论:唯心辩证法把一切都意识化,它是思维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把一切都物质化,它是物质的辩证法;实践辩证法把一切都实践化,它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法。人的实践是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因而它应拥有思维的辩证法并要掌握物质的辩证法,实践辩证法统摄了后二者,它才是现代形态的辩证法。

《学术研究》以她的热情和真挚而让我的上述想法问之于世,并进一步激发了我辩证法研究的诸多联想,每想到此,我真的是感谢不尽呢。

辩证法的发现显示了人类智慧,就像它面临着现代化一样,对辩证法的研究还将继续下去。由此我想到,《学术研究》作为国内辩证法研究特别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的重地,要是能组织一批对此有兴趣的学者进行集中深入的研究,那该会有更多更好的成果涌现;要是能在刊物上设下专栏、展开争鸣,那定会有助于更多更好的成果涌现。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新纪元,那么社会主义辩证法恰是现代形态的辩证法;如果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我国社会主义辩证法就会具有我国特色的特殊性。似乎用不着怀疑,我国特色的辩证法的这种特殊性一定蕴含着丰富、复杂、深奥的内容,对它的研究,着实是很诱人的。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完成辩证法的现代化,这就是我对尊敬的《学术研究》的殷切的祈盼。

祝《学术研究》青春永驻、芬芳永驻!

个性与共性

ù李文初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作为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综合性文科学术刊物,《学术研究》走过了它40年的艰苦而辉煌的路程。

从50年代《学术研究》创刊时起,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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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忠实的读者。那时我正在北京读大学,在有数的几家文科学术刊物中,每次读到新的《学术研究》,都感到一股清新的南风扑面而来,湿润而带点咸味,那感受是颇为独特的。80年代《学术研究》复刊后,我渐渐成了它的作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得改革开放气候之先,经济特区的建设,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崛起,岭南文化的勃兴等等,将《学术研究》推到时代大潮的前沿,使之成为反映新的时代精神的著名文化载体,十分引人注目。进入90年代后,我又以读者、作者的身份兼任《学术研究》的编委。21世纪给中国实现现代化,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带来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回顾既往,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满怀信心地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是中国人民普遍关注的大事,也是刊物面临的热门话题。正当这一宏伟的历史性时刻,《学术研究》走完了它40年的里程,它必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创辉煌,与全国人民一样,满怀希望地跨进21世纪!

《学术研究》之所以享有盛誉,不仅因为它在同类刊物中历史较长,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家具有鲜明个性的刊物,而这种个性又是不偏离时代大潮,有着强烈时代精神的,这就是刊物的所谓共性。一个刊物,只有个性而无共性,它必然是视野偏狭,几近于迂执的;而唯有共性毫无个性的刊物,恐怕也只能是面目苍白、平庸无奇,很难得到读者认可的。刊物的理想境界应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或者说寓共性于个性。《学术研究》始终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它的这一特色表现得愈来愈明显。身处改革开放大潮的南国,《学术研究》以它敏锐的触角、深沉的洞察力和勇于探索的气魄,发表了无数反映特区建设和珠江三角洲新经验的好文章,引起了国内外普遍的瞩目和关注。特区和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势态,不仅是属于广东的,也是全中国人民共同关心的大事。《学术研究》一方面组织人力深入到改革开放大潮的第一线,研究、撰写各类总结新经验的文章,另一方面又适当借助新闻的快捷手段,如“座谈”、“笔谈”和“学者访谈”等形式,及时报道学术前沿的某些重大问题的研究现状,给读者传递丰富、新鲜的学术信息。这种新闻性与学术性的巧妙结合,也是由《学术研究》个性与共性趋向统一这一特色决定的。

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作者、编委,我衷心祝愿《学术研究》越办越好,并满怀信心地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

我与《学术研究》结缘

ù李玉梅

(香港教育学院高级讲师)

我认识《学术研究》两位主编先生于1996年的夏天,我应中山大学历史系张荣芳教授之邀参加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暨国际学术会议。首日在开幕礼大会发言前,有一位笑容可掬的先生主动走来向我打招呼,并自我介绍称刘斯翰。又及在旁的林有能先生。我素来喜欢参加学术会议,惜记性甚差,在礼貌的应对时,还以为是在其他会议上认识的旧朋友,但一时还不十分记起。会后,幸好有机会与刘先生攀谈,才知道我把在广州朱子思想学术研讨会上的稿子《论诠释学的理论重估朱熹的道德史观》烦请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代为发表,小文竟蒙《学术研究》编辑部赏识、刊登于1995年第六期内。文章刊登了,还影印了作为圣诞问候寄予学术界的朋友。广东省社科联的李鸿生先生收得小文后,还笑我说《学术研究》原是与社科联属一家人,我有文章在《学术研究》发表他早就知道云云。至此我才对广东省的学术文教界架构略有了解。并明白到刘先生为何跟我一见如故,我却茫然无知——此乃主编用心审稿,作者但求发表之故也。

1996年秋,我从江西回港,路经广州,又得与上述诸位先生有聚谈机会。我研究的课题是史家陈寅恪先生,拙作《陈寅恪之史学》今年(1997)春在香港三联出版,周一良教授的序文说我在书中借“诗无达诂”一语对陈先生的诗并无讨论。我认为“诗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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