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与反贫困的社会学分析_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

城乡建设

1993年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规定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许多

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实行了产权改革，“抓大放小”，原来享受国家庇

护政策的企业和在岗职工在“减员增效”中下岗或待业；国家实行的产

业结构调整，使得国家开始放弃对一些资源耗费大，环境污染强的行

业的财政和政策支持，甚至是限制，这样就出现了行业规模缩小，行业

就业机会减少导致的下岗贫困人群；城镇社会的贫困比农村社会的贫

困表现出更强的经济场域的影响，追求效率，尽可能减少生产成本，扩

大经济收益，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被市场舍弃。对于个体则是竞争上

岗，不能适应工作岗位要求的职工被企业抛弃。在下岗职工中大部分

是“4050”人员，他们知识水平低，没有专业技术，又没有重新就业的

“资本”，这个时候在计划经济掩盖下的隐性贫困浮出水面。

作者简介：王庆林、贾敬，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on-tological correspondence)，这种关系又分为两种，即制约和认知建构。“贫困场域”产生了贫困惯习，贫困惯习使得贫困场域更加贫困。在场域中，位置对应的是场域中的资本，场域中规范争夺位置和合法权威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在社会世界这个大场域中，相对于富有场域，贫困场域在资本方面表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贫困的经济资本。在农村，大部分农村居民还是以农业为主，但是土地的生产效益及其有限，同时又没有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经济不发达，同时中西部相对于东部，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地区都缺少经济资本。在城市，下岗职工只能靠政府补助维持基本生活，而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

第二，贫困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涉及各种正统知识。贫困的区域和贫困个体往往呈现出受教育水平低，信息闭塞，观念保守等人的素质问题。贫困地区的人们长期与外界隔绝，传统观念占主导地位，思想保守，观念陈旧，与现代市场观念形成强烈反差。

第三，贫困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由与人们有价值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是社会网（社会资本是以社会网为载体的），在中国的话语背景中，“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网的一个基点，在差序格局中的个体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拥有的资源同质性也很高，互补性差，很难实现同外部世界的良好衔接；宏观层次上，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村支持城市、优先发展工业（农业支持工业）和“先富带动后富”区域发展指导思想表现为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利益的忽视和剥夺，“剪刀差”弱势群体出现等等；同样城市中的下岗职工社会支持网比较少，网络中承载的资本有限，帮助这些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极其有限。

第四，贫困的符号资本。符号资本源自个人的荣誉和声望。符号资本是最具转换力量的资本，它能够去辨别其它类型的资本和确定它们的合法性。这就是说，符号资本具有综合性和普适性的特征，其它三种资本的匮乏也使得符号资本贫困，同时符号资本的缺乏也是导致贫困和发展区域经济的软肋，没有区别于其它个体或社会群体的显性标志，在场域中处于平庸的位置。

一方面，“布迪厄引用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代替实践工具，深化了对实践工具的认识，他认为资本既是争斗的对象，又是行动者的实践工具。”

处于贫困场域中的个体四种资本的缺乏使得个体的各种行动“捉襟见肘”，没有“资本”实现在场域中位置的上升和得到合法权威，即贫困惯习本身就是贫困内涵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从辩证的角度看，惯习是人们对社会世界的结构进行内化的产物。事实上，我们可以将“惯习”看做是“内化的、具体化的社会结构”，那么在这样的场域中的形成的惯习（部分的社会世界），必然是贫困惯习。贫困惯习是在承袭了贫困这样的历史传统之后，个体的性情向物质条件妥协后形成的一套行为倾向和认知模式。遵循着斯科特描述东南亚小农经济、政治时的“安全第一，生存理性”原则。这样贫困场域的个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会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四、讨论和小结

从以上的分析看出，一种是由于长期处于贫困场域而形成的贫困惯习导致的贫困，另一种是由于原有场域间关系的转变而改变了场域中个体的位置导致的贫困。

惯习作为历史（结构）的产物，场域和惯习是作为两种实践结果转变的中介变量。在中国的语境中，权利场域与贫困场域的互动既是贫困的成因，又是反贫困的关键，那么在主体上政府应该以强势介入，施加权利场域作为最根本场域的影响力，在农村，政府逐渐退出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同时加强介入社会领域，给农民以基本公民权利，保障其能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受教育权（教育公平）和健康权，在城市则还包括住房权。这样实践在客观条件中又产生新的原则和规则，从而通过感知作用于惯习，这样惯习就履行调节性建构能力，产生新的实践，开辟和谐社会的新天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主体对于新的原则和规则的感知，不是通过简单的告知和宣传，而是需要有对这些规则和场域结构的“身体力行”的过程，这样才会形成稳定的新的惯习。因为这种感知是行动的和物质的，也就是说必须实现新的场域的感知和内化，并且实现结构化，这种结构化原则不是理念的，也不是普遍的关于形式和范畴的体系，而是一种内化的，具体化的图式体系。

总之，反贫困应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反贫困的主导趋势是以“项目”为中心的，围绕项目，将贫困人群吸收到项目中来，向这些人群输入一种新的生活观念、行为模式和实践逻辑，这样不仅使得贫困人群从项目中获得实际的经济收益，而且还可以改变贫困人群的“实践感”，从而实现双脱贫——经济生活的脱贫和文化与精神的脱贫，这样有利于把反贫困的主体开发为多元性的。

注释：

毕云天．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学术探索．2004（1）

．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1][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译林出版社．2003．

[3]贺巧知，慈勤英．城镇贫困：结构成因与文化发展．城市问题．2003（3）．

[4]沈红．中国贫困研究的社会学评述．社会学研究．2000（2）．

[5]陆汉文．当代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与反贫困工作－基于城乡关系与制度变迁过程的分析．江汉论坛．2006（10）．

[6]毕云天．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学术探索．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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