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一位美国传奇铸就的红色经典

《西行漫记》——一位美国传奇铸就的红色经典

宋曦曦

长征，一个无比伟大的词语，象征着一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而当我有幸拜读斯诺先生的著作时，却不禁产生了疑问：一本描写长征的书，为何拥有一个含义欢快，甚至略带诙谐的名字《西行漫记》呢？

仔细读过胡愈之先生所撰写的序言，我才找到了答案。生于美国贫苦家庭的埃德加·斯诺，年轻时曾经尝试过农民、铁路工人、印刷工等职业。而在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他在1936年从北平辗转来到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成为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他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当他回到北平时，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然而在上海日租界公开发行这本书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国民党统治区有着严密的新闻封锁。但是这并没有难倒聪慧的斯诺先生，他对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删，并且增加了原书没有的大量图片，还为中译本写了序言，并且更名为《西行漫记》。这才成功的冲破了层层阻碍，将书中所记录的事实昭然于天下。

读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更名是不得已而为之，却也并非作者的初衷。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文明的浪漫主义情怀在《西行漫记》这个书名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它如同一把宽大的保护伞，避过了反动势力的耳目。然而尽管书名如此轻松诙谐，却掩盖不了一个事实：书中的内容是用沉重的笔写出来的，书里的感情是沉重的心抒发出来的。而长征的每一段路，都是凭借沉重的双腿走出来的，更是鲜血和泪水所浸泡的。在这浮华的书名背后，又有太多金玉良言值得我们去揣摩、玩味和思索。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读过序言之后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品读每一段文字，以此表达我的“温情与敬意”。而这也正是现代人对于那段难忘的历史所需要的一种态度吧！

在我看来，斯诺先生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记者，更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何也？在写这本书以前，他是带着问题去思考的，正如他在文章的开头写道：“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而他在本书中所作的第一部分第一章节的小标题，就是“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在这几段文字中，他连续提出了多个关于共产党，关于革命的疑惑。而这些问题和疑惑，也对他后来的撰写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他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后来的记者同行们做出了榜样。而这种不苟同于现有结论的钻研态度，不也正是学者所具有的可贵品质吗？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别人给予他答案，而是在探索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他收获的不仅是资料，更是一种宝贵的经历，也是精神财富。更加发人深省的是，在当时混乱的国内局面下，面对着内乱外侵的破碎山河，有多少国人能够静下心来考虑这些问题？取而代之的却是明哲保身，逃避现实的懦弱。人类自私自利的天性在这关键时刻暴露无遗，而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不刊之论也早已被抛诸脑后了。剩下的那无限巨大的压力，也全部留

给了共产党人来承担。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斯诺先生却能够有这种深邃的思索，也许正是学者的“本能”和孩童般的“好奇心”在驱动着他走上红色革命之路吧。

虽然斯诺先生是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但是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来看，他也是一个有情有义、内心热忱的性情中人。在陕北的四个月旅行让他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于中国这片土地和共产党有了真挚的热烈的感情，从而对于在革命与战争的激浪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地认识，为他完成这部鸿篇巨制奠定了基础。正如序言中写到的：“在弥留之际，他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话：我热爱中国。”也许正是斯诺先生贫寒的出身和努力奋斗的经历，才让他对当时正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产生恻隐之心。人们也能够从斯诺先生的人生中了解到，他确实是在用心、用情写下一字一句的，更是怀着饱满的热情度过了在中国的每一天。而他的人文主义关怀思想，也在著作里体现无疑。

除了长征，有关于红军和战争的内容是我最感兴趣的，因此我也在这两方面进行重点阐述。本书作者对他在去往西安的旅途上的遭遇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并且运用了大量的直接引语，也就是他在火车上与中国百姓的对话（由于字数所限，仅列举少数对话）：“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是坏人。他们杀人太多了。”这时，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脸孔，十分心平气和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得不够！”我们两人听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虽然从农民的嘴里听出了些许端倪，但这并不能打消斯诺先生的疑虑，反而加深了他的思考：“从那时起，我心里一直在纳闷，这位模样儒雅的老先生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他那骇人听闻的论点呢。”这样的疑惑始终推动着他向着自己的目标调查下去，除非得到完美无缺的事实证据，否则他是不会停止工作的。而这样做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可以把最真实的场景还原给读者，也让我了解到许多长征前后所不为人知，却又意味深长的细节。就像“通过红色大门”这一节所描写的，一〇五师士兵之间谈论红军的对话：

“他们吃得比我们好得多，”一个说。

“是的，他们吃的是老百姓的肉呀！”另一个答道。

“那没有关系，不过是少数地主，反而有好处。我们到瓦窑堡去，有谁感谢我们呢？是地主！你说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为那些有钱人送命呢？”

“他们说现在有三千多东北军已经加入他们一边了……”

“这又是他们有理的一件事。我们除了打日本人，同谁也不想打的，为什么我们要打起自己人来呢？”

这番看似刍荛之议的谈话，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要事实：随着战争的深入和白热化，越来越多的国民党人意识到，和共产党进行内战是不明智并且毫无必要的。几个普通士兵尚且意识到这一点，何况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呢？只不过蒋介石等人囿于私利才一意孤行罢了。这恰似一个转折点：迫于人心所向和大势所趋，国民党不得不改变策略，一致对外。由此可见，以上对话确实是不可磨灭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