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教育方面的思想

蔡先生与北大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刘永波，学号：2008213520

摘要：在中国近代的教育史中，蔡元培无疑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席位，他作为中国近代的民主教育家，是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杰出的先驱者。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涉及基础教育、大学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等领域。其在教育事业上最杰出的贡献，是对北京大学的革新。毛泽东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历史功绩：“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志在民主自由”。本文主要从革新中建设的大学教育思想来展现蔡先生的教育主见。关键词：蔡元培，教育思想，大学教育思想

在革新中的大学教育思想

一、蔡元培前的北大

蔡元培于1917年1月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大，正处于“晦雾时期”，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校园里封建官僚习气依旧，腐败生活作风如前。

民国初年北大的教员，如清末一样大都来自政府衙门，滥竽充数不学无术者不乏其人，年年把当年陈旧的讲义发给学生，在讲台上读一遍了事。学生中多官宦和富商子弟，他们但为日后升官发财寻求“出身”，心思与时间不是花在读书求知上，而是专事奔竞游荡。对此，蔡元培的《自写年谱》中有录：“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之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

蔡元培所指的“不正当的消遣”是什么呢？请看许德珩《回忆蔡元培先生》中所云：

蔡先生是1917年1月到北大就职的，在此以前的北大，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吃饭混日子，教课是陈陈相因，敷衍塞责。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里有类似记述：1913年我考入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老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妓

女集中地段)，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众两院，“一堂”指北大，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什么最高学府? 北京大学也因此被谑称为“探艳团”、“赌窟”。面对乌烟瘴气的北大，蔡元培痛心疾首，他深知“私德不修，祸及社会”，有心在校内筹组“进德会”，规范师生道德行为，净化校风。故而到校之初，就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号召师生共起“砥砺德行”“力挽颓俗”，神色凝重地说：“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故必有卓绝之士力挽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

二、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

1、革新

1, 对大学的定位：

其一，大学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要义。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机关”，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更不是养成资格、贩卖毕业文凭的地方。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摒弃“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做学问这一宗旨，孜孜以求。

其二，大学以引领社会、服务社会为职志。蔡元培认为，教育之于社会，有二大基本功能：一在引领，所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二在服务，“就是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将来进社会做事”，或者“就是学生或教育一方面讲学问，一方面效力社会。”

其三，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从教育理论和实践上，蔡元培无疑是一位素质教育论者。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其四，大学是精神家园。蔡元培认为，大学应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这些精神主要包括自由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所谓自由精神，是指学术思想自由，不论什么学派，只要学有专长，自成一说，即任其存在发展，“同流并进”。

其五，大学教育以创新为灵魂。蔡元培一生以自我革新和革新教育为职志，从前清翰林一变而为民主志士，是其自我革新之写照；将暮气沉沉的北大一变而为“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鲁迅语），是其革新教育之显绩。在执掌北大期间，他对北大的办学方针、管理体

制、学制与课程建设均进行了创新性改革，正是这些改革开创了北大的新气象。

2，建立教授治校的管理体系

建立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从少数官僚说了算到教授治校

蔡元培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原则，主张对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他明确指出：“本校事务，是全体职员共同负责的。”并对以前由校长和学监专制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批评，“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况且，在他看来，在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亦是由大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因此，在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着手建立了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管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的管理体制日渐完善，一切校务都有章可循。

2、确定以文理为主的大学格局

改革前北京大学的内部结构按照《大学令》所规定的“大学一科一门”3个层次所组成，即北京大学内设有文、理、法、商、工5科，各科下设若干门。如理科内有物理学门、化学门，法科内有政治学门、法律学门等。

内部结构改革首先是在科这一层次上，扩充文科和理科，“今既以文理为主要，则自然以扩张此两科，使渐臻完备为第一义”，并将其他科系从北大中分离出去，使北京大学成为文理科大学。1918年1月27日，蔡元培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出大学改制议案。蔡元培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之制，规仿日本，既设法、医、农、工、商各科于大学，而又别设此诸科之高等专门学校，虽程度稍别浅深，而科目无多差别。同时并立，义近骈赘。且两种学校之毕业生，服务社会，恒有互相龃龉之点。”要解决重复办学这一问题，蔡元培认为应该学习德国的大学制度，“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其法科、医科既设于大学，故高等学校中无之。理工科、商科、农科，既有高等专门学校，则不复为大学之一科。而专门学校之毕业生，更为学理之研究者，所得学位，与大学毕业生同。普通之大学学生会，常合高等学校之生徒而组织之。是德之高等专门学校，实即增设之分科大学，特不欲破大学四科之旧例，故别列一门而已。”“孑民之意，以为大学实止须文理科，以其专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