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曼报告40年述评

科尔曼报告40年述评
---兼论对我国“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的启示
马晓强博士
发布时间：2006-4-21
在我国当前旨在解决“上学难、上学贵”，创建和谐社会为主题的有关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问题的分析讨论中，科尔曼报告及其结论经常被提及和引用，但其中也不乏许多对其片面的认识甚至误解。

全面解读科尔曼报告的背景、内容、结论和讨论有助于我们对教育机会均等问题的深入理解，特别是在我国追求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过程中，科尔曼报告对教育基本理论建设和制定相关教育政策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一、背景和目的
1.国际背景
科尔曼报告的出台有其必然的国际、国内背景和现实需要。

从国际教育发展趋势来看，20世纪初以来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已成为许多国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二战后，教育平等或教育民主化概念深入人心。

1946年3月国际教育局举行的战后第一次会议将“中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列入大会议程。

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了“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从而成为教育平等和教育民主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第14届联合国大会于195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更进一步确认了儿童的平等受教育权。

为了了解各项法律、法规中所保障的教育机会平等现状的落实情况，自20世纪50年代始，西方各国的社会科学家进行了大规模实证调查，力求描述机会均等在教育领域中所达到的实际程度。

英国的《普洛登报告》(1966)、美国的科尔曼报告（196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各国学生学业成绩差异的系列报告都是在这一背景和需要中产生的研究结果。

2.美国国内背景
从美国国内的社会发展现实来看，二战后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美国国会在1945年举行了关于教育的意见听证会，其主题就是教育机会平等。

教育部门在极力阐述教育重要性的同时，更具体地指出学区与学区之间、州与州之间存在严重的教育不平等问题，并在教育政策上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措施，主要包括：第一，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实施《1944年服役人员调整法》，即《士兵
法案》，此方案要求为600万二战中军队服役的男女青年提供联邦津贴，让他们继续求学或接受职业训练；第二，在基础教育阶段主要是实行各种类型的补偿教育，其中包括从1950年实施的“更高视野计划”(Higher Horizon program) 和1965年实施的“头脑启迪”(Head start)计划。

这些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各种措施，如开设小班级、增派经验丰富的教师、增设额外课程对处境不利儿童进行教学，以补偿他们在教育起点上的不平等。

补偿教育计划实质上把更多的钱、更昂贵的教育投入投向贫穷儿童，以期达到“教育结果平等”。

除此之外，美国更多通过立法和司法手段来关注教育机会均等问题。

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审判布朗诉教育局案时宣布，将不同种族学生隔离开来的措施是不平等的，这即是著名的“布朗裁决”。

1964年，国家还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新民权法案，奠定了全面废除南方种族隔离制度、实现种族平等的法律基础。

但上述各种补偿教育政策和行动计划的真正效果究竟如何，如何评估各项确保种族平等法律的实施成效，都需要实地调查的检验和佐证。

因此，国会在1964年民权法第402条款中提出，要对公共教育制度各个层次进行专门调查，调查不同种族、肤色、宗教等人群的教育机会平等问题，以便形成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

正是在上述背景和目标要求下，科尔曼教授承担并完成了这一任务，最终形成了科尔曼报告。

二、内容和结论
以科尔曼教授牵头的调查组收集了美国各地4000个学校64万个学生的数据，其学校比例占美国全国的5％左右，是当时教育领域所做的最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依据国会要求，有关学校的调查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种族隔离情况；设施、师资等情况；学生的学习成就；与成就相关的学校特征因素。

调查对象分为学区管理者、学校校长、教师、学生。

调查工具为问卷和标准化测试，标准化的测试对象为1、3、6、9和12年级的学生。

科尔曼调查组依据学生种族类型，划分为六类对象，即黑人、美洲印第安人、亚裔、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白人，分析统计六类学生间在上述调查内容方面的现状及差异情况。

科尔曼调查组充分分析了调研材料，随后向国会递交了《关于教育机会平等性的报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科尔曼报告。

最终完成的科尔曼报告共分为8部分：报告摘要（第1部分）、7个分类报告（第2—8部分）、以及技术性的附录（第9部分）。

在有关的7部分中，第2和第3部分被认为是有关学校政策的最重要两部分，其结论被认为代表了整个报告讨论和争论的主题。

科尔曼报告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把学生学业成就引入到教育机会平等的研
究领域，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对学校投入、师资水平、设备设施的调查来提出不平等性问题，并在教育投入与产出间进行综合分析。

其主要结论如下：
1.美国公立学校中存在严重的种族隔离情况。

通过调查美国中小学学生种族情况发现：在少数民族人群中，黑人的种族隔离程度最大；而在所有人群中，白人孩子的种族隔离程度最大。

在1年级和12年级中，白人学校中黑人学生所占比例不足10％。

此外，调查学生与教师的种族对应情况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就全国平均而言，黑人学生所在的小学中，65％的教师为黑人，与之相对照的是，白人学生所在的小学中97％的教师为白人,黑人教师几乎不教授白人学生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

2.校际间差距对不同种族的学生有不同的影响。

科尔曼报告指出：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成就高低更多地依赖于他们所去的学校，但白人学生的学业成就较少因为学校的设施、课程和教师等条件而受到影响。

统计结果表明，只有10％白人学生的学业成就归因于学校，而南部黑人学生此比例高达20％。

3.造成黑人儿童学习水平低的原因，主要不是学校物资条件，而是学校内的社会因素，即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同学的社会经济背景等。

在美国学校中，黑人儿童的学业成就水平相对较低，而且年级越高与白人学生的差距越大，传统的观点认为这种差距主要是学校的物质水平和条件而造成的。

但科尔曼等人的调查结果却发现，黑人学生所在学校和白人学生所在学校在校舍设施、教师工资等有形条件上的差距，并不像以前想的那么大。

科尔曼报告对影响白人学校中学生学业成就差异的因素作了一个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最不重要的是设备和课程的差异，其次是教师素质的差异，[i]最重要的是同学的社会经济背景差异，在黑人学校中这些因素的排序也是一样的。

影响最少的因素（设备和课程）在黑人和白人学校间的分布是最平等的，而影响因素最大的（同学的社会经济背景）却是分布最不平等的。

科尔曼报告进一步指出：学生的学业成就还与其同学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学习期望有很强的相关，当学生处于不同的同学环境中，将会取得不同的学业成就。

4.同学的社会经济背景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科尔曼报告认为，将低收入阶层的孩子送到中等阶层子女占大部分的学校，对低收入阶层子女有好处，而对中等阶层子女不构成伤害，因为低收入阶层家庭的孩子比中等阶层的孩子更容易受影响。

科尔曼解释说，在中等阶层家庭，信心和成就根植于家庭成人的监管和教育，但单亲家庭的学生更多时间是与同学呆在一起。

中等阶层的孩子大都在家里学的多一些，从同学和老师那里所学的东西要少一些。

科尔曼的解释被许多后续研究所证实，即使是最激烈反对学校种族融合的观点也认为，白人学生的成绩并没有因为种族融合而下降。

这个发现也是科尔曼报告中极具重要意义的研究结果，有人甚至认为可以称这种现象为科尔曼法则。

[ii]
三、意义与分歧
科尔曼报告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重新界定教育机会均等的内涵。

科尔曼认为，教育机会均等不能再仅仅局限于衡量平等的投入，如平等的教育支出、教师和设备等，而应将关注的重心转到独立于家庭背景的学生学业成就。

正如科尔曼所说，评价学校的成功与否只能检查它是否能减少学生对社会出身的机会依赖，因此，教育机会均等的学校不仅仅意味着资源均等，还包括效益均等。

科尔曼认为，这是一个以前任何社会都没有做到的一件雄心勃勃的大事，学校不仅仅是被动提供平等的教育资源，而是提供这样一个教育环境：解放孩子的潜能，使他们免于因为出身和社会环境而带来的不平等。

因此在政策操作层面上，科尔曼报告明确提出：与要求政府平等提供财政资源相比较，确保学生经济地位的融和更具有挑战性。

科尔曼报告的提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美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政策和法律制定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中有较大范围影响的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第一，为美国普遍实行“肯定性行动”或称“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铺平了道路。

公立教育的资源分配大幅度向弱势人群倾斜，实行所谓“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

在中小学强制性实行黑白学生合校的同时，在大学招生、政府机关雇佣和职位提升等方面，也普遍实行照顾黑人和其他弱势人群的倾斜性政策。

虽然在几十年后，“肯定性行动”的做法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引发了诸多法律诉讼，但它明显改善了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教育机会的平等性。

第二，统一学校和校车接送学生政策。

科尔曼针对报告结论提出政策建议，认为为了有效改进少数民族学生和贫穷学生的学习成绩，应当统一学校，把少数民族学生同白人学生放在同一学校里，以产生一个能够提高学习成绩的有效环境。

为此，需要为属于居住分隔开来的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通过提供校车接送学生上学，从此校车成为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的象征，在法院和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推动下，用校车接送学生的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末达到高潮。

在科尔曼报告发表后，许多后续研究也纷纷证实了科尔曼报告中的核心结论。

哈佛大学教授莫里汉(Moynihan)在1967—1968学年组织了一个讨论小组专门分析科尔曼报告的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这个讨论将科尔曼报告的发现总结为两点：第一个发现是，生均学生支出在对教育成就差的解释中所占比例不足1％；另一个发现是，同学的作用是重要的，同学的社会等级地位越高，学生的学业成就也就越高。

莫里汉指出，科尔曼的研究表明了一个有力的事实，即美国学校系统教育成就的平等不仅仅依赖于学生所去的学校，至少还同样依赖于与谁一起去，重要的是社会阶级的融合，而与设施无关。

[iii]
对科尔曼研究发现支持最全面的而且也是为人们引用最广泛的，是汉纳谢克(Hanushek，1986年)对38项定量研究的发现的评述，这些研究重点关注了决定学生成绩的因素，评估了师生比、教师教育、教师经历、教师工资、生均经费、行政管理投入和设施等因素的影响。

汉纳谢克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些研究中，学校经费与学生成绩之间看来并没有很强的或系统的关联。

但也有许多研究不支持科尔曼报告。

如海吉斯、莱恩和格林伍德(Hedges、Laine and Greenwald,1994年)重新分析了汉纳谢克的研究，他们发现，教育经费投入与教育产出之间存在积极的关系，而且这种相关很大。

此外，对科尔曼报告的质疑归纳起来有以下三方面：第一，科尔曼报告和大多数后续的研究所使用的基本模型过于简单，它假定教育过程的产出，即每个学生的学业成绩与一系列投入直接相关；第二，用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分数测量教育过程产出，而没有太多考虑学生的态度、学校出勤率以及其它可能更有价值的教育产出或教育质量指标；④第三，还有的批评者认为科尔曼报告不是时间序列的研究，而仅仅是一个时间截面的检验。

这种研究结论可能存在样本抽样上的选择偏差问题，在种族和经济融合的学校中，低收入和黑人学生可能比单独设置的学校里的学生更有主动性。

需要强调的是，在众多对科尔曼报告的引用中，大多简单地将科尔曼报告结论概括为：在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各种因素中，家庭比学校更为重要，学校资源差距与学生学业成就无关。

实际上，这种概括和引用有失简单和偏颇，科尔曼本人也曾纠正此观点，认为不平等的学校资源使学生学业成就差距更大。

也正如哈佛大学的托马斯.彼得格罗（Thomas Pettigre）所评论的，科尔曼并不是想说学校没有意义，他所想表达的意思是，在决定学生学业成就的因素中，金钱不是万能的。

⑤
四、借鉴与启示
科尔曼报告的研究结论及其整个研究过程都是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科讨论的经典内容，对于认识我国现阶段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特别是在当前“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已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焦点问题的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1．亟需对我国当前教育机会平等问题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深入的调查研究。

科尔曼报告是基于对美国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调查所得出的科学结论，40年来已成为教育问题调查研究的典范，其严谨的组织程序、科学的调查研究规范、大样本的数据支撑等都构成了其成功的内在因素。

当前我国社会中，“上学难，上学贵”问题成为社会关注、决策部门困惑的难题，最主要的困难在于我们无从了解以下三方面的现状和依据：“上学难，上学贵”究竟有多“难”，有多“贵”；“上学难，上学贵”在不同人群间、区域间、城乡间、不同教育类型间、不同教育层级间的分布情况究竟怎样；造成“上学难，上学贵”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借鉴科尔曼报告的研究过程，在我国面临从数量到质量、从总量到结构、从普及到提高的教育发展新形势下，对“上学难，上学贵”问题背后的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很有必要组织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摸清现状，发现问题，寻求依据，才能真正有助于科学决策，推动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

2.确立以教育质量为导向的教育机会均等观。

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平等的重要内容，是与教育权利平等相平行的概念。

教育机会平等一般可分为入学机会平等、教育过程平等、教育结果平等三个阶段。

在入学机会平等阶段上的投入，即是对所有适龄儿童提供同样的机会上学，让他们有学可上；教育过程平等是指在受教育过程中，学生所得到的教育资源投入相对均衡，即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育经费等相对平等；而教育结果平等是指教育质量的均等。

从理论层面上探讨，可以从意识、制度、文化等多种角度研究教育机会平等，其理想状态是所有的人，不论其个体差异，均能获得相同的教育成果，人人都能得到其所希望的发展。

不同的机会平等观念和理论假设决定不同的教育决策。

对我国而言，20世纪末基本实现“两基”后，入学机会平等问题已初步解决，这一成就的取得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大标志。

但不容否认的是，学生在学校受教育过程中存在所得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特别是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还存在较大差距，从而导致“上学难，上学贵”问题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

但资源的配置均衡还仅仅是教育机会均等的中间层次，解决“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的最终归结点还在于学生学习和学业成就的机会均等。

科尔曼报告的结论认为，教育支出的增加不能消除群体或阶级之间经济、文化差异，针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补偿政策是不会有太大效果的。

学校如何创设更加切实有效的学习环境，对学生施加更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从而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全面发展，应该是我们对教育机会均等的终极要求，也是我国建立和谐社会中教育均衡发展的根本目标。

3.建立以学生进步程度为核心的学校绩效评价新体系。

科尔曼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在于，学校的物质条件并不是决定学生学业成就的核心因素，学校的作用在于帮助学生克服其出身不平等而带来的学业进步障碍，即以学校帮助学生成长的努力程度作为评价学校工作绩效的依据。

在造成当前“上学难，上学贵”的众多因素中，学校的非均衡发展是一个关键因素，而学校的非均衡发展直接与我们当前的学校评价导向有关系。

单纯以考试成绩为导向，以硬件设施指标为评价主要内容的学校评价体系必将导致学校的非均衡发展。

事实上，在科尔曼报告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对学校绩效评价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学校效能在众多国家已成为学校评价的基本理论，其核心就是以学生的进步幅度来评价学校的绩效，进而引导学校实施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的发展策略，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例如在英国已实施十余年的附加值评价就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4.提供对弱势人群子女的教育机会均等的制度性保障。

弱势人群子女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进程中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突出表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解决“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的最核心部分。

弱势人群子女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主要表现在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好学校中来自弱势人群家庭背景的学生明显偏少，成功升入上一级教育的学生中来自弱势人群家庭背景的学生比例偏少。

现有的政策讨论是将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放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规模，通过优质学校对薄弱学校的兼并、资源重组等措施扩大学额，进而减小教育机会不均等程度。

实施这种政策的效果正是科尔曼报告中所揭示的结论，即单纯依靠教育资源投入的政策不可能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只要有不同的家庭背景等校外因素
的影响，即使是在同一所学校，弱势人群子女从总体上也不能与对应的强势阶层子女取得同样的教育成就。

社会阶层的加剧分化使得学生的家庭背景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差距面前，学校资源投入的均衡发展所能发挥的影响将是十分有限的。

科尔曼报告对美国教育政策的重要影响在于，它支持了“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政策的合理性。

弱势人群子女的教育机会不均衡现状是与我们长期以来牺牲农业、忽视农村、漠视农民利益的倾向分不开的，这种情况与美国实施“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的前提类似。

从补偿弱势群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在解决当前“上学难，上学贵”问题中，从出台法律和政策措施的角度，可以考虑在一定时间内实施“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即对社会弱势群体实行政策倾斜和法律支持，在升学和享受优质资源服务时对弱势群体子女定向分配适当份额，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要加强对弱势人群在子女受教育机会的监控和实施补偿政策，以弥补起点的不公平。

此外，科尔曼报告的形成和结论对于我们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育质量观、深化教育科研与决策互动机制等都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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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 科尔曼报告中指出，调查中许多有关教师特征的因素并没有被测量。

因此关于教师特征中的最重要因素的结论并不是最终结论。

在所有调查的教师因素中，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最重要相关因素是教师在口头技能测试中的考试成绩，以及他的教育背景----包括本人及其父母的的教育程度。

[ii]③⑤Richard.D.Kahlenberg, learning from James Coleman, /p/articles/ mi_m0377/is_2001_Summer/ai_76812255
④[美]Martin Carnoy编著、闵维方等译，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

[iii]
参考文献：
①[美]珍妮·H·巴兰坦著、李舒弛等译，美国教育社会学，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②史静寰著，当代美国教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③朱家存，教育平等：科尔曼的研究及其给我们的启示，载《外国教育研究》，2003年（12）。

④Coleman, J.S., E. Campbell, C. Hobson, J. McPartland, A. Mood, F. Weinfeld, and R. York. 1966.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⑤Eric A. Hanushek, Conclusions and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School Resources, Economic Policy Review (March 1998), pp. 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