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视角下的中国文化——从莱布尼茨到歌德(一)

世界文化视角下的中国文化——从莱布尼茨到歌德(一)

一

莱布尼茨(1646-1716)，是近代德国的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尽管

当时的德国社会比英国、法国要落后得多，资本主义制度尚未形成，但

是由于莱布尼茨知识渊博，思想上积极进取而不保守，能够及时地接受

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又对中国古代哲学怀有特殊的兴趣，吸取

了不少有益的营养，使他成为当时德国的一位思想先导。费尔巴哈曾用

这样的话评价他：“在学识渊博方面无与伦比的天才，是求知欲的化身，是他那个时代的文化中心”（《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2卷，第15 页）。

莱布尼茨的哲学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有《单子论》和《人类理智新论》等。他所处的时代是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哲学思想中受到荷兰哲学家

斯宾诺莎的影响，主张现象界的背后有永恒的实在世界，思维实体和物

质实体都统一于神这个唯一的实体，而神即是自然。莱布尼茨的单子论

原理，就是把组成复合物的单子看作精神性的实体，这就使他的哲学蒙

上了神秘的色彩。但单子论毕竟不是神学理论，莱布尼茨心目中的上帝

也不是基督教的人格神，上帝的唯一作用是预先给世界确定下秩序，以

后并不干涉世界的发展。用莱布尼茨的话说，“神借此已一劳永逸地使一切事物都确定了，而并不损害这些创造物的自由”（《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第64页）。在当时欧洲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追求自由、发展的科学愿望。在欧洲启蒙思想家中，莱布

尼茨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当我们看到他的哲学思想中还未摆脱神学

束缚的时候，也要看到他力图摆脱神学束缚的哲学努力及其获得的中间

性成果。

莱布尼茨就是在这种哲学追求过程中接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17、18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已经把大量的中国思想、文化介绍给了欧洲。莱

布尼茨认真地研究和分析了这些材料，并与几位传教士长期保持交谈、通信联系，使他有条件对中国文化进行理性分析和判断。莱布尼茨把

在

华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报道和信函编辑成《中国近事》一书，并为该书

撰写了“序言”，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观点和看法。反对利玛窦传教方式的在华耶稣会士龙华民写了《论中国人的宗教》一书；莱布尼茨不同意他的观点，在《致德雷蒙的信：论中国哲学》一文中对

龙华民进行了批驳，很具研究价值。

莱布尼茨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

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

的东方的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我相信，这是命运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又是地域相隔最

为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

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这就把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作为理性生活的文化整体一视同仁对待，为他的世界文化意识的创建提供了前提和

基础。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莱布尼茨的世界文化意识不是悬空的一种主

张，而是有具体文化内涵和根基的。

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及强调的重点都很明确，“在中国，在

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

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从自然神论角度分析认识中国古代哲学，比较接近中国古代哲学的实际，证明了莱布尼茨的学识功

力。事情还不止于此，从这一角度来对待中国文化，比较易于与欧洲文

化沟通，反映了莱布尼茨建构统一的世界文化意识的意图、需要，他说：

“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由神启示的神学那样，是很有必要的。由此我想到，如果

不是因为基督教给我们以上帝的启示，使得我们在超出人的可能性之外

的这一方面超过他们的话，假使推举一位智者来裁定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裁定哪个女神最美貌，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交给中国人”。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充分肯定。因此

他说：“无疑中华帝国已经超出他们自身的价值而具有巨大的意义，他

们享有东方最聪明的民族这一盛誉，其影响之大也由此可见”。“相隔

遥远的民族，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其他的民族无

权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中国人”。莱布尼茨显然是把中国文化放在与西方文化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需要彼此平

等交流，才能形成充满道德、善意、和谐的世界秩序。

在建设这一世界秩序中，莱布尼茨尤其重视中国文化中政治与伦理

相结合的“实践哲学”，“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

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之所以成就突出，在莱布尼茨看来是由于中华民族

具有良好的规范，“他们在其庞大的社会群体中所取得的成效比宗教团体的创始人在其小范围内所达到的要大得多”。在分析中国取得“成效”的原因时，莱布尼茨多是从伦理道德、生活习俗方面着眼的，缺乏理论

深度，所举事例也不外是尊长敬老，礼貌待人等事，有时又赞扬皇帝礼

贤下士，达官显贵谈吐文雅，说明他并未抓住问题的本质，但从他对

中

国文化的肯定中我们发现他正在脱离宗教干扰，用世俗标准对文化进行

分析和评价，这无疑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中国文化才能作为“单子”与欧洲的文化“单子”共同组成复合物，作为未来的世界文化；用这种文化武装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世界公民”。莱布尼茨的世界文化观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他对中西文化交流和相互吸收的强调，对于欧洲

后来的启蒙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富于建设性的。

二

歌德（1749-1832年），是继莱布尼茨之后德国又一位提倡世界文

化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在他的一生中，中国文化对他的思想和创作

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就他所处的时代来讲，他能读到和见到的中国文化

材料比莱布尼茨要多得多，他也更有条件和根据把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

加以同样看待。虽然歌德对中国文化并不像莱布尼茨那样进行了深入思

考和认真研究，但由于他的世界文化意识比莱布尼茨更加强烈和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