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管理)商业银行外汇风险管理与监管

商业银行外汇风险管理与监管

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之前，我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外汇风险全部由国家承担，商业银行没有必要，也没有工具管理外汇风险。从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原来集中由国家承担的汇率风险一下子分散到外汇持有者手里，外汇风险管理成为商业银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

银行的许多业务活动都蕴含着风险，但像外汇交易那样能够使银行迅速蒙受巨额损失的却并不多见。随着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慢慢扩大，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外汇风险程度是相当大的，这给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和风险管理带来了新挑战。

挑战

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面临的外汇风险同时加大。新汇率机制下，商业银行的交易账户，即因交易目的而持有的以外币计价、结算的金融工具的（人民币）市值，会随着人民币对主要外币汇率的波动而变动。同时，银行账户中的外汇资产和负债，例如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同业外币拆借、投资性外币债券等，也会随着汇率的升值和贬值而产生盈亏。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的外汇风险加起来，构成了商业银行的外汇风险。初步测算表明，我国部分商业银行的全部外汇风险敞口头寸较大，银行面临的币种错配风险较高。而且，在没有特殊安排的情况下，部分商业银行持有的外汇资本会因人民币升值而缩水。

客户的外汇风险上升使银行受损的可能性增加。汇率波动不仅会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敞口头寸，也会通过影响银行客户的财务状况，进而对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带来影响。汇率波动的频率提高后，会使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客户的外汇风险增加。例如，造船行业生产周期长、利润微薄，人民币小幅升值就会导致其由盈利变为亏损。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国内出口企业竞争力下降、盈利减少，从而影响企业的偿贷能力，使银行贷款的风险增加。

从各国经验看，在本外币利差较大的情况下，内向型企业倾向于向银行借用外汇贷款满足本币融资需求，货币错配风险较大。例如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前夕，泰国本币利率比美元利率至少要高5个百分点，于是金融机构从境外拆借出大量美元、英镑等外币转贷给本国的房地产业、建筑业、零售业，甚至是医疗制造业企业。其后泰铢

兑美元汇率急剧下跌，借贷外汇的企业没有外汇收入，而且没有对冲机制，其外汇风险和损失直接转变为银行的信用风险和损失。大量外汇转贷的情况下，银行的外币负债和资产表面上匹配，但实际上不匹配，容易形成风险。

外汇衍生产品给银行带来的风险增加。外汇衍生产品交易要求银行有很好的定价能力，并且能够很好地管理衍生产品的风险，这对商业银行是非常大的挑战。随着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范围扩大，交易期限限制放开，同时允许银行自主报价，并允许银行对客户办理不涉及利率互换的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这些措施在促进银行外汇衍生品交易发展的同时，也使银行面临的相关风险增加。在提供远期、掉期等衍生产品时，银行的定价和风险管理水平直接决定其盈利能力，体现着银行的竞争力。国内不同银行一年期远期结售汇报价（中间价）差异竟然达到200个基点，表明不同银行的定价机制和水平存在较大差别，市场效率有待提高。

衍生产品作为一个金融创新，风险并不在其本身，而是来自于操作运营的风险，风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有没有合适的制度，有没有合适的监控者监督交易。巴林银行、中航油及国储铜事件都证明风险控制及管理的重要性。

其他风险。除了汇率风险、利率风险、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外，银行外汇业务还面临着操作风险、外汇管制风险、结算风险、时区风险（本质是信用风险）、反洗钱等。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这些风险，也可能使银行遭受巨额损失，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的重大外汇交易损失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003年，澳大利亚元、新西兰元兑美元汇率在短时间内升值6%～8%，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判断这两种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强劲势头将发生逆转，于是进行相应的外汇期权交易，其后，澳大利亚元兑美元汇率上升了13%，新西兰元兑美元汇率上升了15%。更为严重的是，为了掩盖交易损失，交易员制造了大量虚假交易，直到其他交易员对此产生怀疑并报告风险管理人员时才被发现。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因此造成的损失超过3.6亿澳元。

2000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外汇交易结算风险管理监管指引》。2004年1 1月，美联储专门发布了《外汇操作风险管理》，详细阐述了银行在交易前准备、交易

实现、确认、轧差、结算、往来账核对、财务控制等交易流程上应遵循的最佳做法。由此可见银行外汇业务及其内在风险的复杂性。

现状和差距

我国商业银行的所有制度、技术、人员、体系等方面没有经过弹性汇率的考验，外汇风险意识普遍比较淡薄，有效的风险管理和控制体系有待建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监控外汇风险的能力不足。目前，不少商业银行的董事乃至高级管理人员缺乏外汇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甚至缺乏对外汇风险的起码了解。更普遍的问题是，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不清楚（也没有意识去掌握）自己银行的外汇风险敞口头寸，不了解自身的外汇风险水平和状况。有些银行明明外币敞口为多头，对外却宣称人民币升值会使其受益。

外汇风险的政策和程序不够完善，执行力度有待加强。国内银行与发达国家的银行相比，在外汇风险管理的政策和程序的专业性、准确性上还有很大的差距。很多银行的政策程序没有覆盖到各分支机构和各项产品、业务，制定的政策和程序往往过于原则，不易执行也没有真正被执行。而国外银行的外汇风险管理政策程序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比如ING银行新加坡分行关于市场风险管理中交易币种的政策规定，就详细规定了每种外币的具体交易产品，列出了同意开展交易的产品清单，对于特定的外汇产品还限定了交易的证券种类，如在利率期权的交易中，新加坡分行只能开展普通外汇期权。

外汇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控制能力不足。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商业银行就已经普遍使用敞口头寸计算市场风险。其时，花旗、汇丰等国际化大银行的全球外汇业务风险敞口就控制在1000亿～2000亿美元。而国内银行刚刚开始尝试计算风险敞口，有些银行甚至至今都不能准确算出其单一货币的敞口头寸和所有外币的总敞口头寸。据估算，国内银行的敞口头寸即便不含注资部分仍高达数十亿美元。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总裁allen Wheat曾说过:“我们从不承担未经计算的风险”。而国内银行现在的情况是“承担的风险从不计算”。

外汇风险的内控不够严格。有些银行尚未建立与外汇业务经营部门相互独立的外汇风险（或市场风险）管理和控制部门。内部审计对外汇风险管理体系的审计内容不够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