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浅谈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以现代戏剧为例
摘要：戏剧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活跃的文学形式之一。

话剧，作为一种西方戏剧形式，从19世纪末开始大量传人中国，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起着主导作用。

从最初的“新剧”和“文明戏”对“旧剧”的改良尝试，大大促进了话剧的引进，到“现实主义”戏剧理论的成熟、浪漫主义戏剧创作的展开。

二三十年代戏剧结合西方文艺思潮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为中国戏剧现代性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七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新的文艺思想、理论再次大规模的介绍到中国，掀起了诸如“探索戏剧”热、“小剧场”运动的复兴。

两个时期对于西方文艺思想、理论的大量引进与学习，促进了中国戏剧现代性的形成和不断完善。

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浅要探讨西方文艺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对现代话剧的影响。

关键词：戏剧话剧现实主义
二十世纪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十分繁荣，名家辈出，流派众多。

学着们将这些各不相同的流派都归结为一类——现代派。

这个现代派了包括现代文学，也包括后现代文学。

现代派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后半叶象征主义的诞生，之后历经发展，出现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等等流派，也出现了如卡夫卡、萨特、等大批名家名作，这在文艺复兴以后当属头一次集体式爆发，而且前赴后继。

中国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先后两次对西方文学经典和其他如哲学经典的大批引进、探讨、研究，对中国文学乃至文人学者们的思想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戏剧也是如此[1]。

曾孝谷、李息霜等1906年在日本东京成立春柳社，旨在“研究旧戏曲，冀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并制定《春柳社演艺部》专章；次年2月组织出演法国亚历山大.小仲马的《茶花女》第三幕；1907年6月有欧阳玉倩、陆镜若等加
盟的春柳社在东京演出了曾孝谷改编自美国著名作家斯陀夫人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黑奴吁天录》。

这些话剧的上演反应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对现实主义的渴望与推崇。

同时，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历史性转折，是中国戏剧从古典形态向
现代形态发展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2]为话剧的引进进行了一次深入探索。

1912年陆镜若在上海组织新剧同志会，加之王钟声领导的春阳社、任天知
领导的进化团演出《孽海花》等剧，以及南、北的学生剧演，尤其是南开新剧团
的剧演活动，形成了20世纪初年的新剧（又称文明戏）演出景观。

文明戏以写
实的对话、动作替代传统戏曲的唱念做工，采用西方话剧的幕表制演出，并衍生出定型化的角色分配制，令人耳目一新。

新剧的不断引进和演绎使得与以传统戏剧为代表的所谓“旧剧”产生了深刻对立，这种对立在五四运动到来时显得格外尖锐。

一、西方文艺思潮与二三十年代中国戏剧
1918年10月《新青年》专门出了一期“戏剧改良号”，基本观点是中国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势不两立，讲传统戏曲称为“旧剧”，以艺术进化论、西方人道主义精神与写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思想武器组成了对“旧剧”的激烈批判。

他们翻译介绍外国戏剧理论和创作。

从古希腊戏剧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以及表现派、象征派、新浪漫主义等。

被集中介绍比产生较大影响的西方剧作家有莎士比亚、萧伯纳、契科夫等，而最有影响力的是易卜生。

1、以易卜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
1918《新青年》推出了“易卜生专号”着力推荐这位剧作家。

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批判现实的目的分不开的。

胡适的《终身大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被看作是对易卜生《娜拉》的仿制。

剧作里年轻一代针对“中国风俗规矩”和“祖宗定下的祠规”，喊出“自己决断”的呼声，振聋发聩，为时代之音。

与此同时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借鉴易卜生的问题剧诞生，余上沅的《兵变》、欧阳玉倩的《泼妇》、成仿吾的《欢迎会》里，更多的《娜拉》型戏剧作品和“出走型”戏剧人物的出现，“五四剧坛问题剧的勃兴，就是世界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戏剧在远东的渗透与反响”[3]，剧作家们将这样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与本土戏剧的创作实践相结合并稳定下来。

到30年代，易卜生式的现实主义与“为人生”的戏剧思想成为主流。

熊佛西、欧阳倩玉、洪深等人都取法现实主义戏剧思想。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写实体验思想也在此时被介绍进中国戏剧界。

曹禺、夏衍以《雷雨》、《日出》、《上海屋檐下》的杰出成就显示现实主义戏剧的成熟。

中国传统戏剧中并非没有现实主义，但是，以易卜生为代表的世界近代戏剧那种真实地“把社会种种腐败醒醒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4]的现实主义的译介，确实使中国戏剧从传统的注重伦理风情的“关风化”转向直面现实中各种尖锐的社会问题,并从描写历史事迹转而揭示现实人生，从表现社会上层的荣华富贵转而反映平常人的平常事，从大团圆结构的瞒和骗转而撕破人生丑恶的痛苦思索，它从审美精神到具体的艺术表现，对中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审美观念
都是有力的冲击与补充，使其具有20世纪的现代化品格。

2、浪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
随着五四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时代狂飙，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要尊崇自我、强调创造。

它彻底推翻了“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念，不再“代圣人立言”，而是本着自己的内心要求，把戏剧创作看作是生命的表白、灵魂的呼喊、苦闷的象征。

如此强烈的现代意识包容在浪漫主义这早已不趋时的躯壳中，遂使五四浪漫主义戏剧充满现代意识，较之民族古典文艺更多个性色彩和世界观念。

田汉、郭沫若所标榜的新浪漫主义实质上是浪漫主义，带有不同程度的现代派戏剧表现手法。

“艺术的动机只在表现自己理”[5]“艺术是我们自我的表现……”[6]。

田汉和郭沫若的这两句话，可以说是五四浪漫主义戏剧的轴心和灵魂。

它们言简意赅，包含着浪漫主义所必须的主观观照、情感流泻、艺术独创等丰富内涵。

然而，无论是自我表现还是个性解放，面对那把人不当作人的封建制度，浪漫主义在这里就必然首先要从自我的扩展中呐喊出改革社会的愿望。

这种自我表现就绝少那漫无约束的放纵情感、驰骋想象，其浪漫风筝的线始终牢系在现实大地上。

田汉说自己《获虎之夜》、《咖啡店之一夜》等早期剧作，“它们同表示青春期的感伤，小资产阶级青年的仿徨与留恋，和这时代青年所共有的对于腐败现状的渐趋明确的反抗”，即透示出浪漫主义戏剧的独特内涵。

3、左翼戏剧思潮的出现
早在1918年李大钊就第一个在中国大地上举起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宣传马克思主义，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激起了一种前卫的、激进的戏剧思潮与运动在上海发动，与上海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普罗文学）相呼应。

30年代普罗现实主义的浪潮汹涌，使得五四时期与现实主义同步发展的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思潮顿失滔滔，田汉、白薇等浪漫主义作家和向培良、陈楚淮、等新浪漫义戏剧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向。

1929年6月5日，由中共地下党员夏衍等人策划成立了艺术剧社。

艺术剧社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戏剧”（“普罗列塔里亚戏剧”），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戏剧运动的领导，意在使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由五四开始的个性主义潮流转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强调“阐明社会的矛盾，引导大众发生一种革命的热情来反抗斗争，而达到革命的目的”。

于是就有了1930年4月田汉发表的《我们自己的批判》，批判南国社的小资产阶级感伤倾向。

接着他有改编了梅里美的小说《卡门》为革命色彩的话剧，鼓吹革命。

1930年8月，以艺术剧社为中心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戏联）正式成立。

剧联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活动纲领》强调革命戏剧深入工农群众，强调创造内容要暴露地主资产阶级与反动派的罪恶，从各种斗争中指出政治出路等。

这一戏剧主张把五四时期的社会问题剧观念发展为政治宣传剧思想，后来成为中国现当代戏剧的主导思想，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非常大。

[7]
二、八十年代戏剧
80年代，戏剧较多的受西方现代戏剧观念的影响。

探索戏剧占据主流。

在艺术观念上，摆脱了政治工具的束缚；在创作中，作家不再是生活被动的反映着，突破了写实戏剧的陈规，运用各种现代的艺术手法到戏剧表现中。

从十七年的“文革”文学中走来，“高大全”式的人物塑造要求，样板戏的“三
突出原则”。

文学似乎又成了“载道”的工具，政治高压的结果是文学发展的畸形。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被压抑已久的戏剧界渐渐发出声音。

1977年事新时期戏剧孕育、再生的一年。

《枫叶红了的时候》和《曙光》的问世标志着话剧创作的再生。

使得五四以来形成的话剧战斗传统得以恢复和发扬广大。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提上日程，戏剧界的视野又逐渐开阔，呈现短暂的热闹局面。

《报春花》、《救救她》、《灰色王国的黎明》等及时反映社会生活中重大问题（出身问题、平反冤假错案问题、权大于法问题）的剧作引起极大反响。

这些剧作的问世，标志着80年代现实主义戏剧鼎盛时期的到来。

进入80年代，“话剧热”降温，话剧开始步入困境。

由此也激发了戏剧工作者对于戏剧艺术的探索热情。

戏剧探索主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同时展开：
1、80年代戏剧在理论探索方面的成果
新时期戏剧观的变革，除了受到来自现实的深刻影响外，还受到两种传统戏剧的影响：一是五四以来尤其是十七年以来的话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二是外国现代主义戏剧的观念和实践。

1982年前后在中国出现了一场戏剧观的争鸣。

这次争鸣是在西方现代派文学对中国文学形成广泛影响的情况下发生的。

除了五四时期曾介绍过的梅特林克、约翰.孤沁、拖勒、奥尼尔以及未来主义剧作家玛丽帝尼、基蒂等剧作家的作品被再度介绍外，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法国兴起，一度席卷欧美的贝克特、尤涅斯库、品特、阿尔比等人的荒诞派戏剧也被介绍到中国。

1979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了布莱希特的叙述体戏剧《伽利略传》，实验布莱希特与斯坦尼拉夫斯基两大剧演体系的结合。

1981年上海青年话剧团在沪演出了萨特名剧《肮脏的手》。

1983年5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由阿瑟.米勒亲自执导的《推销员之死》。

“奥尼尔热”催发了中国舞台的表现主义。

在戏剧理论方面首先得到介绍的是布莱希特的“叙事体戏剧”，紧接着是对荒诞派戏剧理论的介绍，然后，格罗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彼得.布鲁克的“残酷戏剧”等等，也被介绍到中国并对剧作界和舞台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8]
西方现代派戏剧对于现实主义的反叛对于中国戏剧界重新认识话剧传统，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戏曲遗产，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些影响最终在戏剧观念方面引起了争鸣。

2、80年代戏剧在创作和舞台实践方面的探索
最早引起关注的探索戏剧是哲理剧《屋外有热流》。

该剧大胆借鉴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荒诞派的戏剧技巧（现实的场景和回忆梦幻交错，自由的舞台时空，死人穿墙而过，等等），令人耳目一新，推动了戏剧的探索。

至1984、1985年，探索戏剧达到顶峰。

其中有影响的有《血，总是热的》、《秦皇李世民》、《绝对信号》、《车站》等等。

在探索戏剧风头正健的时候，现实主义仍有不俗表现，有《明月照人》、《谁是强者》、《高粱红了》。

此时的现实主义也尽可能吸收现代派戏剧的表现手法，实现了自身的变革。

其代表作有《黑色的石头》等。

3、小剧场运动和后现代戏剧
欧美小剧场运动已有百年历史，20年代“爱美剧运动”是小剧场运动在中国的首次尝试。

198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绝对信号》，标志着小剧场运动的复兴。

“不受资本家操纵，不受座资底支配”[9]。

西方的后现代戏剧也对中国戏剧产生了影响。

其一是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实验性探索组织，其二是在南京小剧场戏剧展演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如对
观众参与性的重视；而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的《屋里的猫头鹰》则借用了仪式戏剧、环境戏剧的方法。

中国戏剧的发展走过了百年，对于西方文学思潮的借鉴与本土化发展也从未中断。

现实主义戏剧以其强大生命力，成为了整个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史上的核心。

表现主义、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戏剧等诸多戏剧形式构成了其多姿多彩的另一面。

这个在西方文学思潮影响发端的现代文学艺术形式，也将在不断吸收西方文艺思想养料的过程，永葆生机。

更深的扎根于中国民族文学实际，创作出更多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戏剧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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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谨谈西方现代派文学对中国戏剧的影响
[2]朱栋霖《二十年代戏剧》，《中国现代文学史》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傅谨《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历史转折—从文艺思潮视
角对五四戏剧的比较考察》
[4]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4卷6号，1918年6月
[5]田汉《诗人与劳动伺题》，《少年中国》1卷8期，1920年2月
[6]郭沫若《印象与表现》，上海《时事新报》1923年12月30日
[7]朱栋霖《三十年代戏剧》，《中国现代文学史》2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杜高、陈刚《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批评》，《文艺报》，1980年第9期
[9]陈大悲《戏剧指导社会与社会指导戏剧》，《戏剧》2卷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