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中的性别因素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中的性别因素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阶层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核心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研究项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历时3年，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划分出了“十大阶层”。

本文作者参与了上述研究，在此侧重分析城镇的社会阶层分化与性别因素的关系。

一、当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与性别1978年以来，由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导致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社会从一个社会经济资源分配比较平均化的社会，变成了社会经济地位日趋分化的社会，从一个社会构成比较简单的结构转变成构成成份日趋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

根据我们的研究，当前社会阶层分化主要有三个特征。

第一，当前的阶层分化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的分化，职业分化实际上是一种专业技术的等级分化，是有文化技术资本的人与没有文化技术资本的人之间的分化；第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当前的阶层分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拥有经济资本的人与没有经济资本的人之间的分化；第三，在当代中国社会，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国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因此，个人在国家组织系统中居于什么位置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有重大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拥有状况为指标，划分出中国社会十大社会阶层。

1）十大阶层的划分：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本）：领导干部；⑵经理人员阶层（拥有较多的组织资本和经济资本）：指大中型企业的高中层管理人员；⑶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本）：⑷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本）：⑸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组织资本或文化资本）：中低层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⑹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本）：⑺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本）：⑻产业工人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本）：⑼农业劳动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本）：⑽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本）：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

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十个阶层的性别分布各不相同，社会阶层结构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图1和图2）。

三个最具优势地位的阶层（控制着组织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控制着经济资源的私营企业主、以及拥有较多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的经理人员）都是以男性为主（男性约占3/4）。

在社会的中间层中，现代中产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男女分布较平均，但现代中产阶层的上层（较高等级的专业技术人员）中男性比例较高，而中下层（较低等级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女性比例较高；传统中产阶层（个体工商户）中则男性比例高于女性。

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商业服务业人员中男女分布较平均，产业工人中男性比例高（占3/5）；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中女性比例远高于男性（女性约占70%-80%）。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家庭主妇及从未就业的女性人数在上升，并且这一群体的年龄正在年轻化。

过去不工作的女性一般是年龄比较大的妇女，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些二、三十岁的不工作的女性。

除了十个阶层当中性别比例不均匀以外，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阶层结构也明显不同。

男性阶层结构更趋向于橄榄型，即大多数人居于中间层，居于上层和下层的人数都较少一些；女性阶层结构更趋向于金字塔型，即居于上层的人极少，居于中间层的人略多，居于下层的人最多（图3和图4）。

这些调查数据说明，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性别阶层分化现象，目前的职业分化和阶层分化都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

二、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拥有量的性别差异性别阶层分化具体表现在男性与女性所拥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各不相同。

我们通过个人月收入来衡量经济资源的拥有量，通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社会资源，通过党员和团员比例来衡量政治资源（图表5）。

调查数据显示出，男性拥有比女性更多的经济资源。

在深圳市，男性平均月收入5098元，女性平均月收入2947元，男性比女性高1.7倍；在合肥市，男性平均月收入847元，女性平均月收入616元，男性比女性高1.4倍。

在政治资源方面男女两性的差异也很明显。

在深圳市，男性的党员比例比女性高18个百分点，男性当中大约1/4是党员，而女性中只有1/10是党员；在合肥市，男性党员比例比女性高25个百分点，男性中大约1/3是党员，而女性也只有1/10是党员。

男性中的团员的比例也比女性高。

文化资源方面性别差异不明显。

男女两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非常接近。

在深圳，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比女性多0.4年，不到半年；在合肥，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女性多0.6年。

这些数据表明，男女两性在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拥有量上存在明显差异，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而且，越是重要的资源、越是分化程度高的资源，性别差异越明显。

比如，深圳的经济分化程度远高于合肥（深圳基尼系数0.50，合肥基尼系数0.35），因此，深圳的男性与女性的经济资源拥有量的差异也越大（深圳男性平均月收入是女性的1.7倍，合肥是1.4倍）。

而在合肥政治资源比在深圳更重要，合肥男女两性政治资源的拥有量的差异比深圳要大。

男女两性在文化资源的拥有量方面十分接近，男性的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只比女性略高一点（多半年左右）。

基本上可以说，在中国的大城市中男女的教育水平正趋向于一致，特别在较低年龄组。

结论2：男女获得不同类型资源的机会平等程度是不同的。

在城市社会，两性在文化资源的获取方面日益平等化，但是，男性获取经济资源或政治资源的机会明显大于女性。

三、性别因素对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前面的数据和图表已经证明，社会各阶层的性别分布以及社会经济政治资源占有状况存在着性别的差异，这说明，性别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分层机制。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知道的是，性别作为一个分层机制，它倒底是如何发挥作用？它对哪些资源的分配产生影响？产生多大的影响？与其它的社会分层机制相比较而言，性别因素的影响力倒底有多大？我做了三组回归分析。

1）性别分层机制的作用程度首先，我们来考虑，有哪些因素对人们的经济收入产生影响，其中性别因素对经济收入产生多大的影响？图表5对个人月收入的回归分析图表6对个人阶层位置的回归分析图表7对个人教育程度的回归分析在对个有月收入的回归分析中，我选择了12个自变量。

这12个因素可能会对个人的经济收入产生影响，回归方程的R2值代表每一个因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有多大。

根据R2值的大小，我把这12个因素进行排列。

对月收入产生影响最大的是职业、权力和教育水平，它们各自对月收入的变化可以解释10%-20%。

其次影响较大的因素是政治资本、所有制和行业，它们对月收入变化的解释在4%-5%之间。

第三组因素是有一些影响力，但影响不是很大，这包括性别因素，还有技术培训、单位规模、财产权等。

而影响最不明显的是户藉和年龄。

可以看出，性别因素对月收入的影响是存在的，但影响不是很大，在12个因素当中排在第7位，它可以解释月收入变化的2%左右。

同样对阶层位置产生影响的6个因素中，性别排在第6位，它解释阶层位置变化的1%左右。

在影响教育水平的8个因素当中，性别排在第8位。

对教育水平产生影响最大的是家庭背景，其次是城乡分割结构因素，性别的影响比较小。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我们可以说，性别因素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存在着影响，但与其它一些因素（社会结构、制度和能力或获致因素）相比较而言，性别因素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它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解释力度在1%至2%之间。

结论3，在目前的城市社会经济分化中，个人能力对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次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因素，性别可以归为第三组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它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分层机制，但它确实在发挥着作用。

2）图表8影响教育获得因素历年变化最后我们还要特别分析一下教育机会与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教育对个人的阶层位置及其经济地位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教育机会获得是否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社会分化的性别公平程度。

数据显示出，近50年来，性别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力度逐渐减弱，促进了机会结构的两性平等化趋势。

很明显，近几十年来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趋势是明显的。

部分原因可能是教育机会的供给增多（如九年义务制教育普及、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增加等）；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教育体制内部的选择机制趋向于性别平等化，甚至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应试教育选择机制较有利于女性。

结论4：教育机会分配的性别平等化，极大程度地弱化了性别分层机制的作用，这决定了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方面两性日趋平等的总体发展趋势。

这就是说，近年来整个社会的机会结构的性别平等程度是提高的。

不过，需要强调，这一结论可能仅限于城市。

在乡村地区，教育机会分配的性别不平等还是存在的，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

目前教育成本的上升正在强化贫困地区的两性教育机会不平等。

四、问题讨论根据上面这些数据分析，我提出了几个问题来讨论。

问题1：为什么在城市中男女文化水平十分接近的情况下，社会阶层的性别分布会很不均匀？为什么男女两性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拥有量差异明显？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被认为是“能力社会”而不是“身份社会”，社会主要是依据各人的能力（主要通过文化水平来加以衡量）来进行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而不是主要依据一些先天性的身份特征（如性别、年龄、种族、家庭出身）来分配资源。

我们的数据分析也证实，当前社会选择机制基本上是以能力为主的。

依据这种逻辑，目前存在这样一种看法：男女两性在社会经济地位（包括阶层分布）方面的显著差异主要是由于男女两性的文化水平不同造成的。

这样的解释显然与刚才显示的深圳、合肥的调查数据相矛盾。

刚才的数据显示，在深圳和合肥这两座城市中，社会选拨机制整体上是以能力为主，同时男女两性的能力水平（通过教育来衡量）又是差不多的，但是最终选拔出来的结果却是男性居于社会上层的更多，女性居于社会底层的更多。

仔细观察社会阶层结构的性别分布，可以发现，在社会的中间层男女两的分布还是均衡的，最显著的差异在社会的上层。

这就好像3000长跑，前2500米女性并不落后于男性，但最后的500米男性大大超前。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由于最后500米存在着性别歧视的制度设制，还是由于女性的进取心较弱而没有耐力跑完最后500米？也就是说，是制度的或社会结构性的原因还是由于社会化导致的个人心理动机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或者也可以从一种变化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也许性别平等的推进就是自下而上的，两性的机会平等最初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较低层实现，并逐渐地向上推进。

问题2：另外要提的一个问题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不同领域中性别平等程度不同。

男女两性似乎在专业技术领域获取成功（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位置）的机会较为平等——尽管女性更多的是中低层专业技术人员，但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男女两性的机会结构差异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