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和《青春之歌》

杨沫的《青春之歌》
一、作家介绍：
杨沫（1914——1995 ) ，原名杨成业．笔名杨歇、杨沫、君歇、小位等，祖箱湖南湘阴。

解放前主要写作散文和短摘小说，保存下来的不多。

1950 年发表中篇小说《书墉纪事》。

她的代表作是1958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文革”后，重写了“文革”中创作的长篇小说《东方欲晓》，更名《芳菲之歌》于1986 年出版．1990 年又出版了《英华之欣》，与《青春之歌》一起构成“青春三部曲”。

还出版有《杨沫散文》、《自白― 我
的日记》、《大河与浪花》、《杨沫小说选》等。

杨沫的的“青春三部曲”展现了从“九一八”到“一二· 九”，从“七· 七”事变到冀中平原上敌后游击战争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讴歌了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灿烂的革命青春。

其中《青春之歌》更是拥有广泛的读者，深受青年喜爱。

这部小说以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 年“一二·九”运动这段动荡的时代为背景，以党领导下的学生爱国运动贯穿其首尾，围绕一个冲出旧营垒的青年知识女性带有浪漫和传奇色彩的革命人生展开情节，表现了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觉醒和分化，真实地揭示出那个年代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

二、主题
《青春之歌》是一部探索民主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道路问题的长篇小说。

中国现到知识分子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复杂群体，他们在各个时期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与命运归宿，一直是信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以爱国青年为先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到1935年一二九前后掀起新的高潮。

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表现了不同的态度，对人生道路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青春之歌》以林道静的生活轨迹为主线。

展示了她从争取个性解放到走向献身于社会解放的革命事业，最终实现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艰难旅程。

以巴赫金“成长小说”理论来看，“性’与“政治”的并置构成了青春之歌这部“成长小说”特有的艺术风貌。

这主要表现在主人公林道静的塑造上。

三、自传品格
著名女作家杨沫，青年时代曾在北大旁听，《青春之歌》就有她在北大旁听的影子。

她写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原型据说就是她自己。

小说里有这样的描述：“小俞的脸白了，她以为道静又遭遇了什么不幸的事故。

‘没有什么。

’晓燕冷淡地说，‘ 她在北大旁听呢。

’”
杨沫的三妹杨成芸，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电影演员的白杨。

她因父母不和，既得不到父爱，也得不到母爱。

14 岁那年，她考进了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

在风景如画的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以外，全身心倾注阅读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

1 9 3 1 年春，父亲破产，逃亡不知去向，这个家庭瓦解了。

母亲把16岁的杨沫强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

她毅然反抗这桩包办婚姻，又跑回到西山的学校。

女儿的行为激怒了母亲，她断绝了对杨沫的一切供给。

1 9 3 1 年9 月初，杨沫去香河教书，就是新结识的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张中行介绍的。

去香河之前，她又与张中行见了两面。

杨沫感叹张中行的书多，学问大，博古通今。

张中行也喜欢杨沫的清爽、热情，以致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竟然已是恋恋不舍了呢。

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

1932 年，杨沫与张中行相爱并同居，他们当时住在北京沙滩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靠张中行家里寄来的少许的钱，艰难维持生活。

1932 年夏，杨沫怀孕数月后，不好意思住在自己家里了，就悄悄在张中行北大宿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安身之所，张中行也时常过来照看她。

当时两个人的感情已经有些隔膜，经常相对无言。

最后，杨沫去小汤山妹妹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了下来。

儿子生下1 2 天后，杨沫把儿子留给奶妈照看，自己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

没让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就把孩子的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张中行也就很快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

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地爱着他，原谅了他。

自此，也就是1932 年的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了同居生活。

杨沫给丈
夫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了杨沫苦闷生活的转折，她终于从小家庭走出来，走进了大社会，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

1933 年的除夕夜，杨沫来到了当了演员的小妹白杨的公寓。

那里聚集着十几位东北流亡的青年。

他们都是大学生，共产党外围组织“剧联”的成员，也有共产党员。

这个晚上是杨沫生活道路上的新的里程碑。

这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艺术地再现了出来。

杨沫认识了宋之的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

他们宣传抗日，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向她介绍马列主义书籍。

杨沫读的第一本理论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小说。

从1931 年到1936 年，她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

那几年，她多是住在沙滩低矮潮湿的小公寓里，为的是便于在北大的旁听。

此时的杨沫，一颗年轻的心全部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去了。

她寻找共产党，寻找力量，寻找新的生活方向，甚至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同志，为他们做了不少的事情。

这个不满20 岁的姑娘，开始拿起笔来参加斗争了。

她在1934 年3月15 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了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

这一时期她的创作热情很高。

杨沫晚年回忆说，当时我不知深浅，但勇气很足，得空就写，写散文、纪事、报道和短篇小说，用“小慧”的笔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副刊等报纸杂志投稿，发表于1937年的4 个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创作完成的。

《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割舍了小家庭的爱，为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感情投身火热斗争的故事。

主人公美真明显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的雏形。

这篇小说，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在北大周围学习和生活的经历，成了杨沫早期创作的源泉和动力。

经过她不懈的努力，最终功成名就，成为引人注目的大作家。

可以看出，从取材上说，《青春之歌》带有自传性质。

杨沫后来也说，《青春之歌》是一篇" ‘传记式’的小说”, “是我的经历、生活、斗争组织成的一篇东西”。

因而又可以说，它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

但在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年代，以“个人记忆”叙述一个知识女性自我成长的经历几乎是不可能的勿。

四、作品人物
*林道静
小说中的林道静始终是一个被伤害、被拯救、被帮助、被争夺的客体，作为她的成长阶梯的男性是不同的“国家”话语中各种政治象征位置的体现者，包括土豪劣绅余敬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余永泽、国民党人胡梦安、共产党人卢嘉川和江华等等。

在这里，每一种政治势力不仅仅暗示了林道静一生个人和婚姻的前途，更重要的是暗示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前途。

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将自我的人生经验，个人的成长经历，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织人到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如何由小资产阶级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宏大叙事之中。

其“织人”方式主要是将最具个人化特质的爱情叙事与政治叙事进行巧妙的缝合，使知识女性林道静的爱情经历与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统一起来。

这个统一性，在小说中具体呈现为林道静爱情经历中由三个男性所构成的三个成长阶段。

1、苦闷彷徨的阶段。

林道静初次步人读者视野的时候，从装束到行为，都是一个“五四”青年的模样。

她的不切实际的浪漫和天真，她
以“个人主义”的方式反抗地主家庭，以出走作为反抗的手段，都是“五四”时代已经证明无法走通的道路。

这预示了林道静对未来的人生必须做出新的抉择。

小说通过回叙林道静的家世，为其安排了双重血统：生父为官僚地主阶级，生母为农民阶级。

前者为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
先锋战士的艰难性埋下伏笔，后者为其革命性转变提供了基本动力和根源性说明。

林道静由反抗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到独立谋生的幻想破灭后投海自杀，被北大学生余永泽搭救，并相爱而同居，是她成长中的第一阶段。

余永泽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在海边救起林道静后，向这位天真、无助的美丽少女所展开的爱情攻势是：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谈雨果的《悲惨世界》，谈小仲马的《茶花女》 … … “他那薄薄的嘴唇，不慌不忙地滔滔说着，简直使得林道静像着迷似的听下来。

”于是，余永泽成了林道静“理想中的”“骑士兼诗人”。

林道静与余永泽的结合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走向革命的旅途中，首先选择的是来自西方的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人道主义。

而在林道静与余永泽经营温馨小家庭的日子里，余永泽身上的个人主义、爱情至上，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思想与行为，使他在林道静的心目中日益丧失魅力，并沦为“自私的、平庸的、只注重琐碎生活的男子”形象，作品以此表明，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30 年代，个人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2、林道静在感情上移恋卢嘉川以及她与余永泽的最终决裂，构成林道静成长经历的第二个阶段，追求探索阶段。

即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向往革命人生的阶段。

共产党员卢嘉川在林道静人生道路上出现并成为她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林道静向对方诉说自己
的“不幸”，而卢嘉川主要是讲述革命道理，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革命书籍借给林道静读。

革命理论使“她看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她个人所应走的道路”, “于是，她常常感受的那种绝望的看不到光明的悲观情绪突然消失了；于是．在她心里开始升腾起一种渴望前进的、澎湃的革命热情” … … 在全新的观念指导下，林道静同余永泽的决裂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了。

而这一决裂，乃是林道静摆脱个人的狭小天地，把自己的出路同民族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关键性的一步。

小说对她在迈出这一步时热烈又犹豫不决、倔强又顾恋反复、斗争又温情主义的矛盾做了细致的描写，较真实地反映了那时的知
识分子在走向革命的路途时所经历的曲折痛苦的心路历程。

3、卢嘉川被捕人狱并遭杀害，另一个共产党人江华的介人构成了林道静成长经历的第三个阶段。

即锻炼成长阶段。

于是，在江华的领导下，林道静开始了在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的阶段。

小说写了她在农村的磨炼、监狱的考验，并终于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的领袖。

与此同时，林道静曲折的爱情经历也有了最终的归宿，她成了江华的妻子。

在林道静的爱情经历与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同步展开的过程中，小说将其核心的主题定位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上。

作者一方面提示了林道静的一些弱点．为知识分子需要不断改造思想提供依据。

如她第一次独自散发传单后的自我陶醉和狂喜；一参加革命就想去“火热的战场上”当红军；被捕后又逞英雄，想“杀身成仁”等；另一方面又通过她经受敌人法庭和监狱的血与火的考验，通过卢嘉川、林红、刘大姐、江华多次批评教育，以及她在革命实践中顽强地磨炼，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她一步步与小资产阶级自我决裂的心路历程。

在着三个阶段当中，林道静实行了三次决裂。

第一次是为了求的个人解放与封建家庭决裂；第二次是为争取民族解放，与小家庭决裂；第三次是为了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与旧我决裂。

由此揭示出小说的主题：知识分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他的生命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说明了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命运同国家的名组命运结合在一起，才有真正的前途。

五、文本结构：
1、明线———林道静作为知识分子的成长史
A、抗争———无奈———软弱
这是林道静的成长历程之一。

林道静在成长道路上经历了一个十分
艰难的历程，高中毕业后，养母将她作为摇钱树，逼她嫁给胡梦安作姨太太，为反抗封建婚姻，她离家出走，不甘屈服，但又无力抗争的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选择了大海作为自己的归宿，在绝望的一刻，余永泽拯救了她。

具有“骑士兼诗人”风度的余永泽，潇洒有风度而又热心助人，爱情的力量唤醒了林道静重新生存的希望，罗曼蒂克的幻想和情怀，使她投入了余永泽的怀抱。

他们俩的结合开始是很幸福的，但两个人不同的价值观念注定了他们分手的结局。

B、彷徨———觉醒———奋斗
这是林道静的成长历程之二。

就在林道静苦闷彷徨之时，她结识了共产党员卢嘉川，他引导她学习革命理论，并逐渐投身于火热的斗争。

日渐觉醒的林道静进一步看清了余永泽自私、庸俗的真面貌。

当余永泽赶走卢嘉川，导致卢被捕，最后牺牲时，林道静终于与他分手了。

从林道静与余永泽的决裂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林道静在探求光明人生道路中的又一曲折经历。

这以后，她经受了一系列血的教训和斗争实践的艰苦磨炼，尤其是女革命者林红的热情帮助，以及她那誓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使她进一步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是为人民，为革命而奋斗。

她看清了自己思想深处存在的温情狂热，多愁善感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并自觉在平凡而艰苦的工作中锻炼自己。

在北大，她不顾生活的困苦，且忍受着同学们把自己当特务毒打的屈辱而积极地开展工作，经过艰难的跋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终于成为了英勇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卢嘉川牺牲后，江华作为卢的精神延续出现在林道静面前，接替卢完成对林道静的革命救助和引导，江华是如此高大，林道静只是一个亟待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她将永远走不出江华的英雄光环，林道静从个人主义者成长为无产阶级，沿着革命者的人生道路，展现知识分子由党领导寻找出路与真理的历史趋势。

《青春之歌》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典型，刻画了国难当头时走着不同道路的知识分子形象。

正是这些与林道静相互映照的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立体地反映了当时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为进步知
识分子谱写了一曲青春的颂歌。

2、暗线———林道静的情感史
时空的变迁通过林道静一人的经历贯穿起来，使得文章内容丰富而线索鲜明。

使各种人物的形象更鲜明。

A、余永泽———“精神恋情”
林道静和余永泽相遇的时候，正是其处于非常孤独寂寞的时候。

因为和家庭的决裂，加上工作上的不顺利，这时的林道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这时余永泽出现了，他起到了一个拯救者的作用，一方面他“英雄救美”式的从身体上挽救了林道静，同时在精神上给予了她慰藉。

在林道静的眼中，余永泽是“在艰难险厄的境地中，突然遇见了一个同情自己，而且救了自己生命的人。

”余永泽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她的“快乐原则”，他们之间产生的爱情是超越时间概念，不考虑社会背景，不估计道德等等的约束的。

小说中提到，当余永泽需要回校的时候，林道静的心中有了一
种“婴儿失掉母亲的沉重和惶悚”。

这是林道静在面对离开这位暂时的“精神恋情”时的犹豫和不舍。

B、卢嘉川———“英雄救美”
卢嘉川的出现打破了余永泽在林道静心中完美的形象，他把林道静引上了理想的道路，就外貌而言，与又黑又瘦，暮气沉沉的余永泽相比，有着“高高挺秀的身材，聪明英俊的大眼睛”的卢嘉川可谓魅力无穷!在林道静的眼里，卢嘉川既是她作为女性所倾慕的男子，又是她所崇拜的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强意志的革命引路人，她总是把对革命者的敬与个人的爱含混在一起。

作为新女性，林道静可以流露她对卢的爱慕，甚至可以向卢坦陈她的真实情感，林道静对党，对卢嘉川满怀着崇敬与仰视，使她遗落了女性的独立意识，又时常站在从属的位置仰视着男性权威。

C、 江华———“超我”与“自我”的对象
江华是林道静最终选择的对象。

这里面不仅仅是双方在爱情上的认
同，同时也是因为江华的某些特质迎合了林道静的情结。

当林道静第一次见到江华，小说是这样描写的：“远远就看见在大门口立着一个高高的，身体魁伟……”。

江华其实是卢嘉川的一种升华，他不失成熟男性的坚韧与沉稳，但同时也拥有革命者的激情。

这些表现在林道静身上就是最终选择了与江华在一起。

江华在物质层面满足了林道静本能的需要，同时在精神层面，也使得林道静在理论与实践上统一起来。

在林道静面对着江华的“特殊求婚”时，她的反应是很微妙的，“这个坚强的，她久已敬仰的同志，就将要变成她的爱人吗？而她深深爱着的，几年来时常萦绕梦怀的人，可又不是他呀……”这是超我与自我之间的一场战争，这种情况下，超我所处的位置是从自我中分离出来，并与自我形成对立的状态。

林道静此时产生了另外一种愿望，而这是超我不允许获得的满足。

因此，笔者认为林道静在该作品中开始扮演属于自己的爱情角色。

林道静是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她的思想和行为注定是受到国家社会导向的。

而余永泽一部分分化出来调节这种冲突。

此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成了自我的决定性的因素，代表外部世界对本我进行压抑是自我的任务。

“余永泽拯救的是身体，是一个可以激发知识分子浪漫情怀的美丽肉体，他是传统‘英雄救美’模式的再现；卢嘉川拯救的是灵魂，是一个必然伴随革命者勇猛前行的战斗单位。

而与江华的结合则充满着新时代女性追求的失落和无奈。

”
3、总结
从上述两条线索分析得出，林道静离开余永泽，多少折射了女性命运的坎坷和奋斗的辛酸。

当她认识了卢嘉川，对自我的寻求的女性意识似乎彻底被唤醒，也将以新的面貌———“革命”出现，卢嘉川牺牲后，江华作为卢的精神延续出现在林道静面前，接替卢完成对林道静的革命救助和引导。

林道静接受江华与其说是出于爱情，不如说是对革命理性的“屈从”。

因此，在此笔者认为《青春之歌》的明线是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的革
命史，通过林道静从个人主义者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人生道路，展现知识分子由党领导寻找出路与真理的历史趋势，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手册”。

与之交错的暗线是一个女性与三个男性的情感史，展现的是林道静寻找真正的人生伴侣和幸福生活的青春历程，林道静的成长过程是在被三个男性的拯救、唤醒和肯定中完成的。

余永泽唤醒了林道静生命中爱与美的意识，卢嘉川，是林道静革命的启蒙者，他唤醒了林道静的阶级意识；江华，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是一位革命的英雄，他与林道静并肩战斗着，在卢嘉川精神拯救的基础上唤醒了林道静的斗争意识和女性意识。

三个男性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即造就一个属于自己的林道静，要在精神上占有她，只是所使用的方式和话语又有所不同———余永泽，使用西方的人道主义话语，如个性解放、反传统道德、女性独立；卢嘉川、江华使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最终马克思主义完成了林道静的成长道路。

*诗人骑士与红色骑士
卢嘉川作为拯救者和余永泽这个拯救者有何不同呢？余永泽拯救的是身体，它是传统“英雄救美”模式的再现；卢嘉川拯救的是灵魂，是一个必然伴随革命者勇猛前行的战斗单位。

余永泽的失败、卢嘉川的成功标志着革命阶段性的转折，即现代革命已经超越了五四革命而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先进与否，全看他所选择的思想阵营体系。

在艺术风格上，《青春之歌》与同期长篇小说相比，其主观视角的采用和大量的感受性叙述，尤其对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细致人微的刻画，比较适合知识分子读者的口味。

作者以女性纤细的笔触，不仅探幽烛隐地描绘了女主人公丰富而隐秘的心理律动，而且对其他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也时有精微的运笔。

小说第十三章写余永泽目睹了卢嘉川与林道静亲密纵谈的情景后妒恨心态的戏剧性变化就是一例。

作者将一个大学生既妒恨又无奈，满腔气恼自我消化的心理过程刻画得一波三折又人木三分。

六、艺术特色
1、规模宏大，结构精巧
2、刻画细腻，描写深刻
3、善于将对人物的肖像描写和人物内心世界揭示融为一体，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

结语：
《青春之歌》作为一部将作者自我的人生经验织入宏大叙事而获得成功的作品，其艺术上的魅力，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作者作为知识女性特有的坎坷多艰的个人经历与个人化的情感体验。

而小说的明显不足― 人党后的林道静缺乏人党前的性格光彩，对“一二· 九”到“一二· 六”运动期间现实生活的描述粗糙等，也是山于缺乏亲身经历，因而写作起来比较困难。

这种不足在作者1961 年出版的修订本中有了进一步的扩展。

作者的这次修订，缘于1959 年《中国青年》和《文艺报》上展开的关于这部小说的讨论。

当时，有人批评这部小说“是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 “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相结合”, “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

茅盾、何其芳等多数人不同意这种教条主义的批评，但他们在肯定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的同时，也着重指出了林道静身上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并认为“让林道静实行了与工农结合，那自然更好”。

根据这次讨沦的意见，作者对小说作了重大修改，增补了十一章约10 万字，并剐削了林道静在接受革命教育后仍然流露的“小资产阶级感情”。

现在来看，这次修改是失败的，给人以适应观念而不惜生编硬造的印象。

小说语言显得色彩单调，缺乏多变的表现力，缺乏个性，正如茅盾所说，“还没有形成她个人的风格”。

青春萌动之恋：林道静与余永泽的故事。